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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延陀统治，在漠北建立与突厥为敌的大国。六二九年，颉利感到形势危急，派人来请求和亲，愿意称臣，作唐朝的女婿。自然，提出这种请求都是徒然的。
六二九年，唐太宗任命李靖，李勣、柴绍、李道宗、卫孝节、薛万彻各为行军总管，分六路出击，兵力共十 余万人，统受李靖指挥。突利可汗入朝，颉利愈益孤立。六三○年，唐军大破突厥军，捕获颉利可汗。东突厥残部有些投薛延陀，有些逃往西域，降唐及被俘男女多至数十万人，如何处置突厥人，一时成为严重的问题。
唐太宗令群臣讨论处置突厥人的办法，最后采用温彦博的意见，使降众居边境上，分突利原辖地为四个州，置四州都督府，分颌利原辖地为六个州，置定襄（治宁朔，陕西榆林县南）、云中（治朔方境，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南）两个都督府。任命突利、阿史那苏尼失、阿史那思摩等为都督，统率部众。其余酋长五百余人都给将军、中郎将等名号，五品以上军官有百余人，入居长安的突厥人将近一万家。
突厥是北方大国，突厥被灭，唐在边境外诸族中建立起无上的声威，四方诸族纷纷来降附。六三○年，四方君长到宫门前请唐太宗称天可汗。此后唐朝皇帝对西北诸族用天可汗名义行施号令。
六三九年，唐太宗封李思摩（阿史那思摩改姓李）为可汗，李思摩率突厥人十余万出边塞，居大河北面故定襄城，与薛延陀隔大漠立国。薛延陀强盛，突厥必须依附唐朝，才能自保，因此，唐北边数十年无大战事。武则天时，酋长骨咄禄自立为可汗。骨咄禄死后，默啜为可汗，突厥成为统一东西两部、西境到里海东岸的大国。默啜经常深入中国内地，掳掠人畜财物。唐玄宗开元初年，突厥内乱，默嚼被属部拔野古人杀死。此后，突厥内乱相继不绝。七四四年，唐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击破突厥军。七四五年，回纥又击杀突厥最后的可汗白眉可汗，突厥余众降唐，东突厥亡。东突厥故地全为回纥所有。
铁勒（敕勒）诸部——薛延陀是铁勒诸部中最强的一部。部众有七万帐，风俗大抵与突厥相同。唐太宗封薛延陀酋长夷男为可汗。夷男役属铁勒诸部及靺鞨、霫等部，成漠北大国，有兵二十万。六四一年，夷男出兵到漠南击李思摩的突厥国，唐大将李勣等大破薛延陀军。夷男死后，国内发生战乱，六四六年，唐太宗灭薛延陀。铁勒诸部酋长请求内附。六四七年，在回纥等部置六个都督府七个州，以各部酋长为都督或刺史。置燕然都护府于西受降城（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东南的古单于台，统率六府七州。诸酋长奏请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条驿路，称为参天可汗道，分置六十八驿，备马和酒肉供使人往来；各部每年贡貂皮作为赋税。唐太宗允许各部的请求，唐势力达到漠北广大地区。
内附诸部有总称为铁勒的回纥、拔野古、仆骨（仆固）、同罗、浑、契苾、多滥葛、思结、阿跌、跌结、斛薛等十一部，以及葛罗禄、骨利于、白霫等部。又有黠戛斯（结骨、坚昆）部，游牧地在铁勒的北面，有众数十万。六四八年，黠戛斯酋长入朝，唐太宗置坚昆都督府，任酋长为都督。
二 东北方
高丽——隋炀帝攻高丽，引起国内民众大反抗，对中国统治者应该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唐高祖曾和高丽国交换本国流亡人，高丽送还中国流亡人将近一万，足见高丽对唐朝的态度是友好的。唐太宗灭突厥，高丽愈益表示友好。唐太宗却滋长了侵略野心，自恃国大兵强，企图加害弱小的邻国，以为一定能得到胜利，事实和愿望恰恰相反，他得到的是悔不可追的失败。
