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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旋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25，第4～10页。）
在还没有几个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中华帝国里，一个政业军务繁忙的朝廷重臣，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一台蒸汽机的运转并且弄清楚其基本运转原理，这在中华帝国还没有几个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时代，着实令人惊叹——如果帝国的皇帝也能够像这位官员一样对蒸汽动力感兴趣，帝国的历史也许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生产动力由手工动力到蒸汽动力的转变，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标志，是包括政治革命在内的一切革命的物质动力。不能强求当时的李鸿章明白蒸汽动力对一个国家历史其实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但仅从他的描述上看，虽然头上也是顶戴花翎，脑后也拖着一条辫子，但他已经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帝国官员了，这是他得以成为帝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从蒸汽机想开去，也就不难解释李鸿章成为洋务运动的首领的原因和他对康有为变法的态度了。
“洋务”，与西方人和一切西方事物打交道的帝国专用名词。关于李鸿章办洋务的故事不知被多少人叙述和分析过，但无论褒贬，承认他是19世纪中国近代化运动的核心人物是没有疑问的。由于他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造了帝国近代新事物中的无数个第一：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电报局、第一座近代化机器制造厂、第一座钢铁工厂、第一个民营企业、第一个建议并实施向外国派遣中国留学生、第一所外国语学校、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陆军、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
引进西方技术，促进国家的近代化进程，以使中华帝国强盛，在这一点上，李鸿章和康有为没有原则性的分歧。当康有为还在家乡读书的时候，李鸿章已经是帝国洋务运动的中坚了。康有为“变法”中的很多富国强民的主张，都是受到洋务运动的启发和鼓舞，应该说在这一点上，康有为的呼吁和李鸿章的实践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康有为咒骂李鸿章的原因和绝大多数国人一样，不是李鸿章“热衷于奇技淫巧”，而是李鸿章的外交活动。
帝国没有“外交”的概念，所有外交事物统统归入洋务。在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军事家、洋务运动的首领李鸿章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帝国当然的“外交家”，无论他懂不懂现代外交事务。李鸿章的外交生涯不但让外国人知道了大清帝国有一个“相貌堂堂的”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同时也让国人在那个悲伤的年代终于揪出来一个罪大恶极的卖国者。李鸿章让所有的中国人因为愤恨得以在怒气中宣泄而感到心情平复了一些。
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一生中所遇到的最大挫折——“海军费绌，设备多不完，惟鸿章知之深。朝野皆不习外事，谓日本国小不足平，故全国主战，独鸿章深知其强盛，逆料中国海陆军皆不可恃，故宁忍之诟言和。朝臣争劾鸿章误国，枢臣日责鸿章，乃不得已而备战。”（罗敦融：《中日兵事本末》。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17页。）战争爆发的时候，作为直隶总督，李鸿章是前线最高指挥官。尽管他从一开始就是坚决的反战派，但是当朝廷决定一战的时候，他还是竭尽全力地主持着战事。战争失败，朝野把责任归于一人，他被革职了。即使是这样，如果他暂时引退便不会有日后巨大的名誉损失，可偏偏朝廷让他去日本马关代表帝国进行战后谈判。
李鸿章不愿意去。不是因为他被革职而闹情绪，而是他深知局面之艰难，他太了解洋人是些什么东西了。
李鸿章和洋人的交往很早。当他带领新创建的淮军进行千里大穿越的时候，他就已经和洋人有所接触了，他在其中流露出的对洋务的兴趣，让曾国藩都对他有点不放心。给他送行的曾国藩曾专门嘱咐他“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但是，他一上船，看到外国轮船上的设备和“洋人颇恭顺”的态度后，老师的嘱咐便全忘干净了。他认为，要改变帝国的现状一定要使用洋人的某些办法，而要用洋人的办法首先就要接触洋人。运送淮军的船刚一到上海，他立即订阅了三份英文报纸并且命令手下及时翻译出来，一份送北京的总理衙门，一份送曾国藩，一份留给自己阅读。李鸿章的淮军是最早装备全套西方武器装备的帝国部队。他也是在自己的部队中最早请洋人当教官的人。在后来创办军工企业的时候，他与洋人的来往更是频繁，洋商、洋工程师和洋学者皆是他客厅里的常客。
