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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钱的前面，就会看得比命还重，推而论之，鬼子来了，就准就要当汉奸。所以，大家抱定室可以陋，德却必须馨的宗旨，这世界一定会少却不少烦恼与丑陋。
书情与友情
？ 徐开垒
前一时期捐了一批书给贫困地区图书馆，就有朋友来问我：“你怎么会有那么多书？”说实在，我的书并不多，虽家里的几只书橱确已装满，连几只衣箱也让书占领，阁楼上和床底下也有的是书；但比起我所熟悉的几个老前辈来，我的书真是微乎其微。而且我的书杂乱无章，从来不曾把它们分过类。那朋友问我怎么会有那么多书，我只好实说：“我从小欢喜看书，书使我大开眼界。童年时在宁波，住的屋子虽大，天地却很小。父亲和大哥去上海工作、读书，我就从他们的书橱中偷书看。一部《精忠岳传》，就使我废寝忘食。父兄回到宁波，常常发现书橱中的新书变成旧书，起初很奇怪，后来发现我的作文比过去通顺了，这才知道我代他们看了很多书。”书的确对我有帮助。六十年前，我随父母冒着炮火逃难到上海，看到“孤岛”上的灯红酒绿，一片阴暗天地，也就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一九三八年六月的《文汇报》“世纪风”副刊上，得到一元钱稿费，也就用它去开明书店门市部买到两本不厚不薄的书。
用稿费买书，是我六十年来的生活习惯。我平时不吸烟，不喝酒，并无什么嗜好，身边的钱，唯一的出路就是买书。而且我虽然每月工资涓滴归“婆”，但她还是按月给我一百元钱零用；加上我两个女儿每个月各给我百元“营养费”，这就更使我有足够资本进书店购书。书对我确实有情。当然，我做了几十年编辑工作，认识的作家很多，因此历年来收到赠书也不少，现在虽然离休，仍还有幸不断接到从邮路上送来的新书，这就更使我感到书情之外，还更有友情的温暖。
向贫困地区捐的书，都是我买来的书。朋友赠书，我是从来不肯出让的。因为这些书对我说来，不仅意味着知识，还意味着友谊。特别是有些师友赠书，我将作为传家宝留给我的子女，留给我的后代。我收藏的前辈作家赠书，作者健在的如巴金、柯灵等人，暂且不谈；单从已逝的来看，就有叶圣陶、丰子恺、师陀、艾青、靳以、唐？、周谷城、朱雯、赵家璧、徐迟、林放、陈伯吹、贺天健等人。我每次开启书橱，看到这些书，就想到这些师友的为人。读相识者的书，比读不相识者的书，更多一种情趣，有时读了想笑，有时却要哭；有时感到惆怅，有时又不禁落入沉思。一般说来，读相识者的书，会比读不相识者的书，更深刻了解书的内容，也更容易接受作者的感情和认识。同时也易于引起各种联想，可说其味无穷。
当然，我收到的赠书作者，更多的是同辈的和比我们年轻一代的作家。他们的书，有的作者如叶辛、赵丽宏、俞天白、王小鹰、陆星儿等，正在盛年，作品反映的现实，常为我的孤陋寡闻，填沟补缺，耳目为之一新。有的则已年逾古稀，与我同辈，他们的书多为长年埋头实干，积累有成之作，读后，每每使我汗颜。远的暂且不说，就以去年接读的几本书来讲，比如吴岩的《心笛神韵》，所译十部诗集，都是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从自己五十多本诗集中由孟加拉文转译成英文后的精品，吴岩称它们是泰戈尔的“再创造”之作，现经吴再译成中文，使我们这些在童年时就曾经读过泰戈尔诗的人，不但重又回到纯净的感情世界，与绿叶和小鸟接近；而且还由此看到这位诗哲更广阔的视野，他从心灵中撒播出来的满天星星。我还透过中文译笔，想象到吴岩最近十五年来作为翻译家和散文家对这部厚书所付出来的心力。吴岩是我抗战时期在上海暨南大学的同学，我读中文系一年级，他已经四年级了。我们当时并不认识，但后来一起在柯灵先生编的《万象》杂志上写过稿，到五十年代才见面，他成了文汇报《笔会》复刊初期的撰稿人。