六四二年，高丽西部酋长泉（姓）盖苏文（名）杀高丽大臣百余人，又杀国王高建武，立高藏为国王。泉盖苏文专擅国政，用严刑立威望，高丽内部自然不能相安。唐太宗觉得有隙可乘，六四四年，决定亲自率兵往攻。群臣多上书劝阻，裕遂良建议说，派二三猛将率兵四五万出战，即可成事，不必亲往。唐太宗不听。唐太宗和外国作战，都是命将出师，这一次独违常例，一定要自己去，原因是（一）隋炀帝侵高丽大败，唐时群臣和兵士还留有疑惧的心理，唐太宗宣布五条“必胜之道”，就是要解除疑惧，事实上疑惧确是被解除了；（二）唐太宗自以为有必胜之道，发生骄做轻敌的心理，要亲自去炫耀“老人”的本领，后来用兵失败，主要是因为骄傲轻敌。当然，更主要的还在于战争的正义性不在唐太宗这一边而是在高丽那一边。
六四四年，唐太宗派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战舰五百艘，载士兵四万三千人自莱州泛海向平壤。派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步骑兵六万及一部分西北方胡兵向辽东，两军合势并进。又令新罗、百济、奚、契丹配合唐军分路击高丽。六四五年，唐太宗率诸军自洛阳出发到幽州。李勣、张亮两路都获有战果。盾太宗亲到辽东城下督战，唐兵破辽东城，又取白岩城（辽宁辽阳市东北）、盖牟城（辽宁盖平县）。唐太宗进军攻安市城，高丽将高延寿、高惠真率兵十五万人救安市，唐太宗看到大量敌兵，高兴得亲自上阵指挥。李道宗献计说，高丽全国兵都在这里，平壤守备必弱，请给我五千精兵，直攻平壤，这样，数十万敌兵必然溃败。唐太宗似乎不曾听见，一心指挥作战。唐军大破高丽军，高延寿、高惠真率残兵三万余人到军门投降。唐太宗对二人说，东方年轻人，在海边跳来跳去，说到打仗，那能比得上我老人，今后还敢同皇帝打仗么？又写信给太子（唐高宗）和留守大臣高士廉说，我做将官，本领怎样？这都是骄气十足的表现，他当然知道李道宗献的是好计，只是以为击破高延寿主力军后，率大军到平壤城下受降，更能满足自己的骄心，因此当作不听见。唐军百计围攻安市城，守城人坚守不屈，这时候天气寒冷，草枯水冻，粮食又快用完，兵马无法久留，战无不胜的唐太宗只好从安市城下退兵回国。唐军夺得十个城，掳获辽、盖、岩三州居民七万人，算是这次战争的收获。盾太宗深悔不该出兵，叹道，魏征如果活着，一定不让我走这一趟！唐太宗行施欺骗高丽军民的手段，确是用尽心计，但是他终于失败了，百战老人并不比东方年轻人强多少。
唐太宗当然不肯认败。六四六年，又谋攻高丽。朝臣建议：派遣偏师，轮番攻击，使高丽民众不得耕种，几年以后，田野荒废，人心不固，鸭绿江以北，可以不战而得。这是非常险恶的计谋，店太宗采取了，派出海陆两军，在高丽境侵扰。六四八年，唐太宗大造船舰，运送军粮，准备明年发大军三十万人灭高丽。六四九年，唐太宗死去，战事暂时停止。六六○年，唐高宗派遣苏定方等率兵十万渡海，与新罗国合力攻破百济国，置熊津等五个都督府。六六一年，百济人起兵抗唐，收复大部国土，唐将刘仁愿、刘仁轨守熊津城不走。六六三年，百济国王引日本国救兵与唐军相拒，刘仁愿、刘仁轨等击败日本兵，烧日本船四百艘，百济国境全部被唐军占领。唐兵联合新罗兵，威胁高丽南方，高丽处境更困难了。
六六六年，高丽泉盖苏文死，子泉男生、泉男建、泉男产争权，泉男生遣子泉献诚到唐求救。唐朝廷得到这个机会，以援救为名，派遣大将契苾何力率兵攻高丽。接着，又派遣李勣统率大军往攻。六六八年，攻破平壤城。高丽全境被唐占领，分置九个都督府，四十二个州，在平壤置安东都护府，行施唐朝的统治权。
唐对高丽用兵，比对别国显得费力，足见统一团结的小国可以对抗统一的大国。泉氏兄弟争夺权位，内部分裂，泉男生为唐军作向导，引唐军灭自己的国家。分裂的小国为统一的大国所灭，那是很自然的。但是，高丽民众以及一些不甘心亡国的统治阶级中人，就在六六九年起兵反唐。此后大小战事不曾停止，唐朝廷利用高氏子孙来和缓民众的反抗，都不能生效，武则天时，唐势力退出高丽，侵略者终于被高丽民众战胜了。
百济——百济是在马韩故地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国王姓扶余。百济与新罗为邻，互相攻击，新罗较弱，对唐朝要求更多的保护，唐朝也常为两国和解，不许百济、高丽等国夺新罗土地。六六○年，唐灭百济国，置朝熊津等五个都督府。六六三年，唐兵击败百济抗唐军。唐高宗使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唐军撤退，扶余隆受新罗压迫，也退回长安。百济土地被新罗占据，百济亡。
