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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精通四种世界上主要的语言——英语、日语、普通话和法语之外，我还在
国际政治、经济、商业。管理和谈判等方面都有颇高的造诣。
我向妻子保证说，能说这四种语言并且在许多商业领域都很博学，加之对日本
的经济也非常了解，我退休之后找一个体面的工作应该毫无问题。
这又将成为我一个完全错误的预言。
我实际上找到了一些更体面更好的工作，付给我两倍于我在情报局的薪水，并
给我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可是不知怎么的，它们全都“蒸发”到稀薄的大气中去
了，我只好在下一章再详述。
因为那时我还没有退休，尽管我的身体还很虚弱，我还是决定去过尽可能充实
的生活。
我还记得在我第二次患胰腺炎后仅仅三个月，我肩扛着7 岁的儿子在白金汉宫
前的人群里站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观看卫兵的换班仪式。
按照医生的嘱咐休息了三周后，我又以极大的热情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两周后，我征募了一位经过批准的目标人物作自己的特工。这又一次让我的副
部长惊异于我完成征募工作的速度。我已不再和他争辩，我只是做好所能做的一切。
但是，尽管征募该特工得到了上司的批准，而且我认为也得到了总部的批准，
他却无法得到我们需要的情报。因为他没有我们期望的获取情报的途径，我们之间
的关系友好地结束了。
我必须定期返回西德接受身体检查。有一次我顺便开车带妻子去西德和奥地利
做了一次旅行。我们去了法兰克福，奥格斯堡〔在那里我们碰巧遇上了罗马帝国皇
帝奥古斯都建立奥格斯堡2000年的庆祝活动），还有慕尼黑，以前希特勒的别墅地，
以及维也纳，还在萨尔茨堡遇上了莫扎特纪念祭。然后我们去了维罗那和佛罗伦萨。
尽管这次旅行被我持续不断的气喘破坏了，沿途的风光和经历还是给我们留下
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在德国的快速公路行车没有速度限制，我试着把车开到了180 公里（112 英里）
的时速，远远超过了广告上说的我们这辆车的速度限制。我之所以没有把车开得更
快，是因为我知道任何最小的意外都会使我们三个人命丧黄泉。和子也亲自试过把
车开到160 公里的时速。我们高兴地看到，在西德的许多城市，警察的巡逻车和我
们的车是同一个型号——奥地80。
当我在巴黎学习的时候，“纳粹德国”是我的主要研究课题之一，我还阅读了
大量关于纳粹迫害的资料。
因此，我们来到慕尼黑附近的DACHAU。
在我驱车前往DACHAU的路上，我向妻儿讲述了纳粹德国残杀犹太人的惨史，我
的声音因为激动而硬咽了。
也许是巧合吧，那天是星期一。和众多德国公共机构一样，DACHAU集中营遗址
不对公众开放，我因此不必去忍受参观它而带来的痛苦。我把儿子举起来超过大门，
让他能更好地看到里面囚营的景象。
维也纳是一个古老的帝国首都，但一点也不逊于我所熟知的巴黎让人心动。众
多的著名音乐天才曾齐聚在这个曾经辉煌的都市，这段历史以及看到“音乐家墓群”
让我们惊讶不已。
不幸的是，那些曾经极大激发了贝多芬和施特劳斯父子创作灵感的树林，在炎
炎夏日里使我的气喘更加剧烈。
我也无法去葡萄园品尝那些名闻遐尔的葡萄酒。
我们到达萨尔茨堡时正值莫扎特音乐节的高潮。但我们搞不到参加任何一项活
动的门票——我们也没钱了。
让我惊奇的是，当我穿行于维罗那的大街小巷找寻旅馆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
“朱丽叶之家”。
我一直认为（罗密欧与朱丽叶》只是虚构的小说。在我年青浪漫的时候，我能
记住那出戏的大部分情节。
我从来不知道它居然来源于一个大致相同的有迹可寻的传说。