事有凑巧，去年初我还收到过姜德明写的《梦书怀人录》一书，这是他继《余时书话》后的又一本书话。里边既谈书，也谈人，也显示了作者读书的长期积累功夫。其中有一篇《怀人的散文》，谈到上海抗战胜利前夕柯灵编的《作家笔会》一书，说这本书现在别处找不到，其实我书箱里倒有一本。他还说此书所收十多篇文章作者大都用笔名，除了知道“东方曦”是孔另境，“子木”“渭西”是李健吾之外，其他都不太熟悉。而我倒知道几位。如小山、林拱枢、但萍、余立等是哪一个人。他特地写信问柯老，柯老说“葑菲”可能是吴岩。确实就我所知，吴岩用过“葑菲”笔名，不但在《作家笔会》中写回忆方光焘的文章，还用这个笔名在柯灵编的《万象》上发表过小说《中学教师》。不论写小说，写散文，在当年，我们的这个学长确是青年作家中的佼佼者。虽后来他致力于翻译工作，但他的翻译作品，仍然是有卓越的建树，最近出版的《心笛神韵》，就是个明证。令人牵挂的是在他长期艰辛的工作以后，他虽现在还不到八十岁，他的腰伤已使他不可能经常外出活动。
前几天，暨南大学上海校友会在华侨大厦开年会，我们济济一堂，唯独吴岩缺席。出人意料，却见到另一位校友华东师大教授钱今昔，他也是当年上海“孤岛”时期的作家，不过他主要是写小说，比我也虽年长三岁，但读的是地理系，与吴岩同级而不同班。他的机智是四九年以后坚决按着自己的学历从事地理学研究，不再搞文学创作。但近年来还是写了一本《旅游景观欣赏》，从他的专业人文地理美学角度来谈各地景物，自有它的独到之处。那天他来参加校友会，还是从医院病房里请假出来，看来老人出书，多与疾病偕行。真是可叹。
今年收到的另一本老友赠书，是董鼎山的《董鼎山文集》。鼎山与我同年，也与我同乡。我用“徐翊”笔名在“孤岛”时期写散文的时候，他也在那时开始用“坚卫”“令狐彗”笔名动笔。从学校出来，我们都在新闻界工作。所不同的是一九四七年他去美国留学，从此不闻不问，直到一九七八年、一九七九年他通过董乐山给我寄过稿件，发表在上海《文汇报》副刊上。近年，他回沪多次，其中有几次我们会过面，发觉他仍像几十年前那样十分潇洒，只是头上多了几根白发。去年夏天他来上海，在华山路一家餐厅为柯灵八九祝寿聚宴，他给我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后只觉得它来得迟了一些，因为它写的几乎全是美国的生活，如果早三年出版，我在一九九四年两次去美国，在那边住了十个多月，就不至于对美国新闻文化界一无所知了。当然这不好责怪作者，他的一生时间有三分之二在美国生活，我怎么能要求他的“文集”写我们中国的事情呢？幸而他的书还是有不少篇幅写他自己和他的家庭，而且还有一些忆念的文章，如《悼小洛》，就使我想起当年的上海新闻界和电影界。他在那篇文章还谈到杨复冬，这位笔名“钟子芒”的儿童文学作家，他曾经和我与何为、沈寂四个人在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初期，经常到新雅茶室吃茶谈心。当时各种政治运动还没有像后来那样“蓬蓬勃勃”开展，我们这些人还有可能在一起东扯西扯，谈这谈那，过了不久，就都噤若寒蝉，无话可谈，也无地可容（没有茶室）了。杨复冬早逝，不但鼎山表示怀念，我们也无不觉得痛惜。当然，《董鼎山文集》究竟是一部从各种角度反映美国文坛报坛实际的随笔录，读了后不但增加了我对美国文化和美国文人的认识，还由此从侧面了解了与我们阔别几十年的这位老友的生活经历。他的笔调还是和过去一样，无矫饰，无渲染，潇洒自如，好像坐在读者旁边，与一二个朋友谈天。
去年还是我们的另一个朋友魏绍昌的丰收年。他与我们相交也已有半个世纪以上。有一次董鼎山来沪曾由他相约在卢湾区友谊餐厅相叙。绍昌出身有钱人家，但并无富家子弟骄横之气。他从青年时代就爱藏书，爱看戏。在看书看戏之余，又广泛结交艺人和文人。他的知识既从书中来，从戏剧中来，又从实际交谊中来。他至今已编写了十多本文史资料，近年来以丰富的文史知识，到海外多次讲学，受到广泛欢迎。去年他出版了三本书，其中《魏公好犬》《戏文锣鼓》，都是他多年来劳动积累的成果。
