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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捐赠财产，曾对教育设施的促进有所贡献么？曾激励教师的勤勉，增进教师的能力么？曾改变教育的自然过程，使其转向对个人对社会双方都较有用的目标么？对于这种种问题，只作大概的答复，我想是不会怎样困难的。
不论在哪种职业，操这职业的大部分人所作努力的大小，总是与他们不得不作这努力的必要性的大小相称。这种必要性，因人的境况而不同。一个人的职业报酬，如果是他所期望的财产或甚至是他的普通收入及生活资料的唯一源泉，那这必要性对他就最大。他为取得这财产或甚至为糊口，一年中必须作一定量有一定价值的工作。如果竞争是自由的，各人相互排挤，那么相互的竞争，便会迫使每人都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弄得相当正确。当然罗，在某些职业，只有成功才可获得伟大目标，这个情况，有时会诱使一些意志坚强雄心远大的人去作努力。但是，最大的努力，却明明用不着大目标来敦促。那怕是卑不足道的职业吧，竞争和比赛，亦可使胜过他人成为野心的目标。竞争和比赛往往引起最大的努力。反之，单有大目的而没有促其实现的必要，很少足够激起任何巨大的努力。在英国，精通法律，能使人到达许多极大野心的目标，但生长于富贵家庭的人，在这种职业上露其头角的，究竟有几个呢？
一个普通学校或专门学校如果有了一宗捐助的基金，教师勉励的必要，就必然要减少若干。教师的生计，要是按月由一定的薪俸维持，那就明明仰给于与其教学戍绩和名望毫不相关的基金。
有些大学，教师的薪俸，仅占其报酬的一部分，往往为极小的一部分，其余大部分，则出自学生的谢礼或学费。在这场合，教师孜孜教诲的必要，虽不免减少一些，但却不会完全消失。教学的名望还是重要的。此外，他还得关心学生对于他的敬爱、感谢及好评，而博得这种种好感，除了做得配受这些好感而无愧外，别无其他方法，就是说，除了尽自己的能力和勤勉履行各项任务外，再也没有其他方法。
在其他大学，教师被禁止领受学生的谢礼或学费，而他的薪俸，就是他由这种职务取得的全部收入。在这场合，教师的义务与利益，立于尽可能对立的地位了。每一个人的利益，在于能过着尽可能做到的安逸生活。如果对于某种非常吃力的义务，无论他履行与否，其报酬完全一样，那他的利益至少是通俗意义上的利益，就是全然不去履行义务。设或这时有某种权力，不许他放弃职务，那他就会在那种权力容许的范围内，尽量敷衍了事。如果他生性活泼，喜欢劳动，那他与其把活动力使用在无利可图的职务上，不如找点有利可图的事做。
教师应当服从的权力，如掌握在法人团体即专门学校或大学的手，而他自己又为这学校或法人团体中的一员，其他成员大部分亦同为教师或可为教师者，那末这些教师们，彼此间就会宽大为怀；各个人以容许自己疏忽义务为条件，而宽宥同辈疏忽其义务。他们会把这样做看作共同的利益。最近许多年来，牛津大学一大部分教授，简直连表面上装作教师，也不装了。
如果教师们服从的权力，不掌握在他们自己所属的法人团体之手，而掌握在外部的人物如主教、州长或阁员之手，那末，他们想全然忽略其义务，就不大做得通。不过，这些大人先生能够强制教师尽其义务的，也只是使他们上一定时间的课，或者在一周或一年内，作一定次数的演讲。至于演讲的内容如何，那依然要看教师的勤勉，而教师的勤勉，又视其所以要努力的动机的强弱为转移。况且，这种外部来的监督，动辄流于无知和反复无常，其性质往往是任意的、专断的。行使监督的人，既未亲自登堂听讲，又不一定理解教师所教的学科，求其能精明地行使这监督，那是很难得的。加之，这种职务所产生的傲慢，往往使他们不留意怎样行使其职权，使他们没有正当理由地、任性地谴责教师，或开除教师。