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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能不用库图佐夫就不用他，但历史总是逼迫着亚历山大一再起用库图佐夫。但这让亚历山大更加的不痛快，因为他不得不把大量的勋章撒向库图佐夫的肩头，以酬谢老将的功勋，这是他极不愿意看到的。
库图佐夫作为俄军的最高统帅，却一生清贫。他负债累累，以致临终前还为此忧虑不安。在他死后，债主仍不断登门要债，而沙皇亚历山大拒绝向元帅遗属提供必要帮助，他依然
记恨着元帅，或者说是忌妒，因为历史一再证明库图佐夫比他高明得多，在那个时代只有拿破仑堪为库图佐夫的敌手。
侧文9：十二月党人广场
在彼得堡有一个广场，非常出名，原来叫“参政院广场”，后来因为建起了青铜骑士而被称为“彼得广场”，但是现在它叫“十二月党人广场”。以纪念1825年那些汇集在广场要求废除沙皇统治，解放农奴的“十二月党人”。
1825年12月14日的“十二月党人广场”，枪声、炮声、马嘶、惊叫震荡着俄国的心脏，1271名起义者和老百姓被杀，血流满地。这血痕从此无法从俄罗斯的心灵中抹去，列宁说：“贵族中的优秀人物帮助唤醒了人民。”
1925年在十二月党人起义100周年的时候，把这座广场改名为“十二月党人广场”，直到今天。
侧文10：三大问题
俄罗斯知识分子一直以来思考着三大问题，一是东西之争，是走东方式的道路，还是西方式的道路？二是俄罗斯的苦难到底是谁的错？三是俄罗斯到底向何处去？
围绕这三个问题，无数俄罗斯知识分子耗尽了心力。
在19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东西之争中，俄罗斯知识分子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斯拉夫派，一派是西方派。斯拉派认为俄罗斯有着不逊于西方文明的文化积淀和民族特性，完全可以走出一条俄罗斯的道路。
西方派认为俄罗斯应该走西方式的道路，正如恰达耶夫在《哲学书信》中所说：“对于俄国来说，首先是野蛮的不开化，然后是愚蠢的蒙昧，接下来是残暴、凌辱的异族统治，这一统治方式后来又为我们本民族的当权者所继承了，——这便是我们可悲的历史。”
不论谁胜谁负，这场论战都标志着俄国知识分子成为一个不同于官方、宗教的独特阶层，有着自己的体会和特点，为俄罗斯的发展谋划出路。正如赫尔岑所说：“我们大家都有爱，但具体说来爱与爱又不相同。”
侧文11：俄国知识分子
俄国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群落，他们与任何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都不相同。
“俄罗斯是恋女，知识分子是情郎。”这是高尔基的名言，这句话道尽了俄罗斯知识分子与国家、人民的情感。
俄罗斯知识分子们具有强烈的反思精神，面对长期的农奴制和在痛苦中呻吟的人民，他们总是扪心自问：“谁之错？”
他们总是将问题归结到自己身上，为自己不能给俄罗斯指出一条阳光大道而认为有负于人民，正如一位俄罗斯哲学家所说：“俄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他们的前辈，在民众面前总有一种负罪感，这种‘社会的忏悔’，当然不是对上帝，而是对‘民众’或‘无产者’。”
出于这种强烈的负罪情感和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一些知识分子认为俄国农民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他们被称为民粹派。很多出身豪门的知识分子放弃自己的财富，穿上最朴素的农民服装到乡间去发动农民，告诉他们沙皇制度是万恶之源，要彻底推翻。
但没想到，他们把农民们吓得不轻，对沙皇抱有传统式好感的农民认为这一切与沙皇无关，是那些贪婪的奸臣造成了自己的痛苦。于是农民们把知识分子抓起来送到官府，这场“到民间去”的运动失败了。
既然农民是愚昧的，那么就自己动手铲除俄罗斯身体上最大的毒瘤——沙皇。
这些文质彬彬的书生制造起了炸弹，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在彼得堡、莫斯科，爆炸声和枪声时常响起，亚历山大二世和亚历山大三世先后被刺，知识分子们伤亡惨重，列宁的哥哥就因此被杀。但老沙皇被杀，新沙皇却因此更加残忍。一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这些人中，就有列宁。
1905年，革命以前所未有的力量爆发了，但依然失败，人民血流成河。知识分子的负罪心理更加强烈，当时，大学生自杀人数迅速增加，1908年达237 起。