袁鹰比我们这些人虽然年轻几岁，但与我相识也已五十多年了。他在去年初出版的《上海：未褪色的梦忆》，是一本回忆在上海的工作、生活经历的书。他和我一样，是在抗战初期跟随父母逃难来上海读书的。当时江浙两省各地战火迷漫，不少学校迁到上海租界上课，南京路慈淑大楼成为收容各校上课的集中地点之一。就在这幢大楼上，袁鹰在扬州中学读初中，我在东吴大学附中读高中，但当时我们并不认识，却各在“孤岛”上各报投稿。袁鹰虽比我们年轻，思想进步却比我们快，抗战胜利前后，他已与丁景唐一起从事地下党活动了。而我们虽与他们相识，有些来往，却在这点上，毫无察觉。难得的是，丁、袁两位在一九四九年建国后，从未向我们摆出架子，露出“进步”面孔，与我们保持距离。《上海：未褪色的梦忆》一书所写上海种种，都是通过作者的实际生活来表达对上海的情怀，既有浓郁的散文味道，又引起我们无限联想。我作为在上海已住了整整六十年的老居民，读了这本书，不论对上海，还是对作者本人，都有说不尽的感谢之忱。最近又承他寄我新出版的《泥河》；则是他在抗战时期所写的作品集；和刚收到的老作家罗洪女士的长篇小说《孤岛岁月》同读；更使我敌忾同仇；旧梦依稀；百感交集。
我收到我们的同时代人在今年出版的书，当然不只上述的几本，又比如荆中棘（他在“孤岛”时期的上海，曾用“越薪”笔名写稿，在目前则用“言微”笔名）的《一笑之余》，我对他说：“你这本书虽说是一本杂文集，看来每篇不过几百字，只谈一个问题，一种思想；但把这本书的近两百篇短文合起来看，其实是一部长篇，它反映了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又比如前年冬天我在北京参加作代会，有个晚上邢祖文到京西宾馆看我，送我一部比两块砖石还厚的《中国电影志》；去年秋季在中国作协杭州灵隐“创作之家”休养，乌鹏廷来看我，送我一部《西湖志》，篇幅与《中国电影志》一样厚，重量达到十二斤。这两部书都是和我相交半世纪以上的这两位老友以“副主编”名义与人合写的扛鼎之作，它们不仅增加了我丰富的知识，同时也从我这两位老友的白发上，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深沉和持久，以及他俩对我的真情厚谊。愿所有我的写书朋友都健康长寿。
出生于六十年代
？ 赵柏田
许晖从郑州来信，谈到人是多么的容易受表象的蒙蔽，为我和他同生于六十年代感到由衷的“庆幸”，他这样言及他的工作——“把一代人联络起来，形成一种整体的力量。”在那封不长的信中，许晖向我推荐了他的好友李皖的《我们这一代》，说这篇由他编发的文字，是对“出生于六十年代的人”的一次极好的总结。
我是李皖“文化乐评”的热心读者，他梳理、批判着耳边的流行，在一个技术至上的数码时代寻找着美的声音，然而恰恰是许晖说的《我们这一代》我没有读到过。翻开手头的《东方艺术》样刊（1996第6期），一个醒目的标题跳了出来：《一代人的肖像》，作者正是这个李皖。在这篇从引述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中对六十年代鲍勃·迪伦一次演唱会的描绘开始的文字里，李皖的乐评传达出了一种新的气息，他不再只是一个声音的描述者和追逐者，他的目光投向了一个庞大的社会集体——李皖称之为“代”。什么是代？李皖说，“代就是某一个共同的命运，就是每一个人都逃脱不开的共同的经历”。
与九十年代初，某文学刊物推出“六十年代作者群”的操作不同，我意识到，许晖、李皖们更多的力是用在了对这一代思想的描述，和生成这一代特有禀赋的文化情绪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的研究上。对一代人的命名，其实质就是对一代人有意识的身分确证，“形成一种整体的力量”，这是地处中原的许晖的野心（他的朋友李皖是不是这样想我不知道），听听也就激动人心了。
我在给许晖的信中，谈到了对我出生的年代的理解：“我出生于六十年代的最后一个夏天。我想，对出生于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