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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给许晖的信中，谈到了对我出生的年代的理解：“我出生于六十年代的最后一个夏天。我想，对出生于六十年代最后几年的我们来说，有一点是遗憾的：我们开始有了记忆的时候，时间已到了七十年代的中后期，六十年代迷幻的激情不是我们的历史，因为我们对此并没有记忆，六十年代只是一个符号，一个我们出生的符号。在我成长的最初日子里，包围我的是乡村放任、无聊的空气，自由流淌的阳光和飞舞在乡间的各种昆虫。当我长得更大一点，我读了书，参加了工作，金钱显示了它无所不能的力量，这个世界涌动着的已是灰色的物质泡沫……李皖说我们是‘红色时代的遗民’（见《一代人的肖像》），的确是这样，红色进到我们眼里，已隔了一大片时间的河滩，已成为令人伤心和神往的神话故事……”信寄出没几天，就在最新一期的《读书》杂志上，调整后的李皖以他沉静的脚步走来了。开始的时候，他好像在向我们叙述一个爱情故事：“这一年，高晓松二十七岁，但已经开始回忆。……他开始回忆，如此旁若无人，如此铭心刻骨，如此叹喟感伤。唱歌的人哭了，他想起了他和女友一起在八中校门口树上刻下的字。这时，他在唱《青春无悔》。”（《这么早就回忆了》，《读书》1997第10期）
“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这是李皖的判断，然而他说出来时更像是在表达他对此的惊奇（他后来用了“震惊”这个份量更重的词）。他震惊于那么多的人，在那么年轻的时候都已“为过去感动”，进入了回忆的河道，从窦唯的《艳阳天》到章鹏的《走在瞬间》到金得哲的《梦幻田园》……回忆，是不是烙上这一群人情绪的印记？他由此再度进入了“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这个命题，他对此的思考延续着《一代人的肖像》以来的思路，向着本质更推进了一层：“代，从本质上说并不是一个时间概念，代就是一群人共同的命运。从一开始它表现为一种共同的经历，随后它表现为对这经历的无可奈何，以后的人生都要被这经历所左右。”那么，什么是这一代人的共同经历呢？在西去列车的窗口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太早，轮不上；一边听白发先生讲关关雎鸠一边看汉显BP机上的股市行情，太迟，又挨不上边。被李皖称作“对这一代有深刻体悟的论者”的许晖，李皖在这里引用了他《疏离》中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对这一代人生活图像的揭示与我在信中的想法有着惊人的相似（我们都说到了遗憾这个词），所不同的是，它在表达上透出的成熟气息，许晖说“我曾经提出过‘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的概念，这个概念是想说：我们诞生在六十年代，当世界正处于激变的时刻我们还不懂事，等我们长大了，听说着、回味着那个大时代种种激动人心的事迹和风景，我们的遗憾是那么大。我们轻易地被六十年代甩了出来，成了它无足轻重的尾声和一根羽毛。”
就在我向许晖津津乐道着六十年代是一个“符号”时，许晖早就借崔健在一九九四年出版的一个专辑，给这一代下了一个具有讽喻意味的定义：红旗下的蛋，但是，它下得太晚了。这是许晖眼中这一代人的宿命，因赶上大时代的尾声而不甘平庸，因大环境的日益规范化和组织化而难有作为。
可以给这十年间出生的一群人以一个整体的命名吗？或许是张楚“我成长于理想破碎的年代”的延伸，许晖给出了一个“碎片中的天才一代”（他在一本年轻的学术刊物上实践着这一主张，并试图描绘），这不无自信，但是不是也同时也就默认了，这一代的精英们在回忆中歌唱是唯一的拯救之道？因这一代代表的歌者常常把目光投向生命初年的经历，李皖的命名是“志大才疏”的一代（这或许是一种自贬？）他指出，这一代最大的代征是：在想象中经历辉煌。
