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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释》不仅全面吸收前贤今人的研究成果，而且有不少创获，或发前人之所未发，或纠正补充前人的见解。如：前言中阐发“释义的体例”时，提出了“别义寄于书证例”。《说文解字》：“虚：大丘也，昆仑丘谓之昆仑虚。古者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谓之虚。”虚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然的大山，第二个意义（别义）是居民聚居的单位。许慎只标明第一义；别义隐含在书证（“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出自《周礼·地官·小司徒职》）之中。据作者说，全书此种用例不下一百例。不明此例则容易误解。又如：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四，提出“说文连上篆字为句”，解决了《说文》阅读中的一大疑难。但钱氏又指出，山名、水名、草名、菜名也“当连上篆读”，则是不对的。《今释》吸收了钱氏的正确之处，而纠正了其错误，廓清了概念。
《说文解字》是古汉字本形本义的总汇。字头九千多个，有些字今天已不独立成字，或成了偏僻字；很多字的读音变了，意义变了。因此，这是一部难读的书。《今释》把字头和正文中的难字，都一一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了注音。这便解决了难读的问题。《说文解字》还有一大难处，便是难检索。原书以小篆（合以古籀）为字头，小篆无起迄分明的笔画，故许慎只能做到“分别部居”、“据形系联”，这已是难能可贵的了。但是，九千多字光靠分部和据形，是很难查找的。不仅初学者难，即使是专治文字学的专家也感到难。徐铉便在《说文韵谱字》中感叹说：“偏旁奥秘，不可意知，寻求一字，往往终卷。”过去，人们也想解决这个困难。如：陈澧的弟子黎永椿，因自己少年时代读《说文》吃够了检字的苦头，便立志编了一本《说文通检》。他将篆书换写成楷书，再按笔画检索，并将别体字作了对照处理。这给读者解决了不少困难。但他仍囿于《说文》的五百四十部。汤可敬先生的《今释》在检索上有两点贡献：一是“部首检字表”，采用流行的二百部首；二是编了“音序检字表”，采用汉语拼音方案的音序。这便为当代读者开了方便法门。《今释》解决了《说文解字》难读、难检的两大困难，使这部伟大的学术著作更加走近了广大学子，其普及之功可以跟清代说文学大家王筠比美。
汤先生的《说文解字今释》，能融合古今研究成果，把学术性与通俗性有机结合在一起，并非一日之功。他二十多年长期从事古代汉语教学，而且善于读书，往往有间；在研究文字学方面，他受周秉钧教授的指导；更有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十年磨一剑，终于完成了这部一百九十万字的鸿巨之裁。除了别的成就，仅仅这部著作，也可以说是不虚此生了。
此书的责任编辑梅季坤先生，发现这部书稿后，认真审读，细心校改，其甘为人梯的精神颇值得赞赏。我在一九九六年中，多次到岳麓书社，便多次见他伏案审校此书，亲自动手剪贴篆字。我颇为他的精神感动。
本人长期从事古汉语教学，每年都要讲《说文解字》，深知学习《说文解字》的艰苦，所以见到此书非常高兴，写了以上的心得，愿与作者、编辑、读者共同分享此书成功所带来的快乐。
（《说文解字今释》（上中下），岳麓书社1997年版，定价98元）
功夫在字外
？ 何 频
前辈学人陆颖明（宗达）的嫡孙，现在也为学人的陆昕，近时左右开弓，一著一编，连出了两本关于启功的书。写的那一册名为《静谧的河流·启功》，其中不谈书法，专讲传主“因善书而引发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收入山东画报出版社的“名人照相簿丛书”，读来亲切脱俗。编的则是华文出版社《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启功卷》，分自述自传和学术、随笔、短论与诗三大块，凡二十三万言，其实是启功先生著述的选集。我交替阅读着这两本新书，仿佛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求学时光，上课听老师解说文本融汇百家，神采飞扬，多为老师的情绪渲染所感动；下课后又细读原作，亲尝梨味，实在又生了许多对启功先生的会心。
