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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甚至很快注意到两者间一处轻微的差异。
能看到一名活生生的“前中情局情报官员”在他面前，而且还是远亲，宫泽先
生似乎很惊奇。带着好奇的眼神，宫泽先生问了我一些关于过去和现在的问题。他
很谨慎地没有触及什么敏感或令人尴尬的问题。我们一直呆到秘书进来提醒他下一
个约见。
宫泽先生的确登上首相宝座，但不幸的是他留给人们的记忆：在他的领导下，
保守的自民党政府在执政38年以后第一次被细川护熙首相领导的更开放的联合政府
所取代。
我作为外国记者的地位即使不是每周也是逐月在提高。我参加了许多在大使馆
和高级饭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我逐渐对这些饭店了如指掌。
饭店是间谍活动最便利的舞台。在这里可以公开地或秘密地进行集会、会谈、
宴会、闲聊、喝酒、吃饭、交换材料等。这里有走廊、拱廊、餐厅、大厅和酒吧，
当然还有房间，对情报搜集者来讲，它们就像设备完好的游乐场。如果需要还可以
很方便地叫计程车迅速离开。
我开始用心去了解东京大部分豪华饭店，以及地点、路线、公厕、公用电话和
出口。
只有一个出口的饭店是不受情报人员欢迎的。这就像一个老鼠洞，房中的侦探
会随时警觉地盯着唯一的出入口。
我开始被邀请参加鸡尾酒会、自助餐会、重要人物的接待会或庆典等。
铺张的自助餐会在日本很普遍，鲜花点缀或冰雕装饰的大厅里摆着各种佳肴美
食，客人也很多，但我几乎不认识他们。我一般因惦记自己的首要目标，在这种聚
餐会上吃喝很少。但在这种场合很少有行动机会。如果餐会上很拥挤，我就不能随
意走动，那么我会试着呆在离食品台较近的地方，而且倾向于靠近我喜爱的食物，
如生鱼片。龙虾和小虾等，等待着或许有吸引力的谈话对象出现。
即使我是酒精中毒者——这个称呼当时仍然不普遍或不被了解——就像被东方
人称赞的那样，我很英雄般地喝酒。
后来在另一个场合，在一个中国人的招待会上宾主间相互敬酒，我干了24小杯
强劲的茅台酒（另一名客人夸口他喝了25杯）。我几乎接受了一名侍者狡猾的挑战
而将整齐摆放在我面前的12杯满满的酒喝下去。也许我全喝下去也没什么恶反应，
但这样会使陪伴我的妻于——可怜的人——受到全场瞩目。
在东京的那些聚会中，我的记者身份很好地帮助我与外交官、记者同行、以及
可能是许多国家的情报人员接触，我过去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和大量的阅读得到了极
好的回报。我可以很明智地讲话，用灵通的消息和趣闻使谈话变得更活泼。有几个
大使经常用非正式和甜蜜的口吻征求我的意见。
当时，日本严重依赖于美国情报的输人，与日本有关的事务由中情局东京站联
络处以紧密协作的方式掌握着。因为我与该处不发生联系，所以我与日本政府之间
的关系纯粹是从记者的角度出发的。
日本外务省让我感觉很愉快，我试着尽可能真诚地与那里面的官员相处。
一次，一名新来的外国记者无知地写了一篇刺激性文章，讲新近回归日本的小
笠原群岛上“可能进行核试验”。这篇文章完全不负责任，忽略了日本人对核问题
的过敏性，但是这条消息立刻上了那记者的祖国报纸的头条。新闻工作方面的老板
要求我写一篇相似的文章对其加以证实。
我认为这很荒谬，只有不了解日本人的傻瓜才会捏造这种毫无依据的故事。如
果我写了任何与之轻微相似的东西，外务省的朋友会瞧不起我，因为他们知道我应
该更了解实情。这是卑鄙新闻的典型事例，但我伤害了老板的感情，因为他不了解
情况。
不久，我与外务省的和睦关系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外务省每周发布一次外事
新闻简报，主持人通常用英语发言，录相和出版外务省新闻发布会记录也是用英语。