当然，李皖还描述了另外一些更深刻的代征：幻想甚至梦游的气质，天生的距离感，极度矛盾，表达不清，边缘的、观望的（生活在他的外面，革命在他的外面），生在城乡结合部，天然的感伤，等等。李皖这么说，距离是这代人最核心的东西，朦胧是他们面对世界的一种方式；对已逝的含情脉脉，对现实的保持距离，对自我倾情对未来忧心，是他们的习惯。在李皖的上述描绘中，我更倾向于认同他在高晓松、张楚和窦唯身上发现的“幻想”、“漫游”的气质，这两个词组合产生的意义，更为准确地传达出了这一代生活和情绪的形态，我想，这种形态或许可以称作：游走的一代。
他们的童年在游走。寂寞乡村的风景，风筝和炊烟，偶而进入到眼里的死亡，疯狂的游戏，某一事件在他们的年幼的心里激起小小的波澜。这些七十年代习见的场景和由此引发的情绪，成了他们生命初始的记忆。我在以往的诗歌写作中，记录过这种“游走”：“七十年代，一个孩子看着水洼里破碎的太阳／七十年代，两个孩子在放学的路上打赌／七十年代，一群少年野马般跑过／低矮潮湿的街区，扬起的尘土三日不落／……／七十年代，冬天的风吹着巨大的冰柱子／像一枚枚闪光的铁钉／七十年代，野花开放／天地辽阔，野花开在谁也不知道的地方／七十年代，飞机降落／一只钢铁的巨禽，扇动的气流压倒了成片的青草”（摘自拙作《七十年代》）。当高晓松唱出“白衣飘飘的年代”，更多的是一种缅怀和追忆的心境，他们在内心对那个年代是认同，并且热爱的，一群长不大（拒绝长大？）的男生，他们相信生命中最美的记忆，永远是那最初的日子（童年和少年，田园和校园，儿时玩伴和大学女生）。正是在对待过去的不同态度上，我怀疑的声音简直是这一代中的一个异类：“时辰一旦逝去，真实也就失去，过去的生活是最不真实的生活”（《七十年代》）。后来，这茬人经历了难堪的变声期，他们读书，上大学，幻想或者写诗，或继续他们在街巷的闲逛，同时开始他们摇摇摆摆的初恋，在课本的边角和街角的电杆上写下某个女孩的名字。再后来，他们成年了，进入社会了，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游走，改革了，开放了，市场化了，这一切像快镜头一样掠过他们眼前，世界的加速度几乎让人有点猝不及防，他们匆匆忙忙，上班、赚钱、买房、结婚，成了新一代的市民。这一切不是在生活的表层足不点地的游走又是什么？
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指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标记是全球性的政治和文化的激进主义。激进和理想之梦，这是笼罩着物质贫乏的六十年代的绚丽色彩，在这种环境中出生并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看见过那个梦红色的尾巴），他们的情感不像五十年代出生的一拨人的沉重，但又远没有七十年代后出生的一拨人的轻松，那么，什么是这一代人的典型情感？
作为一个搭上六十年代末班车、如今又迫近三十岁的人，我时常感到的是一种尴尬。在给许晖的信中，我谈到，这种情绪在九十年代的今天显得尤为强烈了：“我们的前一代有他们沉重的历史碎片咀嚼，而更为年轻的七十年代后出生的一群已紧迫我们，让人徒生一事无成之叹。在他们中正在盛行的是轻的美学：冒险、游戏、情调、节日氛围、情人节和生日派对、好奇、有用和对发迹的向往。他们因此要比我们活得更漂亮、更轻松。但我们还是得勉为其难地表演着……”这一群人或许是具有根的意识、具有历史感的最后一代，紧随他们身后的一群，已用轻的美学消解了历史的沉重。但这一代在看到神界的同时，也不放弃世俗的体味和玩乐，这又与他们的前辈区别了开来。他们在精神形态上的“悬空”，使他们有可能在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成为最不引人注目、又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代，对此，李皖在文中有非常好的表述：他们是过渡年代的过渡体，拥有前后两代人的特点，并同时成为两代人的观察者。
如果说，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这一代人里最优秀的几个人的遭遇，已经让人想起了艾伦·金斯堡在《嚎叫》中的首句：“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还有就是索尔·贝娄的：“更多的人死于心碎。”
