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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宗教都有排斥异己独吞利益的愿望。佛道两教都象饿虎似地想独吞利益，这里只举一两个例，可以概见恶斗的危险性。唐初，有道士宋冀，在隆山县（四川彭山县）新立道观。释道会勾结总管段伦，改观为寺，道众不伏，拒绝迁移。释道会又勾结安抚大使李袭誉，引兵到县，四面鸣鼓，一时驱出，道众怨诉，要求归还道观。道会说，我恨不得天下道观都改为寺，这一所是绝不能归还的。僧徒勾结官府强夺道观，行为极为恶劣。道教徒对待僧徒，也是恶毒有加，例如李抱真为泽潞节度使，军资匮乏，管下有一老僧，声名甚大，李抱真同他商量说，请和尚宣称在操场焚身，后面掘一条地道通我住宅，等火发作，和尚可入地道避到我家来。老僧很满意，正式申请焚身。佛教信徒，男女群集，舍财大数。七日满期，灌油发焰，击钟念佛，李抱真遣人堵塞地道，老僧被一阵猛火烧成灰土。李抱真收取所积财物，送入军资库。这种充满杀机的阴毒行为，如果扩大起来，变成军阀间的冲突，那就可能出现宗教战争。可是唐朝最高统治者，除了少数昏君（如庙中宗）甘心充当佛教的俘虏外，其余皇帝都知道调和三教对自己有利。唐德宗开三教讲论例，促进三教的调和。公元七九六年（贞元十二年），德宗生日，令儒官与和尚道士讲论，这些人都是精选出来的老滑头，谁肯在皇帝生日自讨没趣！《南部新书》说，三教讲论的格式是“初若矛盾相向，后类江海同归”，有这个格式，三教间矛盾大体上调和了。
因为朝廷要调和三教，三教中自然会产生一批巧宦佞人，适合朝廷的需要，又适合自己做官发财的需要。代表人物如太常卿韦渠牟，他初读儒书，博览经史，后来做道士，又做和尚，自称尘外人，或称遗名子。唐德宗时参加三教会讲，口才便捷，很得皇帝的重视。又如宰相韦处厚，他佩服世教（儒），栖心空门（佛），外为君子儒，内修菩萨行。这种不伦不类的怪物，正好是适合做大官的材料。
儒与佛调和，佛的方面也逐渐和儒合流。僧徒行儒业的很多。中晚唐诗文中，常见文僧、诗僧、琴僧、草书僧等名号，可见不少和尚对儒的学业，很是精通。儒佛之间最大的抵触是忠孝问题。忠和孝是维护封建秩序的纲常，孝为忠之本，在家是孝子，出仕是忠臣，所以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说法。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本身统治，必需提倡忠孝。但佛教有无父无君的教义，这个教义也是佛教信仰的根本，如果根本动摇，佛教的以无为本、以生为苦和超世的向往，都无法说通。所以大部分和尚在君父问题上，不肯让步。他们知道，尽管不让步，封建统治者也舍不得抛弃佛教，因为权衡得失，佛教的免灾得福，因果报应，使被压迫阶级忍受一切苦，不敢起反抗心，统治者因此所得之利，是足以抵补无父无君之弊而有余的。而且佛教虽说无父无君，并未影响汉族各阶层人士之礼法思想和行为，即使是和尚，也还紧紧依赖统治者，得些实际利益，在平常情况下，哪能真的做到无君。所以儒佛之间的这个矛盾，虽然长期存在，还是能够调和下来。不过尽管如此，这个问题终究是佛儒进一步合流的一个大障碍，于是有和尚出来提倡孝道。佛徒师生间，实行儒家的三年丧制，大反佛教的教义，但大有利于佛教的推广。
南宗禅学出现后，佛儒的调和，更大进一步。佛与儒调和，也与汉族的宗教——道教调和。佛道两教，有着可以调和的基本论点。例如佛说性空，道说无名，皆以虚无为本，两教又都有以主为苦厌世无我的思想。在超世的向往上，道有神仙洞府，佛有极乐净土。此外如静坐（道）、禅定（佛）的持修方法，符箓（道）、咒语（佛）的法术等，彼此之间也都有共同的地方（以上佛教以大乘空宗为据）。至于互相模仿窃取经书，更不待言。道教剽窃佛书，前面已经说过。佛教偷取道教教义，在唐代可以密宗为例。密宗吸取了佛教以外天竺各外道的宗教仪式以及各种神秘法术，内容很庞杂，唐玄宗时开始在中国传播，肃、代、德三朝大盛。密宗的做法，和道教有相同的地方，不少方术，彼此也相似。有些显然是抄自道经的。如道教崇拜北斗垦，密宗称为妙见菩萨。道教的司命、司禄之神及泰山府君，也见于密宗经文。密宗又画道教的符，用以治病隐身，求财免灾。此外如七七、九九之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六甲禁讳、十二肖诸神等，都是道教所有而为密宗窃去。晚唐以后，密宗衰微，其法术大都与道教合流。
