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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机场上终于传来盼望已久的“顺利返航”的报告时，我觉得这一夜简直把我
弄得精疲力尽了。
“一切正常，”驾驶员报告说。“伞兵全部投向托尔斯特列斯车站一带的信号目标。”
然而那天早上科切特科夫却来电报告说，没发现任何飞机，尽管篝火烧了一整
夜。出了什么鬼？显然伞兵又投错了地方！帕顺没有报务员，所以从他那是不会得
到任何消息的。 特沃罗戈夫失踪了，帕顺也不知去向……
“我要亲自前往，”我当机立断，业立刻请示统帅部。
然而统帅部拒绝了我的请求。只好耐心等待。
同下一批，第四小队人员——起空降的是谢尔盖·特罗菲莫维奇·斯捷霍夫。
令人无比沮丧的是，他这组人员同样也投有空降到科切特科夫设置信号的地点。
“没有·发现任何飞机，”科切特科夫报告说。斯捷霍夫 则来电报告说：
“我们一连二天无法确定所在地的位置。派 出侦察的人亦没有返回。”
我内心的不安已达到了顶点。我坚决要求上级允许我亲 自去。上级终于同意了。
和我一起空降的有在特沃罗戈夫失踪后被指定为支队侦 察队长的亚历山大·
亚历山德罗维奇·卢金，女报务员莉 达·舍尔斯特涅娃和几名西班牙藉战士。
他们是那批曾经为保卫自己祖国的自由而战，尔后为躲 避佛朗哥法西斯恐怖
而来到苏联的西班牙同志。伟大卫国战 争开始后，视苏联为自己第二祖国的西班
牙反法西斯战士们， 坚决要求苏联政府把他们派到前线去。这样，有十五名西班
牙人编入了我们支队。
六月二十日黄昏，我带领一小队人来到了机场。一支队 的战友们前来给我们送行。
用于告别的时间不长。前来送行的同志们知道，我们籽 飞往西部地区，不可
能很快就给他们写信，但他们什么也没 问，只是祝我们一路顺风、吉星高照，并
说些既干巴巴的又 意味深长的送别之言。然而这些话却掷地有声，深深铭刻在我们心里。
在预定的时间里，飞机准备完毕。再见啦，莫斯科！
象以往一样，上路后最初的几分钟我们的思绪依然停留 在那个刚刚离开的城
市，依然和那些一刻钟前与我们握别的 同志们在一起。渐渐地，这种惜别之情消
失了，代之以新的 意念。这些意念已不再是对过去和往事的追忆，而是对随着
早晨的到来而即将开始的另一种未知和激动人心的新生活的 迢思。机舱里活跃起
来，人们开始了交谈。还有人唱起了 歌，一支接一支，一会儿是俄文的，一会儿
是西班‘牙语的， 一会儿又是乌克兰话的，这样持续了一路。
飞机飞越前线上空时，落入了探照灯耀眼的光束中。德 军的高射炮弹在我们
四周爆炸。但飞机幸运地通过了危险 区。又飞了一小时后，传来了准备跳伞的口令。
我望了望舷窗外，清楚地看到了地面燃起的篝火。飞机 边盘旋边降低了高度。
我们一个挨着一个站在敞开的机门 旁，门外是茫茫的黑夜和深渊。那情景很难使
人不激动。
“开始！”
我第一个纵身跳了下去。
我们跳伞的高度很高——距地面九百公尺左右。夜空是晴朗的。我们头顶上挂
着一轮明月。在我们脚下的地面上可以看见几堆篝火。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
变得离我们越来越远——风使我们偏离了目标。其他几个跳伞的同志离我不远，就
在我的上边和左右。这时突然有一个人从我身边擦身而过径直落下。我立即想到：
一定是降落伞没有完全张开，这可要摔死人的。
我们脚下的树林清晰可辨了。我按照规定做好了着陆准备：交叉地抓住了伞绳。
就在这一瞵间，一股强大的气浪冲过来，把我冲到了一边，然后双脚才终于触到了
地面。风把我吹离树林边缘大约四十来米。
按预先约定的，我应点燃一堆篝火。这样着陆的同志们就会聚拢到篝火边。然
而着陆时我给狠狠地挫了一下，以致站都站不起来，更不用说拾树枝来点篝火了。