有时主持人，即情报文化局长官会打断报告会，私下用日语向我确证一些消息，使
我非常得意。外务省发言人是一名温文而雅的卓越的外交官，是第一个用英语主持
面向外国记者的新闻发布会的外务省首席发言人。后来，他升职去了伦敦当大使。
然而，我的极密情报官身份在东京站内仍然是机密。
一天，一次极密情报官的秘密会议分发了一个紧急电话号码。在世界上的任何
地方，我们通常假设所有美国高级外交官的电话都受到了所在国的监听。在遭到逮
捕或遇到其它与所在国政府有关的紧急情况时，这个号码可被确认为是驻日美军基
地的一个号码。
我是唯一没有得到号码的极密情报官。我仍然记得当我询问时，联络官幽默的
回答。
“为什么我没有得到它？我能得到吗？”
“不，保罗，你不能。”
“我可以问为什么吗？”
“因为你的身份属于机密。”
“喊！那么遇到紧急情况时我该怎样做？”
“你只能在监狱里耐心地等待。”
“什……什么？哦！别这样，你一定是开玩笑。”
“不，我没有开玩笑，我们不能给你这个号码，你只能在牢里耐心等待。”
“哎……”
我采访除体育以外所有类别的新闻。然而出于个人爱好，我能得到了世界拳击
锦标赛靠台边位置的票。当时日本拥有几项较轻级别的桂冠。
我采访过许多访问日本的外国政府首脑，遇到过无数为某一理由访问东京的外
国政府部长。使人记忆深刻的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总统，还有他的淡色眼镜、雪茄和
小手指上硕大的钻戒。印度甘地总理是另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
我是一名快手。采访国际会议时，在听的同时我已经准备好了句子。回到办公
室面对打字机时我已经想好了第一段。我在法国受到的写作训练对于概念的产生和
文章结构的组织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在这一方面，不少同事会以他们的开头段落
向我征求意见，这令人喜悦和满足。
我采访过两名国际选美赛的参赛者，享受被邀参加的几个场合的每一分钟。我
发现近看不是每个参赛者都漂亮。
在一个为参赛者举办的庆祝会上，我和一名参赛者聊天，预测她会进人前三名。
她谦虚地认为自己没那么漂亮，并许诺如果我的预言成真，她将和我约会。
最后她获得了亚军，并实践了诺言。日本赞助商精心地为每一位获胜者安排了
一名长期陪伴，以避免传出任何绊闻。她用小小的诡计甩掉了跟随。
我带她去了酒吧和我知道的一个摇滚俱乐部。当时在东京很少见到美丽的白种
人，至少不会像她那么漂亮。日本男人们震惊了！他们用忌妒和羡慕的眼神瞧着我
们，从中我获得了极大的尊重。我也很尊重这个充满魁力的女人，她是参赛者中唯
一的研究生。
我开始理解“无冕之王”的力量。有一次，一帮人占据了我紧邻的公寓，通宵
达旦地喧闹。尽管我还没将那种力量发挥到极致，我确实成功地驱逐了这帮暴徒。
一个晚上，通过我用链条锁住的铁门开口处，我大声要求他们安静。他们并排
站在开口处，想看看这个胆大的外国人是谁。我咆哮着责骂那些面孔，宣称如果他
们不立刻安静下来，我会打电话给东京警视总监。两天以后这帮人搬了出去，房东
为此十分感激我。
这次并非是虚张声势，我完全可能打电话给警视总监。虽然我可能没有机会对
总监本人讲，但我可以同他的助手讲，他的助手会向外交部查证。在核实我的地位
和身份以后，警视厅会及时赶来处理这件事。
日本对外国记者永远是最热情的。
当我的记者生涯步步上升时，我的间谍职业却从来没有上升过。唐·布朗耐心
地引导我向这个或那个目标前进，但我作为一名间谍仍很不成熟。我能够愉快地单
独采访诸如巴西总统夫人科斯塔·达席尔瓦这样的大人物，并且写出她第一次经历
地震的故事。但我在采访那些可能提供情报的真正目标时，却感到很困难。
第一次采访一名很有价值的对象时，我有很充分的理由认为应该和采访其他人
