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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莎认识的。原来介绍他们相识的是阿法纳西·斯捷波奇金。他原是战俘，是个经
过考验的人，在支队里颇有威信。他早就认识拉莉莎，曾不止一次地同她谈过心，
并也以头为她担保。德军占领之前，拉莉莎在技校学习。她在盖世太保机关当清洁
工纯属偶然——她干这项工作主要是为了逃避去德国服苦役。收集用过的复写纸是
尼古拉让她干的。拉莉莎曾告诉尼古拉，她干这种事不费吹灰之力。她请求让她承
担更为重要的工作，如：偷盖世太保工作人员写字台的钥匙，从抽屉里取出一切可
能有用的东西。因为这件事非同小可，尼古拉特来支队征求我们同意。
一切都进行得异常顺利，令人难以置信的顺利……难道这是圈套吗？……
如果在这种时候让我们的指挥机关受到盖世太保假情报的蒙骗，那真是太可怕了！
不久我们即遭到了第一次挫折，那时我们的感情是复杂的、很难用言语来表达。
不过，无论第一次挫折如何使我们痛心，无论我们如何为陷入敌人魔爪的同志怎样
担心，我们仍然不能不感到慰籍。我们坚信，我们取得的成绩不是假的，而是真的。
我们的侦察情报是可靠的，不是盖世太保在欺骆我们，而是我们巧妙地捉弄了他们。
这种慰籍的感情，这种无限兴奋的感觉是我们付出高昂的代价才换来的。
侦察员卡拉佩强先后几次去罗夫诺市。他曾是战俘，于1943年初参加支队。卡
拉佩强执行任务表现出色，没有理由不派他去罗夫诺市。在市里他通常住在秘密接
头的地方，那套住宅里住着一个红军中尉的妻子及两个孩子。一天，卡拉佩强喝多
了，醉醺醺地回到了住所。正好有两个陌生人也在屋里，卡拉佩强竟忘乎所以，当
着陌生人的面，吹起牛皮来：“你们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我是法西斯感到危险的人物！”
站在陌生人背后的女主人直向卡拉佩强使眼色：你快住嘴吧！
“这个我知道，用不着你吭声！”卡拉佩强回答道。“赤手空拳是抓不住我的，
瞧这个，见过吗？”于是他把自己随身带着的手枪和手榴弹亮给他们看。
陌生人听他胡言乱语了一阵儿，便急忙告辞而去。
“你这是怎么搞的！”女主人惊恐地把双手一拍说道。
“他们是密探！你快跑吧！”
卡拉佩强顿时酒醒了，急忙跑出房子，隐蔽起来。
对这件事情他回营地后只字未露。过了一天，他又被派回罗夫诺。然而，同样
使用这个秘密接头地点的尼古拉·斯特鲁京斯基很快从罗夫诺市赶回营地报告说，
女主人及两个孩子被盖世太保带走了。
卡拉佩强立即被召回营地，在支队部受到了审查。他对上述情况供认不讳。这
种罪行是不能饶恕的。根据支队部的决定，他被枪决了。
这种实为背叛的行为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一个最可靠的秘密接头地点被破
坏了，女房东，一个忠诚的苏联妇女，连同孩子被弄到了盖世太保，在那里等待他
们的必然是死亡。此外，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匪徒得以窥探出若尔日·斯特鲁京斯
基的踪迹。因为出事时他去过因卡拉佩强而遭破坏的秘密接头地点，对所发生的事
情一无所知。叛徒们探出了若尔日·斯特鲁京斯基的踪迹之后就开始了反间行动。
“喂，小伙子，”一个穿着军不军民不民的家伙，在大街上叫住了他，抓住他的胳膊说，“有事找你。”
“找我有什么事？”若尔日·斯特鲁京斯基问。
“我们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别拒绝我们。我们想投奔游击队，我们要打德国人，
头头欺骗了我们。”
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若尔日·斯特鲁京斯基了解这些民族主义分子。对他
们的话并不感到奇怪。不过，他还是说：“您如果想使人相信您，就应该把头头们