和子随意地在古老的阳台上照了几张相。
在我们返回罗马的路上，一次事故使我彻底从对高速度的沉迷之中解脱出来。
我们像往常一样在一条双向两车道的高速公路上以160 公里（110 英里）的时
速行驶。车的左前灯闪烁着，表明我要超车，可是我前面的车毫不避让，继续以至
少150 公里的时速行驶。
然后，我看见远处有两辆车向我们迎面驶来，两辆车都以大约160 公里的时速
行驶着，我意识到迎面而来的两辆车是不会减速的，而且后面的那辆车正亮起左前
灯准备进入我们的车道超越前面那辆车。公路又长又直，视野很好，但是四个司机
都没有减速，我同样准备进入反向车道超越前面的车后再迅速返回自己的车道。
我觉得自己不能让步，另三位司机恐怕也是这么想的。这是一场愚顽的表演。
我甚至没有时间去注意那几辆车的型号，我为高速行驶而戴着手套的双手一打方向
盘，进入了反向车道。但是迎面而来的第二辆车也做出了相同的动作。我以180 公
里的时速超过了前面的车，在最短的距离内拐回了自己的车道。与此同时，对面超
车的那辆车在超车后也及时拐回了自己的车道，避免了和我的车迎面相撞。当那辆
车拐回自己车道时与我的车的最近距离小于5 米，而两辆车却以360 公里每小时的
相对速度擦肩而过！
我立刻惊出一身冷汗，这样迎头撞一下会使我们全家和那辆车上的人，以及那
两辆拒绝避让的车上的乘客全部命丧黄泉！
仅仅为了愚蠢地自高自大地表现自己，我冒了多么不值得的一次险。和子和彼
得都在后座上愉快地沉浸在梦乡里，任何来自和子或彼得的尖叫都会分散我的注意
力而导致一场灾难！
我向自己发誓再不去冒这种毫无意义的风险。毁灭上帝赐予的生命与肉体将是
对神的一种亵渎，我为自己险些犯下的错误而深深地自责。
其他的几位司机肯定也会一辈子怀着这种恐惧。我们从此不再超速，至少不在
路况不明的道路上。
那时，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艾滋病）正逐渐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我妻子
问我是否会染上这种恐怖的传染病。
由于某些无法解释的原因，从1982年起，我不再去胡天胡地，因此我肯定地说
我不会得这种病。我承认我并非没有尝试过和我遇到的可爱的女士创造“临时”的
恋爱。但不知怎么的，我的尝试从未成功过。
我的虚荣心使我窃以为自己仍多少保存了一点过去的迷人之处，我想我只能把
它归功于神，因为我保持贞洁而予我的恩赐。我询问和子对此的看法，我的好太太
宽容地同意了我的观点。
最近，风闻艾滋病肆虐泰国，我妻子严肃地询问我1970年绕道经过曼谷的那次
旅行的情况，她觉得有必要对这件事认真对待。
我不得不告诉她，在1970年，就算有人想买艾滋病也买不到，何况那已经是一
段20年前的古老历史了。
我们分部要从事许多与苏联和东欧有关的活动，我们缺乏有效的行动领导。苏
联克格勃特务头子 Vitaly Yurchenko 在罗马叛逃到美国大使馆，一时间形势骤然
紧张，整个罗马成为谍报工作的秘密战场。
由于各部门独立行事，因此我除了队报上看到的消息和认上司那里零星得到一
些新闻之外，我对事态的发展毫不知晓，我通常不过问与我无关的事情，那是非职
业情报人员才干的事。但是只要与我有关，我就会问上许多问题。
国际恐怖主义的活动令人惊恐地频繁发生。出外活动并常常与罗马站的行动脱
离联系，使我感到孤立无援，但这就是极秘情报官的生活。
对于恐怖分子的零星袭击，我无法做什么应对。
我正在与几位棘手的目标人物“摔跤”，但没有什么明显的结果。尽管这是预
料中的与棘手目标打交道的结果，我还是对指挥部门的毫无创意而又区别对待的支
持颇感失望。
我也曾向副部长提出过这些，但是在谍报工作中，失望是经常有的事，一个极
秘情报官不必对这些太过认真，对这些不平等对待的抱怨是没有用的，他不必为此
而丧失理智。我们都清楚，对极秘情报官的对待是不公平的。
这一次我依然不去理会同僚们对我做的一切，我努力去宽恕他们，对那些不值
得宽恕的事情就尽量不去想它。