这一来，必然要减低教师的品格，教师原来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现在却成为最卑贱、最可轻侮的人了。为要避免这随时可以发作的不好待遇，他就非仰仗有力的保护不为功，而获得这保护的最妥方法，并不是执行职务能力或勤勉，而是曲承监督者意志的阿谀，不论何时，准备为这种意志而牺牲他所在团体的权利、利益及名誉。谁要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注意法国大学的管理，定可看到，象这种专横的外加的监督，自然会生出什么结果。
如果有什么事情，要一定人数的学生进入某专门学校或大学，而不论教师的学问如何、名望如何，那末，教师学问好名望高的必要，就不免因此而减少一些。
艺术、法律、医学、神学各科毕业生的特权，如果只要在某些大学住满一定年限就能获得，那必然要使一定数量学生，去住这些大学，不管教师学问如何、名望如何。毕业生的特权，也算是一种徒弟制度。正如其他徒弟制度有助于技术上及制造上的改良，这种徒弟制度，同样有助于教育上的改良。
研究费、奖学金、贫学津贴那一类的慈善基金，必然会使一定数量学生，贸然到某些大学学习，而不问其名誉如何。仰赖这慈善基金的学生，如能自由选择其最喜欢的大学，这种自由，说不定会惹起各大学间一定程度的竞争。反之，如果规定连各大学自费生，不得本学校许可，也禁止转入他校，那么，各学校间的竞争，就十之八九要消灭了。
如果各学院以科学艺术传授学生的导师或教师，不由学生自由选择，而由校长指派；如果教师怠慢、无能或无行，学生未经申请许可，不得由甲教师改换乙教师，这种规定，不但会使同一学校内各导师各教师间的竞争，大大减少，而且会使他们全体勤勉任教以及注意各自学生学习情况的必要性，也大大减少。象这类的教师，纵使领受了学生非常优厚的报酬，也会象那些全未受学生报酬或除薪俸以外毫无其他报酬的教师那样，怠于职守，荒误学生。
如果教师是一个有理性的人，当他自己意识到，他向学生讲的，都是一些无意义或近似无意义的话，他一定会感到不快。此外，当他看到学生大部分对于他的授课，不来听讲，或来听讲而明显地表示轻蔑、嘲弄态度，他也一定会感到不快。因此，如果他必须作一定次数的演讲，纵无其他利益，他亦必为了这些心理，而苦苦耐耐地求其相当完善。不过，他可能采用几种取巧的办法，这些办法会有力地削弱这一切激励勤勉的动机。他有时可对所教的学科，不自加说明，而把关于那种学科的书籍拿来讲读；如果那种书籍是用死的外国语写成的，他就用本国语向学生译述；而更不费力的方法，就是叫学生解释，自己听着，间或加插几句话进去，这样，便可自吹地说他是在讲授了。这种轻而易举的事，只要极有限的知识和勤勉就够了，既不致当面遭到轻蔑或嘲弄，也可避免讲出真正迂愚、无意义乃至可笑的话。同时，还有学校的规则，可使教师强制学生全部规规矩矩地经常到党，并在他讲授的全部时间中，维持一种最有礼貌的、最虔敬的态度。
专门学校及大学的校规，大体上不是为了学生的利益，而是为了教师的利益，更恰当地说是为教师的安逸而设计出来的。在一切场合，校规的目的，总在维持教师的权威。不论教师是疏忽其职务，或是履行其职务，学生总得对教师保持虔敬的态度，好家教师在履行职务上已尽了最大的勤勉和能力那样。这似乎是根据这一前提，即教师有完全的智慧和德行，而学生则是大愚，而且有最大的弱点。但教师果真履行了他们的职务，大多数学生是决不会疏忽他们自己的义务的，我相信从来没发生过和这相反的事例。讲授果真值得学生到堂倾听，无论何时举行，学生自会上堂，用不着校规强制。对于小儿，对于极年轻的孩童，为要使他们获得这幼年时代必须取得的教育，在某种程度确有强制干涉之必要。但学生一到了十二、三岁以后，只要教师履行其职务，无论那一部分的教育，都不必要加以强制干涉。大多数青年人都是非常宽大的。只要教师表示自己要竭力使他们得点益处，那就慢说疏忽轻蔑教师的教导，就连教师在履行职务上有很多的过误，他们也会原谅的。有时，他们甚至会当着大众隐蔽教师很多的怠慢。