捆上带来。”
那家伙同意了。他同若尔日·斯特鲁京斯基约定在城外一公里的一个地方见面。
三天之后投诚者应该带着被捆住的军官到那里。若尔日·斯特鲁京斯基找到哥哥，
同他商量。哥哥表示同意。接头地点兄弟俩是很熟悉的：小时候他们常常骑着自行
车在这条小河的岸边玩耍。
“在那里见到他们之后就带他们直奔‘了望站’，”尼古拉说。“一定要小心！
别忘了，你是在同谁打交道。”
若尔日·斯特鲁京斯基在约定的时间到达碰头地点。起初他觉得这里一个人也
没有，但接着便从树丛里面站起两个人来。若尔日·斯特鲁京斯基对他们说了几句
暗语：“小伙子，水凉吗？”
“我们还没有下去游过。”他听到了对方准确无误地对上了暗语。
就在这时，突然从树丛里，从芦苇丛里，从山丘后面——从四面八方跳出许多
盖世太保秘密警察。若尔日·斯特鲁京斯基一见黑色的制服便认出了他们。
他拔出手枪就向叛徒和盖世太保分子射击。
“抓活的！”他听见身后什么地方有人这样喊道。
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胸部。若尔日·斯特鲁京斯基的子弹打完了。他纵身跳入
河中。这时又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腿。
若尔日·斯特鲁京斯基被抓住捆了起来。伤口鲜血直流，被拖进了盖世太保机关。
七
……有一次象往常一样，莫斯科不是命令，而是询问道：“你们能否拨出—个
破坏分队到科韦尔地区执行破坏任务？”
我们毫不犹豫地回答。
“完全可以。”
于是5 月29日，一个由65人组成的工兵连从楚曼森林向科韦尔林区进发。
一路上困难重重：要摸索着步行六七个昼夜，梯恩梯炸药全靠个人随身背着，
这是支队里剩下的全部炸药，我们一包不留，全让他们带上了。这些炸药足以炸毁12节军列。
为了使工兵连顺利到达科韦尔地区而不被敌人发觉，不同敌人发生武装冲突避
免有人负伤，我们为他们准备好了全程的食品——向他们提供了食糖和熏制的香肠
——所有这些也都要工兵们自己背上。
工兵连由弗罗洛夫少校领导。
出发前，他把队伍集合好就来叫我，让我向战士们发表临别赠言。
我一开头就提醒战土们，一路行军要谨慎小心。
“你们都很清楚，”我说，“希特勒匪徒为了对付侦察分队，组织了配备有机
枪的二三百人组成的伏击队伍。你们还知道，只要我们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他们马
上就会出动大批讨伐部队来对付我们。希特勒匪徒既不喜欢我们，也不害怕我们。
但是现在还不是我们同他们摊牌的时候。这就是说，耍使敌人不知道，你们是我们
支队的一部分。关于这一点你们无论在任何地方、无论对谁都不要讲。你们相互之
间也不要谈论这一点。请忘掉我的名字，忘掉弗罗洛夫这个名字。他也是敌间谍机
关非常熟悉的人。从今天起你们就叫弗罗洛夫为‘沃洛佳舅舅’，或者简单地叫他
‘队长同志’……”
工兵连就要出发了。在林中小路的两旁，支队各分队成仪仗队站好，这是离开
营地的必经之路。许多同志在游击队生活的这段时间里，朝夕相处，同甘共苦成了
朋友，现在就要长期分别了。很多人在工兵连里都有亲人：兄弟、父亲，丈夫。
“很可能我们将要永别了”，每个人都情不自禁地这… 样想。
康斯坦丁·格里戈里耶维奇·马利科夫中尉受命担任工兵连的连长。
按所受教育而论，他是工程师。也象我们所有的莫斯科人一样，他是自愿报名
参军的。他参加过莫斯科会战。特别是在苏军坦克开始著名的大反攻之前，在清除
敌人雷区的工作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参加支队他同样是自觉自愿的。
我记得，大约在起飞前三天，他到了我那儿：“可以向您谈谈我的私事吗？”
“您说吧，马利科夫同志。”
“我爱着一个姑娘，我想同她到民事登记处去一趟，这需要三四个小时的时间。我能请几个小时的假吗？”
“您可以去几个小时。但是为什么您要急着结婚呢？您可以等打完了仗回来再结婚嘛。”
“她是个医生，今晚上就要去前线了，”马利科夫沉着地答道。
