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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秀原是弘忍门下的上座弟子，张说所作《神秀碑铭》里说，“大师（弘忍）叹曰，东山之法，尽在秀矣，命之洗足，引之并坐”。足见慧能传衣以前，神秀已是弘忍的继承人。武则天迎他入宫中，奉为国师，后来唐中宗唐睿宗两个昏君，也奉他为国师。他的弟于普寂，得唐中宗崇敬，王公大臣都来礼拜，普寂利用权势，推神秀为七祖（达磨算二祖），北宗大行于北方。传说北宗俗弟子到岭南做官，曾磨去南宗传法碑文，企图湮没嫡庶的关系。自称为慧能嫡传的神会，冒生命危险，来到洛阳，住荷泽寺，宣扬顿门，排斥渐教，遭北宗仇视，神会三次被谋杀，都得幸免。唐玄宗天宝年间，普寂俗弟子御史卢奕，诬奏神会聚众，形迹可疑。唐玄宗流放神会到戈阳郡（河南潢川），又移武当郡（湖北均县），第二年敕移至襄州（湖北襄阳），又移至荆州（湖北江陵），使神会经常迁移，没有安居传教的机会，这是北宗排斥南宗的阴谋，表示北宗政治上有势力。安禄山陷两京，神会为唐朝廷设戒坛度僧，收香水钱助军费。唐肃宗以为有功，召入宫中供养，又为造禅宇于荷泽寺中，神会得朝廷的助力，顿门大盛，北宗从此衰落不振。唐德宗立神会为禅宗第七祖，一场正傍争斗，到此才告结束。
（二）争夺袈裟，无异强盗谋财害命。达磨一件木棉布袈裟，把禅宗的真面目暴露得非常可憎。禅宗“烦恼即菩提，无二无别”的著名公式，改作“禅师即强盗，无二无别”，是很合实际的，弘忍秘密授衣给慧能，三天后才宣告佛法已向南去了。当时就有军官出家的惠明星夜追赶，在大庾岭上追及慧能。慧能献出所传衣钵。惠明是普通僧人，自知地位还不合取得这些法物，告诉慧能说，我不是为衣钵，我是想知道和尚（弘忍）传授的密言。慧能如实转告，惠明满意，教慧能急去急去，后面大有人来追逐。第二天，果有数百人赶到岭上，惠明说，我先在此，不见那入来，询问岭南来的人，也不见那人。想来还没有到此。诸人被骗，回原路细查，慧能才得逃归岭南，隐在山林中避难凡十六年。指使数百人追赶的人自然是有得衣资格的神秀等大弟子。武则天拜神秀为国师，神秀推荐慧能，武则天派专使往迎慧能，慧能知道有危险，托病不去。武则天开口要传法袈裟，慧能只好献出。武则天将袈裟转给智洗禅师（弘忍十弟子之一），另送给慧能袈裟一件及绢五百匹，作为报酬。慧能换得袈裟以后，仍旧当作达磨袈裟，表示正统所在。智诜得袈裟，怕被劫杀，也是深藏若虚，临死才秘密传投给继承人。慧能依照弘忍旧例，允许弟子十人各自立门户，收徒传教，但停止传衣，对弟子们说，我为了保存这件袈裟，三次有刺客来取吾命，吾命如悬丝，恐后代受衣人因此短命，不传此衣，汝等依然能弘盛我法。慧能死后，尸体全身胶漆，并用铁裹头颈，开元末年，有刺客来取头，刀斩数下，寺僧闻铁声惊觉，刺客扮孝子形状奔逃出寺。当时神会在洛阳，攻击北宗，北宗怨恨，派刺客去取慧能头颅。南北两宗只是在成佛的方法上说有顿渐之别，成佛的最初步戒律是不杀不偷，以教人作佛的禅师却是杀偷兼备，甚至要杀死人的头。不管禅宗大师们口头上说得多么空，多么净，在争夺名利时，终究是禅师即强盗，无二无别。
（三）戒律荡然，从新收拾。禅宗所想做的佛，实际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无忧无虑，享受闲福的单身地主。他们主张不持戒不坐禅，如道一在怀让门下，专事坐禅。有一天怀让取砖在寺前磨。道一问，作什么？怀让答，磨作镜。道一说，磨砖岂能成镜。怀让答，磨砖既不成镜，坐禅岂能成佛。怀让是慧能门下大弟子之一，道一原是北宗僧人，后来弃北投南。他坐禅是北宗的修行法，南宗必须打破这种修行法。