当时我只好收拢降落伞，点燃了它，然后准备好冲锋枪，爬进了近旁的小树丛。天
知道此刻到篝火前来的是谁！
很快我听到了一阵轻微谨慎的脚步声，于是问： “口令？”
“莫斯科！”
“熊，”我答了口令，然后提高了些嗓门：“把降落伞投进火里，向我靠拢。”
“是！”
来人是卢金，跟在他身后到来的是莉达·舍尔斯特涅娃，随后其他的人就一个
接一个地出现了。
三、四公里外传来了狗咬声，而且接连不断此起彼伏，仿佛是有人一直在撩逗
它们。看来，不远的地方有村庄。
所有的人都聚齐了。最后一个赶到的正是我在空中发现的那个从我身边擦身而
过的同志。他的伞没有完全张开，在眼看就要粉身碎骨的时候，突然他的脚碰上了
沿铁路线架设的电话线，于是便化险为夷，真可谓万幸。
我站了起来，艰难地挺直了身体。
指北针，星空和铁路——这些足够告诉我们该向何处走了。托尔斯特列斯车站已经不远了。
就这样，我们来到了距前线六百公里，距莫斯科上千公—里的敌后。
二
夏日的森林身着绿装，分外妖烧。方圆几十里的空气中都弥满着森林的气息—
—那是霉湿的针叶和芳香的树脂的气味混杂着花草的芬芳。
东方透出万道霞光，把地平线染成了淡蓝色和玫瑰色，照亮了还浸在暮色中的
树冠。挂满露珠的小草在脚下作响。我们鱼贯而行，一个人踩着另一个人的脚印，
在身后只留下了一道足迹。这样即使是有经验的猎人也难以断定，到底有多少人从
这儿走过。谨慎——这是游击队员的首要信条。
这座位于敌人占领区的森林是那样神秘和令人忐忑不安。谁知道，它会为什么
人效劳，里面隐蔽着什么人，又会迎头碰上什么人——是朋友抑或敌人？……
我们默默地走着，个个竖起耳朵，听觉高空紧张。周围是一片令人生畏的寂静。
早上九时，我们已经来到了距离托尔斯特列斯车站很近的地方。我发出了休息
的口令，派出了潜伏哨，然后命令莉达·舍尔斯特涅娃开设电台。
还没等我布署完毕，派往前面担任潜伏哨的战士就带来了三个人。一看见我，
这些“俘虏”都高兴地笑了。原来这是科切特科夫的侦察员。
四十分钟以后，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本人已经向我们：讲述自己的厄运了。
他们不仅被空投到预定地点以北二百公里的地方，而且全都掉进了沼泽地。他们个
个成了落汤鸡，在沼泽地里从一个土墩爬到另一个土墩，整整折腾了一夜，直到拂
晓时分总算踏上了坚实的土地。火柴湿了，无法燃起篝火，更谈不上烤干衣服。而
且真可谓祸不单行：电台也进了水。报务员为了与莫斯科沟通联系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我没有见过比这在敌后森林中的重逢更亲切更令人欢欣的了。在这儿我们不知
为何都异常深切地感觉到，我们为坚实的纽带牢牢联系在一起，是那样的亲密无间，
那样的相亲相爱。人们争先述说着各种见闻，宛若隔世重逢。最令人欣慰的就是斯
捷霍夫和他的伙伴也在科切特科夫的营地里。在这儿的还有采萨尔斯基大夫。按最
初所定汁划，他应和我一起出发，但由于科切特科夫小队里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
计划改变了。这就是卡拉什尼科夫——一个上了年纪、身高体胖的游击队员——在
着陆时连人带伞给挂在了离地面六米多高的树上。卡拉什尼科夫不等人们来援助，
就用芬兰刀割断了伞绳扑通一声栽到了地上。然而他却站不起来了：双腿骨折。
当时，在接到科切特科夫就所发生事件拍来的电报后，我把它递给了采萨尔斯
基：“今天您能起飞吗？”
“随时都可以，”采萨尔斯基回答道。
“那么两小时后吧。”
阿尔贝特·韦尼阿米诺维奇·采萨尔斯基刚结婚不久，急忙跑去向妻子辞行，
不巧她不在家。他没来得及向妻子道别就飞走了。
卡拉什尼科夫此时不在营地。他躺在距托尔斯特列斯车站半公里处的一间巡道
工的小房里，是科切特科夫把他安置到那儿的。大夫和游击队员每天去那里看望他。