启功当初向贾羲民学画，并由贾先生介绍请教于名家吴锐汀。十七八岁时，经一位远房叔祖的引见，又得入跨车胡同齐白石门下问学，艺术的灵苗遂在其心中节节生高。
书画是笔墨功夫，师傅带徒，每每口授心得，往往是就事论事，即兴式的居多，需要弟子八面意会、综合理解方可获其要旨。齐白石画室中常年挂着宋人陈搏的一幅对联拓本：“开张天岸马，奇异人中龙。”钦羡之余，先生总以临写多遍而不得前贤笔意为憾事。齐师还出示过自己的书画旧作为学生批点讲解，分明有篆书对联与何绍基一路的题跋。某日，白石先生谈到书法训练，却反对临帖。“字就那么写去，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口气一味的自信和固执。细心的启功并不敢随声附和，他悄悄拉开记忆的抽屉，里面又有先生盛赞过唐人李邕的《云麾李思训碑》的语录。为什么先生言行不一？启功一直疑而不决。颇过了一些时日，他终于悟到了其中的含义：所谓“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只是白石先生晚年急欲融化从前所学遍的各家，摆脱临摹的痕迹，努力树立别开生面的个人风格而已，他是在明确表达自己内心的希望。但是，“当他对学生说出时，漏掉了前半。”
启功做学问和读书，不仅不盲从先生，亦不轻信书本和古人，曾做翻案文章，识见令人耳目一新。
画师毛延寿因丑画王嫱而被皇帝斩首，似乎已是千古定案。可是，启功填《昭君词二首》，曾撰小序：“古籍数载昭君之事颇可疑，宫女在宫中，呼之即来，何须先观画像？即使数逾三千，列队旅进，卧而阅之，一目足以了然。于即淫且懒之汉元帝，并非难事。而临行忽悔，迁怒画师，自当别有其故。按俚谚云：‘自己文章，他人妻妾。’谓世人最常矜慕者也。昭君临行所以生汉帝之奇慕者，为其已为单于之妇耳。……余所云：‘初号单于妇，顿成倾国妍’，则探本之义也。论贵诛心，不计人谓我‘自己文章’。”于是，他又作诗叹曰：“古人各著书，所以教后代。后人遂其私，言好行则坏。掠财及杀人，二者包无外。亦有蚩蚩氓，动色望之拜。”
不仅仅是汉语言文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又是诗人、史学家，作为满族爱新觉罗氏的后裔，他对一部《红楼梦》的研究，也建树颇多。五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来多次重印的《红楼梦》四卷本，即由启功笺注。那篇《谈〈红楼梦〉札记》，他对何以曹雪芹采用“寓真实于虚构的写作手法”，四条原因总结得也堪称独道。
黄庭坚在《山谷集·论书）中曾说：“原书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文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如是观启功，先生之书画如何不是传世佳作呢？
红学与鲁学
？ 严 秀
无论对“红学”或“鲁学”（鲁迅研究之学），我都是很尊敬的。这些年来，有些人对红学不大尊敬了，嫌它的很多考证太繁琐了，并有越来越繁琐之势。“新红学”一般指“五四”后的红学，大体上是以考证、思想、艺术三个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说他们只搞繁琐考证，这是睁眼说瞎话。不说别的，以语言艺术而论，红楼梦就早已稳居顶峰的位置，以至所有语言辞典，凡白话文的例句，“五四”后就都着重引用红楼了（也兼及水浒及其他个别白话小说），红楼梦在语言艺术上的崇高地位，得到了公认。至于思想性问题，一般总以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专利，其实不对。红楼梦在“五四”后崇高的艺术地位，决不是单对语言艺术而言。即使新红学派多从考证入手，其实这也是对的：如果对象是个什么东西，你都闹不清楚，还谈得上什么研究呢？