《曹溪大师别传》记潭州瑝禅师问大荣禅师，和尚（慧能）有何法教你，大荣答，和尚教我不定不乱，不坐不禅，是如来禅。瑝禅师叹道，我三十年来空坐而已！足见白慧能起，南宗与北宗相反，教人不坐禅。希迁给天然剃发讲戒律，天然掩耳跑走，足见佛教戒律对南宗某些僧人已丧失拘束作用。天然说，“岂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闻”。他连成佛都不信，当然不肯守戒律。南宗谈空的结果，僧徒不守戒律是很自然的。与天然同辈的怀海，采录大小乘戒律，别创禅律，号称百丈（怀海居百丈山）清规。以前禅僧多借律寺别院居住，怀海令僧徒不论地位高下，一律入僧堂。堂中设长连床，鼓励坐禅，免得游手好闲，出去作坏事。堂中设长架，僧徒所有道具（用具），都卷在长架上，免得私蓄财物。睡眠必须斜枕床边，称为带刀睡，又称带弓（人作弓形）斜卧。理由是说坐禅既久，不必多睡，用意是在防止淫秽之事。僧众早晨参见，晚上聚会，听石磐木鱼声行动，饮食用现有物品随宜供应，不求珍异，表示节俭。在寺内服役的人称为普请，表示上下合力。德高年长的大僧称为长老，居在方丈，表示只住一间小屋。长老的随从人称为侍者，替长老管事的人称为寮司。不立佛殿，只立法堂，表示法超言象。僧徒犯规，行施杖刑，焚毁衣钵，称为戒罚，实际是取消犯僧的寄生虫资格，没有衣钵，就无法冒充和尚。怀海建立新制度，各丛林普遍采用，禅寺开始离律寺而独立。天竺传来烦琐无比的大小乘律，被怀海推倒，这在反天竺宗派上是一个成就。禅宗谈一切皆空，摆脱拘束，本宗派有自然瓦解的趋势。怀海造新律加以遏阻，这是给猿猴颈上拴铁索，使跳跃有一定限度，势必溃散的宗派因此得继续保存，他教人说，“佛是无求人，以无着心应一切物，以无碍慧解一切缚”，他教人无求，自己却求保存宗派，即保存地主生活，所谓无求，只是欺人之谈而已！他改天竺式戒律为中国式戒律，大得儒生的赞赏，柳宗元《百丈碑铭》说：“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柳宗元认为清规合于儒家的礼法，说明佛教教义经禅宗改造已经中国化，佛教戒律经怀海改造也中国化了。宋真宗时，佛教徒杨亿（临济宗徒众）向朝廷呈进《百丈清规》，原来私定的清规从此取得合法地位，全国丛林无不遵行。宋儒洛派大师程颢有一次游定林寺，偶进僧堂，见到周旋步伐，威仪济济，伐鼓考钟，内外静肃，一坐一起，并合清规，叹为二代礼乐尽在此中。这也说明清规是依据儒家礼仪改制的。清规碑侧有大众同记五条，是清规的补充条例。其中一条是所有投寺出家及幼年出家人都依归院主一人，僧众一概不得私收徒众。这样，院主有权收徒弟，立法嗣，其他僧众身死便了。又一条是住寺徒众不得内外私置钱谷。僧众生活完全依靠院主和寮司，不得不绝对服从院主。又一条是台外及诸处不得置庄园田地。台指寺院地界，地界外不得置庄园田地，足见地界内得置庄园田地，地界很宽，也可想见。寺院有院主，有法律（清规），有百官（寮司），有臣民（僧众），有土地，有嗣子（法嗣），院主俨然是个封建领主，在地界内拥有极大权力。所谓一切皆空，从那里说起！就是这个怀海，他的宗派特别发达，分出沩仰、临济两个宗派，临济在两宋流传尤广，与世俗间地主官僚结合在一起。如杨亿、夏竦、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张商英等人，或是名士，或是大官，哪个不是热衷名利的世俗人，临济宗大师和他们谈禅，并印可他们的心得，认作本宗俗弟子，事实上他们名利心热不可耐，借禅宗空谈，暂充清凉剂，好似口燥唇干渴热难忍的行路人，到汽水摊买瓶冰镇汽水喝，连声称赞凉爽，摊主人便拉他们作知己，共同摆摊，借以扩大本宗派的声望。“口虽说空，行在有中”，禅宗就是这样言行相反的一群骗子。