关于萨沙·特沃罗戈夫和帕顺依然象先前一样音讯全无，如同石沉大海。
两天后，我们又接应了一小队伞兵。
开始时，飞机从我们点燃的篝火上空高高地一飞而过。
我们的篝火烧得十分旺，连飞过的飞机和天上的乌云都照得一清二楚。
飞机飞到一边去了。等它拐过弯重新出现时，高度只有三百公尺了。接着一个
个降落伞的圆顶离开了飞机。风把降落伞吹得歪到了一边。
突然在大约八十米的高度，接连张开了两顶降落伞。第一个跳伞者跌落在篝火
旁，另一个在稍远处着陆。
显然，我们的跳伞着陆场不合适。它离火车站太近。附近既有铁路和圆石马路，
又有木材场。在这样的场地上着陆，弄不好就会摔成残废。于是我们不得不给莫斯
科发报，请求暂停空投人员。
六月二十三日拂晓，我们离开了这块营地，仅仅留下了由五名战士组成的“了
望站”。他们肩负着监视车站的任务。采萨尔斯基也留在了“了望站”里。他得去
给依然住在巡道工家的卡拉什尼科夫治伤。我们无法带着卡拉什尼科夫行动——他
的腿已打上了石膏。
……路上我们发现了一个孤零零的淹没在密林深处的圆木小房。我们派出了三
名便衣侦察员。
“要点吃的，尽可能了解一下敌情，”卢金向他们做了布置。
听见敲门声，走出一个身板结实、有些驼背、长着浓密的白眉毛的老头。
“什么事？”
“老大爷，能找到点吃的吗？”
老头拿出了十来个生土豆。
“老大爷，你知道德国人在什么方向吗？”
“这我可没注意，”老头说着，随手紧紧关上了门。
还没等我们走出一公里，我们这支队伍的后卫队就报告说，扣留了一个可疑的
人。他骑马疾驰而来，看见担任警戒的战士就拍马上前问道：“哪里可以见到警察局长？”
“你找他干吗？”游击队员问。
“刚刚有三个小伙子路过，打听德国人的情况。看来是—游击队，朝那边走了！”
我们的人认出了那个被扣留的人就是刚刚给我们土豆的护林员。
受审时他供认，他是要到区中心哈布诺耶去向讨伐队报告林中出现游击队的，
想以此背叛行径得到奖赏。老头说他自己过去曾因触犯刑法受到过苏维埃法院的审判。
“枪毙他！”这是全队的共同愿望。于是满足了大家的愿望结果了他。
这件事使我们警觉起来。尽管已经很累了，但我们决定不休息。下午三点来钟
每人分了一块熟肉，边吃边走。面包没有了。
六月二十五日早晨，担任营地警戒的战土又带来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他在离
我营地不远的地方观察地形。他对扣留他的战士说，他是当地的居民。然而在搜查
他的时候，却在他身上找到了一个说明他在警察局供职的证件。很明显，敌人在寻
找我们，而且可能已经发现了我们的踪迹。
当天很晚的时候，突然我们设在托尔斯特列斯车站的了望站的全体人员都赶了
回来，其中包括采萨尔斯基。
“出了什么事？”
“讨伐队，”大夫简短地回答说，“在搜山。”
“卡拉什尼科夫在哪？”
“他和巡道工一起被抓走了。”
直到这时，我才真正强烈地感觉到，我们的处境是何等的危险。要是我在车站
附近多滞留一段时间，就可能已全队复没了。
那天夜里我们挑选出一小队侦察员，由托利亚·卡普钦斯基率领，其任务是潜
回车站附近，监视希特勒匪徒的动向。
如果敌人正在对我们进行跟踪追击，就立即派回通信员，同‘对袭击讨伐队，
用自己的战斗把敌人引开，以保护支队。
托利亚·卡普钦斯基一接到任务，平日的那种无忧无虑、无所事事的劲头儿顷
刻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首次接受战斗任务，使他既激动又兴奋。接受任务时，
他对每句话都郑重地答之以“是”。随后他集合起侦察员，对他们讲了很长时间的
话。拂晓时分，侦察小队离开了营地。
然而侦察员们没走多远，就在距营地半公里处的一条小河的对岸发现了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