未有公立机构的那一部分教育，大抵教得最好，这是值得注意的。青年进击剑学校或舞蹈学校，固然未必都学得很精，但没有不学会如何舞剑、如何跳舞。马术学校的好结果，通常没有如此显著，这就因为马术学校费用浩繁，在大多数地方都是由公家办理的。文科教育中最重要的有三部分，即诵读、书写和算术。迄今学习这三者，进私立学校的还比进公立学校的普遍。但学习者却都能够学得所必要学得的程度，学习失败了的，几乎没有一个。
就英国说，公共学校固不免腐败，但和大学相比，却要好多了。在公共学校，青年学到或至少可能学到希腊语和拉丁语。即是说，教师所声明要教的功课或教师应该教的功课，实际都会教给青年。但在大学，青年既没学到这些法人团体所应该教给他们的科学，亦找不到学习这些科学的适当手段。公共学校教师的报酬，在许多场合，有一大部分，而在某种特殊场合，几乎全部都是出自学生的谢礼或学费。这种学校是没有何等排他特权的。一个人要取得毕业学位，并无须缴纳在公共学校学过一定年限的证书。如果在考试时候，他显出已经了解公共学校所教的东西，那就不问他是在什么学校学这东西。
我们可以说，普通归大学教授的那部分功课，都没有教得很好。但是没有这些大学，这部分的功课恐怕就完全教不成，而就个人说，就社会说，又不免要痛感到教育上缺乏了这个重要的部分。
现在欧洲各大学，一大部分原是为教育僧侣而设立的宗教区体，创办者为罗马教皇。在创建之初，学校中所有的教师和学生，都完全置于教皇直接保护之下，而拥有当时所谓僧侣特权。有了这特权，他们就只服从宗教法庭，而不受大学所在国民事法庭的约束。在这种学校里面所教的，当然要适合于其设立的目的，所以一大部分课程，如不是神学，就是单为学习神学而预备的学问。
当基督教初由法律认为国教时，转讹的拉丁语，简直成了西欧全部的普通语。因此，教堂中举行礼拜，教堂中诵读的圣经译文，全用这转讹的拉丁语，也就是说，用教堂所在国的普通语。自颠覆罗马帝国的野蛮民族侵入后，拉丁语逐渐在欧洲各地不大通行了。但是，最初导人宗教形式和仪节并使其合理化的环境，虽早经改变，而人民的虔敬，却自然把这些既定的宗教形式和仅节保存下来。因此，拉丁语虽然在各地没有多少人了解，教会举行礼拜，却依旧使用这种语言。于是，有如在古代埃及一样，在欧洲，行使着两种不同的语言，即僧侣的语言和人民的语言，神圣者的语言和凡俗人的语言，有学问者的语言和无学问者的语言。僧侣在执行祭务当中，既必须知道几分这神圣的、有学问的语言，所以拉丁语自始就成了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
至干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所谓绝无错误的教会布告，曾宣称以拉丁语译成的圣经，即普通称为拉丁语圣经，与希腊语及希伯来语的原书，同为神的灵感所口授，因而，有同等的权威。这一来，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知识，对于僧侣就非必不可少的了。于是，这两种语言的研究，很久未成为大学普通课程的必要部分。我敢断定：西班牙的若干大学，从未把研究希腊语，作为普通课程。最初的宗教改革者们，发现新约全书的希腊语原书，甚至旧约全书的希伯来语原书，比拉丁语圣经对他们的主张更有利。不难设想，拉丁语的圣经译文，已逐渐形成了适合于支持天主教教会的东西。于是，他们开始暴露拉丁译文的许多谬误，而罗马天主教的僧侣们，则迫而出来辩护或说明。但是，辩护也好，说明也好，对干希腊和希伯来语没有若干知识，一定行不通，所以关于这两者的研究，逐渐被拥护宗教改革教理和反对宗教改革教理的多数大学列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