新罗——新罗是在辰韩、弁韩故地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国王姓金。新罗与唐朝一向保持友好关系。新罗得百济，七三五年，又得唐允许，占有高丽浿水以南土地，对唐更表示友好。唐统治阶级允许新罗人口贩子运奴婢来中国出卖，新罗不敢禁阻。八二三年，唐穆宗下令，“不得买新罗人为奴婢，已在中国者，即放归其国”。这个禁令，并无实效。唐文宗时，新罗人张保皋、郑年二人都有勇力，在唐禁军中作小军官。郑年技艺比张保皋强，二人各不相下。后来张保皋回国，告国王说，全中国都有新罗奴婢，请让我镇守清海，使掳掠人口的贼徒不得出海口。国王给他一万人守清海，自此人口买卖被禁绝。郑年在中国穷困，回到新罗见张保皋。这时候新罗国大臣杀国王作乱，张保皋分兵五千人给郑年，使到京城平乱。郑年杀叛臣，立国王。国王召张保皋作国相，使郑年代守清海。新罗统治阶级允许被惊人口出境，唐朝统治阶级允许奴婢入境，双方都是利用两国友好关系来取得可耻的私利。张保皋、郑年为保护新罗民众，放弃私嫌，合力禁止人口买卖，无愧为新罗国的英雄。
高丽、百济、新罗立国在一个半岛上，因为互相攻击，招来唐朝的侵略。因为唐军侵入，百济灭亡，新罗扩大，形成南北两国对立的形势。高丽民众反抗强大的唐朝，表现出坚强的斗争精神，统一全半岛的事业终于由高丽国来完成（五代后唐时，高丽大族王氏重建高丽国，灭新罗国），趋势是自然的。三个国家都有接近汉文化的本国文化，新罗国尤为接近。汉文化唐时从百济、新罗间接传入日本，在文化流通上，百济、新罗是有贡献的。
日本——西汉时，中国与日本已有往来。东汉光武帝给予日本国王金印。两国正式往来，应当从东汉初年算起。三国魏时，司马懿灭辽东割据者公孙渊，日本与魏又有正式往来，据《魏志》所记，日本使者来魏凡四次，魏使者到日本凡两次。至南朝时，日本使者来中国，次数大增。儒学、佛教以及手工业者从中国、百济、新罗进入日本，对日本文化起着启蒙的作用。
隋统一南北，国威大盛，日本从隋吸取汉文化，也表现高度的热情。自六○○年（开皇二十年）至六一四年（大业十年），日本使者来中国凡四次，隋使者去日本一次。六○七年，日本使者带来僧徒数十人，隋炀帝命裴世清到日本报聘。六○八年，裴世清回国，日本派留学生、学问僧八人随裴世清来中国。这些留学生学问僧到唐初才先后回日本，成为推动日本文化前进的有力人物。
日本大规模吸收汉文化是在唐朝。据史书所载，日本派来中国的遣唐使不下十三次。每次总有留学生、学问僧多人附使船同来中国。如六五三年（唐高宗永徽四年），日本派出两批使船，每批各有留学生、学问僧一百二十余人。七一六年（开元四年），日本使船总人数有五百五十六人。七三二年（开元二十年），日本使船总人数有五百九十四人。六五九年（唐肃宗乾元二年），日本使船总人数有九十余人。八三四年（唐文宗大和八年），日本使船总人数有六百五十余人。至于附商船往来的日本学生和僧徒，为数也不会少。唐时汉文化的各个方面以及佛教的各个宗派，大体上都移植到日本，给日本文化以巨大的影响。唐后期商业发达，唐商船经常来日本，见于记载的多至数十次。足见两国经济上也有重要的关系。唐与日本往来，态度都很友好。例如开元初年，日本使者请儒生授经学，唐玄宗使四门助教赵玄默到使者寓邪传授儒经。七七五年（唐代宗大历十年），日皇授遣唐使节刀，告诫使者说，“卿等奉使，言语必和，礼意必笃，毋生嫌隙，毋为诡激，判官以下违者，便宜从事”。唐玄宗变通“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惯例，选名儒就寓邸授经，满足使者的要求，不因国家强盛而表现骄吝。日皇因唐丧乱而预戒使者，不许有非礼行为。两国统治者彼此以善意相待，反映了两国人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