胡适是“五四”后两三年就大露头角的新红学的开山祖（他有学生顾颉刚、俞平伯这些杰出的人物做他的非正式助手），而且成绩卓然，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基本上予以全盘接受。一九五四年因捉拿不到胡适就把这笔帐全算到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了。我看到朱寨同志的一篇文章，说“文革”中大斗平老时，大呼“打倒反动权威俞平伯！”平老连声说，反动有之，权威则“不够，不够”。这种出自内心的谦虚，很令人感动。我不知道平老当时可正在想：要说权威，第一个也不是我，而是胡先生呀！
胡论高鹗的后四十回续笔，说高能以大悲剧结束全书，黛玉、宝玉、凤姐、史湘云、晴雯、袭人等一干人物，无不以惨死或悲惨下场结局，公然打破历史大团圆公式，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点，胡说也很对，决不是“胡说”（据一些胡传记载，胡在临终前四日还在写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通信）。以后俞平伯先生等的成就当然超过了胡适，周汝昌先生吸取前人之精华，再加上一生的勤奋研究考证，自然会呈现某种更恢宏的局面。其他如吴世昌、吴恩裕诸先生的作品，我也照读不误。但我对两种红学，始终不敢领教。一是旧红学中的纯“索隐”派；二是解放后神龙见首不见尾、语焉不详的“阶级斗争教科书”派。“五四”前旧红学中坚的“索隐”派，尤其是大家十分尊敬的蔡元培先生写的《红楼梦索隐》（此书过去找不到，现在已入《蔡元培全集》，好找了），我简直不知所云，以为奇书（即不知怎么想出来的）。那里每个人都变成了清初的名人（有些则由男变女），旨归都在反满云云（这大概是蔡先生在领导“光复会”时形成的观点，也有点政治教科书的味道了）。那里的“考证”倒一点也不繁琐，但全属不知所云的推测或迳直的猜谜（胡适评之为“猜笨谜”）与武断，算不得考证。我以为凡考证就难免会有点“繁琐”，不然就不是有力的考证了。以胡适为开山祖的新红学派，考证部分确是越到后来占的比重越大，有些地方看来似乎确有些繁琐。我以为这也不甚要紧，只要是精密细致的考证，陋见以为它就可以锻炼人的思想向精微细致的方面发展，看看也有好处；比大而无当的政治教科书派总要好些。
若干年来，似乎又新出现了“曹学”（曹雪芹学），这是间接的红学了，我对它的兴趣就要低得多，但也不敢轻视。这个学问似乎更是以考证为主了。
我以为“繁琐”并不可怕，对繁琐的问题再去作繁琐考证，就有点可怕了；对繁琐问题而作扼要考证，这就不但不可怕，有时还是很需要的。最可怕的是穿凿附会，穿凿而又繁琐，那才是最可怕的东西。这若干年对红学与曹学的批评，恐怕大体上都是批评这方面的。我以为这类批评全属善意，是希望改进提高。
总之，考证、思想、艺术三者似乎均应重视，轻考证其实即是轻唯物主义，轻实事求是，万勿以此自鸣得意。当然过于集中在考证上，对文学史研究的帮助可能就不够大了。
我以为在红楼梦的研究中，还有个关于红楼梦的国内外的比较文学史研究的问题，实在很重要，但似乎做得还不多，这方面不知道能否大力开拓一下。作为一个外行，我初步觉得，迄至十八世纪中叶《红楼梦》出现时，世界上有几部这样规模、这样思想水平、艺术水平与语言艺术水平的大作呢？可以排排队，做个普查。以我国人才之深之广，我以为做此事不会太难。而此事一明，则红楼一书之奇伟，就更可大白于天下了。
话分两头，再说鲁学。
鲁学，当然是研究鲁迅的时代、作品、鲁著的社会－历史价值以及它的深远影响等等方面的学问。可是，若干年来的鲁迅研究似乎也有点像红楼梦研究一样，也分为“鲁学”与“周学”两个部分了（这两个名词都是我杜撰的，纯属中性）。“周学”是指专门研究“周树人”这个人的一生及其周围大大小小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以至当时社会万象的直接、间接、间接又间接的关系之学。其实，多年来的鲁迅研究之学，其中就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在周学中也不算重要问题的。近二十年来，这一倾向日益明显（当然，其中有不少是属于“补课”性质的，因为历史新时期以前是不大允许研究这些问题的）。因此，鲁迅研究中似乎也有几个倾向是不那么令人兴奋的。
第一，穿凿附会问题。这类考证迹近蔡元培先生的《红楼梦索隐》。引例则更繁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