没有什么区别。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我很紧张，以致能看见我的双手和记事本在桌上颤抖，我
不得不将记事本放到膝盖上加以掩饰，结果记事本又从抖动的膝盖上掉了下来，近
乎一场灾难。幸好没有更糟的事发生。
根据日本对签证的要求，我不得不每半年离开日本一次去更换我的签证。我可
以选择去南韩、台湾、关岛或香港，旅费由中情局提供。
我第一次旅行去了南韩。旅行中我还必须做一些烦人的间谍工作，因为我缺乏
经验，结果变得无关紧要。
当时正是南北朝鲜关系紧张时期，实行严格的宵禁，任何违反者都可能没有争
辩的机会而被枪毙。
我连一个韩国字都不会说，也不想对韩国人讲日语，因为我认为这样会触怒韩
国人，使他们回想起悲惨的过去。
到达汉城的头一晚，我放下行李就准备到饭店外面来一个夜晚“冒险”（这是
我到一个新地方的恶习）。
将钥匙放到饭店的柜台时，我听到服务生对我说了些什么，因为不能理解，所
以没有太在意。
朝着饭店的前门走了几步，我似有所觉，回去问那服务生刚才说什么。经过多
番努力才听懂他带有口音的英语，他刚才是提醒我午夜的“宵禁”，而当时是晚上
11：53。
第一次去汉城旅行，唯一值得夸耀的是我为一个俱乐部赌场的保险箱作了慷慨
的奉献。我被骗买了只假的“质地很好带着特殊绿色釉彩的李朝油罐”，而且还从
一名“值得尊敬的博物馆长”（即出售者自己）处得到了“真品”的证明。
多年以后，我向我的日本耶酥会导师展示这个“稀有的古代罐子”，他对多个
地域的文化有深刻的了解。
这位神父看见罐子后马上就笑了。按照他的说法，这是一件拙劣的作品，期望
的红色没有显现出来而代之以绿色，确实是“稀有”。
我有一位亲密的女性朋友专门从事古董交易，来往于世界各地进行“有价值的
收购”。我曾经试图以“50万美元的特殊打折价”将那只“稀有的罐子”卖给她。
我们常常以那只愚蠢的罐子开玩笑取乐。
我仍拥有那罐于，准备以50万美元的价格将它卖出去，或者不行的话，只要超
过200 美元就行。
在开始的一年半间，唐·布朗是我所在的东京站站长。按照唐的说法，我在一
份报告中提供了“一句话”
，但他仍然和蔼地赞扬我。后来我觉得这糟透了。
情报报告（IRS ）是指由站里负责报告的官员将所在区域搜集到的情报分类整
理而得的报告，它将被反馈到中情局总部，然后，如果被认为有价值或有用，它们
将被重抄并散发到我们称之为“顾客”或“消费者”的适当渠道，例如白宫。国务
院。国防部等。
在我加人中情局的很久以前，一名天才已经在东京建立了一种计算方法：按照
年度发往总部的情报报告数进行东京站全年费用的分配。我得知情报报告的价值是
每份10000 美元之巨。
我曾经碰到一名怪异的情报官，他宣称自己在较短的时期里已经从东京发了2000
份报告。是否属实非常值得怀疑。当他听我讲到关于报告的价值时，试着口算但不
能进行乘法运算，只好找来纸笔算出他的“2000份报告”已经创造了多少价值，然
后他大声惊呼：“2000万美元！我写出了价值2000万美元的报告！！”
我想他可能会用心脏病来奖赏自己。很遗憾，就像后文将要提到的那样，某些
中情局官员并不是那么聪明。
60年代后期，在相对保守的日本，性解放思潮还没传到。但在那里，我曾经有
一段花花公子似的快乐时光，在酒吧里与女人邂逅或相会。据我所知，只有其它国
家的男人才会有这样的经历。
在巴黎，有时男人们很自由地相互“转让”一名随便的女人。圈子里的每个人，
包括女人，都会获得愉快的享受。
我一定程度地进人了一个由24－28岁的日本职业女性组成的“性圈子”。按照
当时日本人的标准，她们是少数已过结婚年龄的人。她们中的大多数是办公室女性，
有固定收人，外表和品味高于一般人，已经有过一两个爱人，并且厌倦了单身生活。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们有一套转交男人的制度。如果我没有亲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