他们告诉我一家公司的名宇，并说它可能与苏联政府和克格勃有着密切关系。
然后我受命去接近它，搜集所有可能得到的信息，哪怕是无中生有。
在我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别人却指望我像魔术师那样创造奇迹，而我又得
不到一点称赞。
我既没有过多地抱怨，也没有放松努力。我仍然对作为一名好的情报官而感到
自豪。但却不再对我的上司抱有任何期望。
于是我尽力完成这项工作。虽然对结果不抱希望，却仍然像惯常那样小心应付
可能的危险或失策。
和平时一样，我用真名以国际商业咨询顾问的身份与一位积蔼的。能于的商人
交朋友，我们谈论一些与商业投资有关的事情。这些投资来自日本那个我确实认识
的富豪的国家。我的故事几可乱真。
吃过几次饭之后，我们关于商业问题的友好谈话进展到一项价值1300万美元的
关于在意大利一处风景秀美的地方购买幢豪宅和一个上等葡萄园的计划，我被热情
地邀请与我的新朋友一道去访问莫斯科。
莫斯科？噢，不，我不去莫斯科。我曾经被邀请去过一个相似的地方，我知道
像莫斯科那样的地方对我来说就像月球那么遥远。那是那些穿着其他服装的人去的
地方，而不是穿着商人装的我该去的地方。
如果是在意大利见几个克格勃情报官的话，当然可以，非常高兴。如果是去莫
斯科，“免谈”。那是我在被对方邀请去其他一些地方以前被告知的应有的态度。
副部长对“商业谈话”进行得出乎意料的迅速和由此而取得的实质性迸展感到
十分紧张。
买一幢有葡萄园的别墅？你怎么去办这件事，更重要的是，你打算怎么从这个
你正进行实质性讨论的交易中解脱出来？
由于对微妙的操作策略和模棱两可的欺人之谈明显地缺乏经验，副部长完全有
理由如此紧张焦虑。
我向他保证我可以处理这件事，“别为此担心”。
那是他让我去做的事，既没有计划也没有谋略，他应该享有一切可以得到的成
果，如果他在没有清楚。连续的计划的情况下把我投进狼窝，看到我带着几只活着
的狼回来，他也不应该吃惊的c 我不可能指望从他那会得到任何感谢。
我真的可以与几位认识的日本人接触来延迟那次商谈。我个人认为那是个相当
诱人的投资计划，并且我也很乐意像我的新商业伙伴建议的那样去实地考察一下，
那些日本人都很富有并热衷于投资的人。
我唯一担心的事情是意大利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如黑手党等的干涉。
我最终决定中止这笔“生意”。我打电话给我的商业伙伴，告诉他我在美国的
总公司由于我身患哮喘以及意大利猖撅的恐怖分子而命令我返回。
我很抱歉说谎，但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并且我作为理由的两种情况确实存在。
我的朋友听上去很失望，但还是接受了我的解释。
我带着家人去伦敦旅行。在那里我遇见了一位在巴黎就认识的老友，一个中国
女孩。我一直把她当成一个小妹妹。
我们住在这个已经离婚的朋友的家里。她的儿子们与彼得相处得非常好，至于
我的老友，她很快和和子成了知心朋友。她给和子讲我以前的荒唐行为，并说如果
和子征求她意见的话，她肯定会建议和子不要嫁给我。
我们去了苏格兰。为了满足彼得的愿望，我们还去了尼斯湖。我们在那儿给朋
友们发了许多明信片，告诉他们我们抓到了尼斯湖怪兽，并把它做成了生鱼片，但
是难吃得很。
当我离开罗马并正式提出退休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和请求一下子冒出来，
仿佛我的存在第一次被注意到。
副部长问我退休后想干什么。我告诉他我打算做一名国际商业咨询顾问，他猛
地轻蔑地大笑起来。
我问他：“你知道我过去10年的掩护身份是什么吗？是国际商业咨询顾问。与
情报局里的其他人不同，作为潜藏的情报官，我的生存依赖于我对自己的掩护身份
的工作的真正了解，我非常了解我的掩护工作，可以在我过正常的平民生活的时候
继续从事这项职业，并且我恰好会好几门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