作为过渡的一代，时代的担子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滑过了他们的肩头，滑向他们不知道的身后。这一代以后出生的一茬人，他们似乎更顺应时代前进的潮流，在社会变革的加速度中，他们尖声唿哨，快活地滑翔在物的世界的表面，他们更有理由、也更有禀赋成为未来新世界的主人。
尽管如此，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还是登台了。虽然还是“隐约”的，还没有形成许晖们所希望的“整体的力量”，但他们开始显示出了这一代卓尔不群的品格。登台的脚步声中，同时出现了这一代的旗手和歌者。“这么早就回忆了”，有人就说他们的脸孔也还年轻，而心境已经很老很老。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们回忆，是因为他们少年时代不停地游走的经历，是因为今天内心里感到的……悬空。梦醒以后会变得更老，他们有过梦么？他们并没有真的变老啊。
许晖寄希望于“一个伟大契机的到来”，或许真有那么一刻，我们日日夜夜积累的欢喜和眼泪会得以自由迸发？但经验告诉我，等待，是一个危险的词眼，在想象中经历辉煌，必然会引起的是行动上的退缩。不需要祈祷，也不需要挽歌，对这一代来说，更要紧的还是脚踏实地的行动。
庄子“混沌”解
？ 毛志成
庄子与另一位“忧患派”人士几乎同时、同乡，那位“忧患家”就是“杞人”。
“杞人”的思维层次不是太高，只是忧“天”，不过他毕竟还能算是一位不凡的先哲，因为“天”确实“塌”过，那是六千五百万年前的事，而作为他两千多年后的“现代人”，几乎天天都在目睹“天”渐渐坏下去的现象，天上至少已经出现了两个大“洞”；名之为臭氧层破坏。
庄子的思维层次则要高得多，他不仅忧“天”、忧“人”，而且对地球上的一切文化现象（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表示忧患，认为人类的每一步文化化，都将株连出某种“所失”。于是，他创造了“逆向思维”体系，呼吁人类在远征中时时回眸，看看故国故都是否已经沦陷；于是，他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化类别——“反文化”，主旨是揭示文化的“负价值”。
在《庄子·内篇·应帝王》中，记载了庄子讲过的一则寓言，大意是：远古时候，大地有三个主宰者，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倏”、“忽”、“浑沌”。其中“浑沌”最“本真”，浑朴善良，只是太“原始”，面无七窍。于是，“倏”与“忽”便对“浑沌”进行了“文化开发”，每天为他凿一窍。七日而七窍备，但那位可爱的“浑沌”却死掉了。
在这里，“浑沌”象征着大自然的“原生态”和人的“原性态”。庄子担心它会在人类的文化活动中失去，有没有一点道理呢？
对于古人的“忧患意识”，现代人往往持鄙薄态度，例如那位“杞人”就曾被聪明人和自以为聪明的人嘲讽了两千多年。殊不知“天”确实“塌”过。六千五百万年前的一天，一颗像美国曼哈顿大小的流星撞击地球，烟尘四起，仅仅几十年时间，一个庞大的生命群——恐龙，便彻底灭绝了。
人类的生存史上没有遇到这样的飞来横祸，但人类却用自己的手为地球、为自己制造了形形色色的“烟尘”，日益毁灭着一切本原的“浑沌”存在，最终有可能将人类自己“窒息”掉。而且，越是“现代化”，人类所承受的“负积累”、“负价值”也就越多。
糟糕就在于这是一种必然，不可超越的。
日本学者在北极圈南部北纬66°51′、西经46°15′、标高二千米的地方进行精确测察，推导出地球的大气污染始于公元一千八百年左右。真是让人惊愕，这个年代恰恰联系着地球上一个“人类史的辉煌”——欧洲产业革命（英国始于1760年，法、比始于1830年）。
这就是说，地球环境的大幅度坏下去，是和“现代化”同步的。
因其“必然”，故而“同步”。
恐龙灭绝于“偶然”，人类有没有可能灭绝于“必然”？
要寻求或推导这个答案，不能求助于活得美美滋滋、神魂颠倒而又浑浑噩噩的“现代人”——诸如“大亨”、“大款”、“大腕”、“老板”之类，也不能专门去听工业局长、商业局长的话，最好是看一看地球本身的褴褛情况：
全世界每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