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思考并没有结束，1909年，布尔加科夫、别尔嘉耶夫等一批著名知识分子合作出版了《路标》文集。7位作者用手术刀一样锋利的思想解剖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灵魂，以近乎否定的态度历数俄国知识分子种种罪行。
俄罗斯知识分子就是如此的特别，他们的痛苦是真实而强烈的，完全不同于那种无病呻吟式的假清高，而是灵魂深处的苦行僧。
别尔嘉耶夫曾经在《俄罗斯思想》一书里强调：“俄罗斯知识分子是完全特殊的、只存在于俄罗斯的精神和社会之中的构成物，……知识分子是俄罗斯现象，它具有俄罗斯特点。”
而一位外国学者如此评价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他们从一开始就视自己为社会意识和良心的承担者，如果必要的话，他们将以长期备战的状态进入政治疆场与掌权者厮杀。”
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舍我其谁的忧虑，构成了俄罗斯心灵的内核。被称为“俄国第一个知识分子”的拉吉舍夫在他的名著《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中宣称：“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
侧文12、冬宫门前的巨响
亚历山大二世因为解放农奴而被人称之为“解放者”，但就他内心而言他还是一个专制君主，解放行动本身不过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
正如他对德国大使俾斯麦所说：“皇冠给了我权力感，如果皇冠失去了，那将是我的人民和民族的灾难。”
当他觉得局势有所好转之后，就拒绝进一步改革，他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保护俄国人民免于那些处于萌芽状态的有害邪说的影响，这些邪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可能酿成社会灾难”。
他对内通过成立最高治安委员会来打击要求进一步改革的力量，血腥镇压；对外依然念念不忘俄罗斯的雄图霸业，大举侵略中国，从中国夺走大约7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随着“解放者”光环的暗淡，1879年8月，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判处亚历山大二世死刑。他们组成了专门的刺杀组织，认真进行训练和准备，进行了数次暗杀，前两次都失败了。
1881年3月1日，民意党人再次行动，这次的组织者是阿·伊·热里雅波夫和斯·拉·彼罗夫斯卡娅，后者是尼古拉一世的显臣拉·阿·彼罗夫斯基伯爵的女儿，也是亚历山大二世大臣维·阿·彼罗夫斯基伯爵的侄女。
当沙皇乘坐的马车从冬宫出来不久，早已埋伏好的民意党人扔出了第一颗炸弹，炸毁了亚历山大二世所乘的马车，但亚历山大二世本人安然无事。但这位君主表现出了军人的荣誉，他不听劝阻走下马车查看卫兵伤势，安慰他们。但此时，第二颗炸弹爆炸了，亚历山大二世和刺杀者都倒在血泊之中。
当天下午3点30分，沙皇死去，终年63岁。
侧文13：列宁之家
1870年4月22日，在伏尔加河畔的辛比尔斯克城的一座房屋里，一声啼哭响起，孩子的父亲伊里亚·尼古拉也维奇·乌里扬诺夫给新生儿取名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这个名字也许不被今天的人们所熟知，那么，他有另一个名字——列宁。
列宁的父亲虽然出身平民，却一心向学，阿斯特拉罕中学校长曾经为他申请助学金，说他是“有天才的孩子”。可是督学的答复是，发助学金的目的“只是为了减轻官吏在教育子女方面的负担。而乌里扬诺夫属于平民阶层，把他列入领取助学金的名额之内……是没有充分理由的。”他只能“自费”考入喀山大学物理数学系后，靠做家庭教师挣钱养活自己。
他的努力富有成果，他以其出色的学业留校任教，后来又成为辛比尔斯克省的国民教育
总监，他为了重整初等国民教育，做了大量工作，他“既是边区的启蒙教师，学校创办人，建筑师，又是地方自治局开办的市教区附属训练班的领导人，还要经常与地方自治局周旋，求爷爷告奶奶地求他们多拨点教育经费。”
他经常“乘马车在乡村奔跑，在严冬的大风雪里挨冻，在春天的雪水里跋涉，在客栈里被烟熏，忍饥挨饿，备尝艰辛。”
同情人民，希望为改善人民生活做些事情，是他教给孩子们最基本的情感。他曾经让列宁义务给一位青年教师上课，即使父亲去世后，列宁也没有停止这项义务教学。这位青年教师后来回忆列宁之父时说：“他是一位大人物。他是真正为人民的利益而生活的。”