第五节 百花盛放的唐文苑（诗、词）
唐文学比起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太康、齐梁诸时期来，是一个规模空前的发皇时期。自建安以来在文学形式上极被重视的声律和对偶化运动，唐朝达到了完成的境界，并且得到大发展。东晋以来对骈文处于劣势地位的散文运动，唐朝也达到了完成的境界而大为发展。近体诗（律诗）和古文（散文）是代表唐朝文学的主要文体，由此破坏了或者派生了其他若干文体，影响后代文学至为巨大。刘勰《文心雕龙》说，六朝以前各种文体无不溯源于六经。照这样说，两宋以下至语体文流行的一千年间，各种文体的渊源，应该是唐朝。唐文学所以如此重要，只是因为它吸收南朝文学的英华，并创造出融合南北的新境界。
唐朝政治的兴衰，可分为三个阶段，文学的兴衰，大体上与政治互相影响，也可分三个阶段。唐前期政治是兴盛的，文学却在酝酿状态中，为后来的兴盛准备着条件。唐中期政治衰颓，文学却极为兴盛，唐后期政治由衰颓以至于灭亡，文学则由兴盛转向衰颓。不过，在一般衰颓中，也还有例外，如新兴的词（诗余），是统治阶级精神界极度腐朽濒临死亡时候的产物，但对这种文体的本身说来，在唐末五代却是方兴未艾的盛世。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一）沿袭南朝文风。自东晋南渡，北方继续为落后民族所占据，它们依靠兵力，统治汉族，在政治文化方面，北方人包括落后族的统治者，一致承认南朝是华夏正统所在。隋统一后，南朝浮丽的文风风靡北方，隋文帝用政治力量扶助质朴的北方文风来对抗南朝文风，要求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据实直书）。尽管朝廷的要求完全合理，但并不能挽回已成的风气。隋炀帝步梁陈后尘，提倡华艳，南方文风统一了南北文苑。北周苏绰撰《大诰》，作为文章程式，隋文帝时，李谔上书请正文体，主张依据儒家经典为文，与苏绰所见略同。这种模拟经典的拙劣文辞，即所谓北方文风，当然不能抵制南方文风，不过其中也还有合理的部分，如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就是救弊的重要方针。唐初，也有人主张，去短取长，融合南北文风。魏征《隋书·文学传序》说“然彼此（南北）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魏征此论代表南北融合的自然趋势，盛唐时期这个趋势才达到了文质彬彬的理想境界。（二）唐前期文学主要是沿袭南朝，但逐渐自创新境，中期以后，新境大辟，文学成就远超南朝，唐前期封建经济趋于繁荣，士人生活也就有适当的保障，再加朝廷以进士科取士，利禄所在，士人无不致力于文学。声津对偶化的文学，首先要士人读大量的书籍，韩愈诗“太学儒生东鲁客，二十辞家来射策：夜书细字缀语言，两目眵昏头雪白”。所谓缀语言，就是熟读群书，博记故事，储备对偶的资料。《文心雕龙》《丽辞》、《事类》两篇，“字论文章中对偶的重要。《丽辞篇》说，“事对所先，务在允当，若两事相配，而优劣不均，是骥在左骖、弩为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与相偶，是夔之一足，趻踔（音chěnchuō跳跃）而行也”。《事类篇》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做诗文没有先积累足够的故事，根本就做不成诗文，在印刷术未曾通行的时候，要熟读大量书籍，非国家长期安宁不可，唐前期恰恰是一个长期安宁的时期，有些士人博见强记，使用事类表现惊人的丰富。