《百丈清规》以忠孝为思想内容，以家族为组织形式，使一群僧徒处于子孙的地位，受寺院主的族长统治。清规前四章标题是祝厘、报恩（以上说忠）、报本、尊祖（以上说孝），完全仿效儒家口吻，可是儒家说孝，首先要娶妻生子，禅宗绝不敢提夫妇一伦，因之禅宗谈的孝，在天竺佛教中是毫无根据的。在儒家学理中也是不伦不类的。碑侧五条中还有一条更说明禅宗说教的虚伪性和脆弱性。这一条是寺院地界内不得置尼台尼坟塔及客俗人家居止。按照天竺佛教所宣扬的人世是火海、人身是毒器、死（涅槃）可爱、生可恶的怪僻观点，僧徒不婚配不生子是被认为合理的。禅宗提倡自由自在，但不敢突破天竺戒律，公开娶妻生子，尼台指尼寺，禅僧怕活尼，甚至死尼也怕。客俗人家有妇女，禅僧也望而生畏，怀海亲率弟子耕作，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训条，僧徒依律不种地，怕杀伤虫蚁，即杀七世父母，死后当入地狱。怀海不怕地狱，却怕尼姑和佃户家妇女，禅学所讲的一切，抵不过一个妇女，它的脆弱性是无可掩饰的。禅僧怕妇女到如此地步，足见禅僧要求婚配何等迫切。武则天集合弘忍门下大弟子神秀、玄约、慧安、玄赜，问：你们有欲否？神秀等都答无欲。武则天又问智诜有欲否？智诜答有欲。武则天问，何得有欲？智诜答，生则有欲，不生则无欲。武则天认智诜答话较为老实，赐给他从慧能那里取来的达磨袈裟。南宗禅师尽管有勇气否定十方诸佛，放弃大小乘戒律，敢于饮酒食肉（拾得诗，“我见出家人，总爱吃酒肉。”），却同神秀等一样，没有人承认有男女之欲，敢于公开娶妻，这不能证明他们确实无欲，只能证明他们坚守封建领主的权利，决不让别人有所借口来夺取。
（四）各式各样的蜕化僧。戒律规定了佛徒的面貌，遵守大竺僧律，中国僧徒成为天竺佛教的奴仆。禅宗南宗不持天竺传来的某些戒律，抛弃了天竺僧徒的怪僻面目，但禅宗是佛教的一个宗派，不可能真正脱离佛教，例如爱慕妇女又严禁接近妇女的怪僻戒律，至少在形式上，禅宗还是坚守的。大概在《百丈清规》被各丛林采行以前，即唐中期后期及五代时期，禅宗僧徒的实际行动与世俗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下面举出若干事例，可以推知禅僧生活的一般情况。
孝僧——佛教自释迦创始时起，根本不存在有儒家所谓孝的概念。义净论佛律与儒礼不同时说，“读经念佛，具设香华，冀使亡魂托生善处，方成孝子，始是报恩，岂可泣血三年……不餐七日，始符酬恩者乎！斯乃重结尘劳，更婴枷锁……岂容弃释父之圣教，逐周公之俗礼，号咷数月，布服三年者哉！”佛教因违反儒礼，遭受儒家的攻击，儒家并用孝道来决定对佛教的态度。柳宗元《送元暠师序》说得很清楚，因为元暠不敢忘孝，与儒礼合，所以接见他，作序送行，抬高他的社会地位。某些禅信想从孝道取得声誉，居然出现以孝得名的和向。如希运禅师的弟子道纵，俗姓陈，织卖蒲鞋养母，时人号为陈蒲鞋。又如道丕乞食养母，与母匿岩穴中避乱。他立志为孝子，到战场认亡父遗骸。据道丕自称，群骨堆中忽有骷髅跳出，转到道丕面前，道丕负骨归家，这是荒诞无稽之谈，道丕却因此孝声大增。原来佛教最重出家，俗尘爱网，一割两断，辞别父母，不愿再见，即使相见，也要父母对子礼拜，子拜父母便犯戒律，堕入轮回，禅僧敢于行李取声誉，对天竺佛教说来是一个重的打击。
诗僧——做诗是文士求名的途径，禅僧为了求名，多学作诗，《五代诗话》僧可朋条说：“南方浮屠，能诗者多矣”。禅宗南宗主要在南方流行，因此诗僧多是禅僧。诗僧奔走公卿之门，与进士求举无异。唐德宗时诗僧皎然上书包佶（音吉jí）中丞，推荐越僧灵彻，书中有“伏冀中丞高鉴深重，其进诸乎！其舍诸乎！灵彻玄言道理，应接靡滞，风月之间，亦足以助君子之高兴也”等语。一个遁入空门的僧人，自认是个助兴者，求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