列宁的母亲贤淑典雅，精通德语、法语、英语，弹得一手好钢琴，这位母亲把列宁一家的日子，分成德语日，法语日，英语日，到哪天就用哪种语言对话。
在这个富有教育气息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三子三女都很有才华，且富有同情心。
列宁的大姐安娜中学毕业时获得银质奖章，大妹奥莉加获得金质奖章。她俩都升入彼得堡女子高等学校。大哥亚历山大获得金质奖章，是全班仅有的两个进入彼得堡大学的毕业生之一。小弟德米特里在莫斯科大学和尤里大学学医，小妹玛丽娅先后在莫斯科女子高等学校、布鲁塞尔大学、巴黎大学读书。
列宁在中学时代被誉为全校的“光荣和骄傲”，是金质奖章获得者。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就学完了法律系四年的课程，获得了首都大学的优等生毕业证书。
侧文14：列宁遗嘱
列宁一生都在思考引领俄罗斯民族如何走出一条崭新的发展之路，即使在他晚年重病之时，也没有放弃对此的研究。
1922年12月，列宁心脏病两次发作，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为此向中央提出要求，每天用一定时间口述一些想法。中央最后同意他每天用5到10分钟口述。
就利用这每天5至10分钟的时间，他留下了《日记摘录》、《论合作制》、《论俄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五篇文章和两封信件。
在这些文件中，列宁根据自己一生的理论实践成果，对未来苏联的发展建设提出许多真知灼见。他认为俄国革命是在十分特殊的情况下进行并成功的，与马恩著述的情况不很一致，不应简单照搬，而应结合苏联的具体情况开展建设。
在《论合作制》一文中，他认为合作社是引导小生产者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好形式，他说：“在我国，单是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转变了。” 他所说的合作制是适应商品经济规律的合作制。
此外，列宁非常关注党建和政治体制，他认为苏联的许多部门体制，都是延续沙皇俄国的一套，官僚习气严重，弊病很多。
列宁认为应该从四个途径着手改革：
一是实行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只有当全体人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彻底战胜官僚主义。
二是建议工农检查院同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并赋于这个机关对国家机关进行监督。
三是改革干部制度，大量培养选拔懂得生产技术、有科学知识的管理干部。
四是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
此外，列宁非常关注自己去世后，由谁来领导苏联建设的问题。为此，他断断续续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专门谈了他对中央领导核心的看法与建议。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利，但他能不能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利，我没有把握。”
“……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进行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卓越的才能，也许他还是现在中央最能干的人。但他过分自负，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1917年月10月反对武装起义不是偶然的，但是这种事情也可以少归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克主义可以少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
“……布哈林同志是党的理论家，是全党最喜欢的人物。但他的观点里面有一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
“……皮达可夫同志是个具有坚强意志和卓越才能的人，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