同时，类书的编辑，唐朝最为发达，传世的大部类书，有《艺文类聚》一百卷，《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卷，《初学记》三十卷，白氏《六帖》三十卷。《艺文类聚》唐高祖时欧阳询等奉敕编，书分四十八类，类中又分门目，每事每物，注明出处。《北堂书钞》唐初虞世南撰，书分八百零一类。《初学记》店玄宗时徐坚等奉敕撰，书分二十三部，三百一十三子目。白氏《六帖》，又名白氏《经史事类六帖》。白居易在书斋中置陶瓶数十个，瓶上各题门目，命门生采集事类投瓶中，倒出后钞录成书，因此所记时代多无次序。士人读这些大部类书，搜集资料的时间，得以节省，有些文士幼年便能作文，大抵依靠类书的帮助。唐高宗时李善注《文选》成书，李善注极其精博，成为士人必读的宝书。杜甫教子诗里有“诗是吾家事”，……“熟精《文选》理”等句，说明杜甫作诗的要诀是从《文选》中熟习文理，同时也熟悉《文选》注提供的丰富资料。唐文士家家有《文选》，象李德裕自称家不蓄《文选》，那是绝少的例外。还有一种称为《兔园策》的类书，是村塾里小学生的读本，流行极广。五代时冯道退朝，有朝官走在后面，讥笑他说，他要是走快了，一定会掉下《兔园策》来。冯道责备讥笑者说，《兔园策》都是名儒所集，我能背诵它。你们只学科场文辞，便算是举业，借此窃取公卿高位，未免太浅狭了吧！从读书破万卷到背诵《兔园策》，学力相差悬殊，对偶在文学中的重要却由此可见。依靠一些事类，堆砌成篇，缺乏作者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更缺乏明确的思想，《文心雕龙》所谓“碌碌丽辞，昏睡耳目”的催眠文章，在唐朝文学中特别是在唐前期的文学中，占很大的数量，《全唐文》《全唐诗》两书保存大量诗文，除去催眠文章，存下来的才是唐文学，其中不大的一部分才是唐文学的精华。（三）北方文风与南方文风在文苑中展开争夺战，北方文风逐渐取得优势，唐文学的精华，就是北方文风占优势的那一部分文学。李谔请正文体，意思是要提倡儒家思想。典诰文体，用实录来反对轻浮，也就是要用北方文风来反对南方文风，此后两种文风互相排斥，又互相融合的结果，构成唐文学的全貌。《文心雕龙》说：“才（思想）为盟主，学（事类）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照这个标准来看唐文学，才学并茂称得起霸者的作家和作品，就不能象设想的那样多了。作者才恩的来源，有些人主要是儒学，有些人是佛教（禅宗）和道教。儒学思想在文苑中往往起主导的作用，因为佛道尽管盛行，儒学的正统地位依然存在，合于儒学思想的文学，容易得到士人群的尊崇和共鸣，唐朝最杰出诗人杜甫，古文运动的首领韩愈，固然都各有独到的成就，但坚守儒家思想，也是获致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儒佛道三种思想以外，还有一种普通士人的思想，这种人求名求利，非常热衷，得不到的时候，悲苦忧愁，哀感动人，得到了便快意纵欲，鼓吹酒色之乐，得意自鸣，也颇能动人。这一种人在文士中是最大多数，其中不少还是著名的作音。他们的意境，不能超出个人悲欢离合的小范围，因之他们的作品，即使是精美的，也不能象杜甫韩愈那样，取得更高的成就。
庸、五代文苑的情况，总的说来，大体上不外是：在前期，沿袭南朝积习，南方文风压倒一切。在中期，北方文风以儒家思想为骨干，与南方文风作斗争，取得胜利，文学呈现极盛状态。在后期及五代，政治上一片衰败萧索气象，影响到文苑，同样是一片衰败萧索气象，当时表现统治阶级腐朽生活的词，是一种新兴的体制，恰似几朵鲜艳的桃李花在秋树枝上开放，使人感到衰秋里还留有一点春艳。唐文苑盛极以后，并没有全部崩坏。
下面略叙几种重要文体即诗与诗余（词）的兴衰和若干重要文人的成绩。
一 初唐诗人
南朝士族生活优裕，偷安成习，以能作五言诗为表示自己是士流的手段，如果不会作诗，就无法参与社会活动。诗提到这样高的地位，实是南朝士族衰朽堕落，精神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