八
通信员急匆匆地来到了我的帐篷里。
“支队长同志，沿茹拉维奇村旁边的道路发现一队德军。队伍前面是骑兵，后
面的是乘坐大车的士兵，还有火炮，”他报告道。
通信员是一个秘密观察哨派来向我报告的，这个观察哨设在离营地两公里远的路旁边。
我还没有来得及对这一情况加以分析，又有两个人同时上气不接下气地向我跑
来。其中一个是从负责警卫营地的哨位上来的战士，另一个是在营地附近林中空地
上放牧的游击队员。他们两人都证实说：看见了德国骑兵。
毫无疑问，德国人是从三面向我们营地紧逼过来。
我让斯捷霍夫带一个值班排向敌人所在方向运动，在那里建立指挥所．我本人
则留在原地，以便组织各分队做好战斗准备和同其它哨位保持联系。谢尔盖·特罗
菲莫维奇刚刚走出200 米，哒哒哒的机枪长点射就打破了森林的寂静。紧接着响起
了一片冲锋枪和步枪的射击声。
我断定，这是我们的人在射击。我因为担心他们会白白地消耗掉我们本来就已
经不多的子弹，就打算派通信员到斯捷霍夫那里传达命令：要瞄准射击，节约子弹。
然而，我还没有来得及给通信员下达命令，又有人向我报告：“支队长同志，
哨兵报告：道路上的敌人正在架起火炮。”
我命令巴扎诺夫：“你带35名自动枪手，把火炮弄过来。”
巴扎诺夫一转身就在林中消失了。
战斗进行得相当激烈。远处不断传来游击队员们雄壮的“乌拉”声。
“莫非斯捷霍夫带人发起了冲击？”我仔细地听着射击声，想道。“事先也不
告诉我一声？”但是通信员回来向我报告道：“您的命令已经传达，斯捷霍夫同志
告诉说，是敌人在射击，我方射击不多。他惊异的是，从敌人那边不断传来俄国人
的‘乌拉’声。”
“告诉斯捷霍夫，不许发动冲击，他的右翼有火炮，已经派巴扎诺夫去那里，，
让他同巴扎诺夫联系。”
情况仍然不明。为什么敌人方面响起“乌拉”声？森杯里的火炮是从哪来的？
莫非法西斯匪徒预先派来了叛徒？无论是我，还是留下和我在一起的卢金都迷惑不解。
后来，终于真相大白了。
随斯捷霍夫一起去的值班排长是的里斯·克鲁季科夫。
他和他的战士们利用地形，在树林和树墩后面躲躲藏藏，悄悄地接近了敌人。
突然，克鲁季科夫听得清清楚楚：“你怎么了，鲍里斯，向自己人开起火来了？”
一个女人从刚才进攻的队伍里向他吼道。
克鲁季科夫仔细地看了看，他几乎要惊呆了。他认出“女敌人”正是他的同学。
他在基辅一所学校里学习的时候和她是同桌。他们扑向对方怀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而在附近，事态是这样发展的。
巴扎诺夫接近了道路，对方的火炮正在准备投入战斗。
为了恫吓对方，巴扎诺夫故意高声命令道：“全营注意，一连向右，三连向左，
二连随我前进！’这时，一个陌生人突然跑到他的跟前说：“我营已经展开队形！”
“什么营？”
“科夫帕克的第二营！”
于是射击停止了，人们弃战言欢。向我们“进攻”的原来是科夫帕克的人！
我同谢尔盖·特罗菲莫维奇·斯捷霍夫一起向科夫帕克走去。
这一次是我们同这位传奇般的游击队指挥员的第二次相逢。
在我的想象中科夫帕克应该是一个高大魁梧、健壮有力、嗓门宏亮的人。所以，
当我发现站在我面前的原来是一个年迈、削瘦的游击队员，从外表看去，码也有60
岁时，我确实感到惊异。他讲起话来生动、活泼，甚至可以说是娓娓动听。金星勋
章和列宁勋章，在他胸前闪闪发光。
“您好，梅德韦杰夫；同志！”科夫帕克说。“在布良斯克大森林的时候我就
听说过您。现在，在乌克兰这儿相逢了。”
科夫帕克向我提起一连串问题：我们在这个地区是否已经很久？我们是如何开
展工作的？我们还要在罗夫诺市郊待很久吗？我把一切情况都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
“我们要一直待到红军打来，”我最后说。
这时，房间里又进来一个人。高高的个子，仪表堂堂，军便眼胸前也缀饰着军功章。他面带倦容。
“来认识一下，这是我们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