李鸿章是最早参与帝国对外谈判的大员，这使他在帝国中是最深刻了解洋人的禀性的人。1873年，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李鸿章接待了秘鲁全权公使葛尔西尼，这是他涉足外交领域的开始。这个开始令他很不愉快。秘鲁是当时利用“猪仔贸易”即奴隶贸易从中国沿海掠走帝国劳工最多的国家之一，当时在秘鲁的中国劳工人数达11万。这些中国劳工在秘鲁受到非人的虐待，“十人有九人死于非命。”劳工们联名写下《诉苦公禀》，向帝国政府控诉，请求帝国政府的外交保护。心虚的秘鲁政府派公使来华是要求和中华帝国签订“友好条约”。秘鲁公使首先在北京遭到帝国政府的拒绝，帝国政府让他到天津和李鸿章谈。天津的谈判进行了八个月之久，李鸿章坚持先派人去秘鲁调查华人的遭遇处境，然后签订保护华工的章程，然后才能再谈别的。但是秘鲁公使坚持“华工保护不保护，全系立约不立约”的立场，并且依仗和各国列强的互相串通，向李鸿章施加压力。最后，忍无可忍的李鸿章拍案而起，声明：在秘鲁的华人无论老幼都是中华帝国皇帝的子民，如果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别说签订什么友好条约，秘鲁方面怎么掠走华人的，怎么安全送回来，一个也不能少。李鸿章的强硬态度令秘鲁公使吃惊不小，因为列强们曾告诉他，大清帝国的官员是世界上“最软弱的一群官僚”。“愕然”之后的葛尔西尼说了一句“天津是个不好的地方”，然后沮丧地回国了。
李鸿章外交观念的基点，取决于他对世界近代潮流和各国扩张野心的认识。他给朝廷的奏折中说：
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境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年一大变局也！（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第44～45页。）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友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1～12页。）
李鸿章认为：世界发展至今，关闭国门拒绝潮流是错误的。中华帝国如果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往来，与世界各国广泛地开展贸易交流，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双边的，也就等于制约了别人，这样的制约甚至强国武力，整个地球便可“胥聚于中国”。同时，帝国的国防重点已经不是西北陆地而是东南海洋了，在某种意义上讲帝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对帝国进行侵蚀，更重要的是他们有颠覆和侵占帝国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国制造事端，多国一起要挟。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掺杂在一起的，帝国对此必须保持极大的警惕…持有这样的认识，不但百年前在帝国大员中是凤毛麟角，即使是在当代的中国也还属振聋发聩之声。更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的观点是从全球商品贸易往来的角度阐述的，这不能不让百年前和百年后的人感到惊讶。
“阳托友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这无疑也是1900年大清帝国发生巨大灾难的最根本起因。
李鸿章为洋人所了解始于《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这是他代表帝国主持签订的第一个受到“卖国”指责的条约。危机由一个英国传教士在云南“旅游”时被当地边民杀死而引发——中国边民说他是一个洋鬼子——史称“马嘉理事件”。英国人借机向帝国政府提出赔偿要求，同时提出通商和修改关税等条件。开始的谈判由恭亲王主持，但是谈判没谈出什么结果，饭倒吃了一顿又一顿，参加谈判的英国驻华公使威特马说：
总署诸人如同小孩子，说来说去，总是空谈。一味说从容商办，定是一件不办。一到总署，必定吃饭，总署大臣陪坐，好像饮食就是外交上的头等大事。大臣一个看一个，新大臣看老大臣，老大臣看恭亲王，恭王一发言，大臣便轰然响应。（《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三，第35、46页。0
帝国官员的平庸无能导致事件的不断恶化，英国人借这一“事端”把军舰开到了烟台，并且声称要与中华帝国“断交”。曾经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帝国官员审问过的那位英国人巴夏礼此刻正在日本当公使，他策动日本军队向朝鲜进行武装挑衅，以对中华帝国进行战争威胁。这时候，朝廷请李鸿章出面了。阿历克亚《李鸿章传》：“每当满清政府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他们惟一必须启用的人就是李鸿章。”
谈判前期进行得十分艰难，由于醇亲王等人“好大喜功”，坚决主张和英国人决裂或者打一场战争，结果威特马真的“下旗离京，以示决裂”，战争的形势一触即发。李鸿章反对“无端宣战”，他对醇亲王说：“雪耻以战，则大黄芒硝，一剂立毙，弟手握疆符，心忧国计，所不敢出此也。”李鸿章的思路很清楚：帝国不能再在外交上走与世界潮流严重脱离的老路了，即：事端一出，动辄开战，战则必败，败则议和，和则割地赔款。所以，当听说威特马从英国返回，到达了英军军舰云集的烟台的时候，李鸿章决定去烟台谈判。有人不让他去，怕他和当年两广总督叶名琛那样被洋人抓走。还有人放出谣言说，李鸿章去烟台是要在英国人的支持下“自立当皇帝”，并且说只要他一离开天津，天津就要发生暴动。压力颇大的李鸿章不顾一切前往。在烟台谈判的日子里，每夜十时，各要员在李总督寓所开会，至深夜。第二天总是可以提出新的对策。《中英烟台条约》最终签订，它避免了中英之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暂时遏制了其他各国的已经按捺不住的想趁火打劫的幻想。但是，它同时也使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进入了中国的西南地区。而李鸿章在当时更大规模的战争一触即发的状况下所费苦心是：在免除内地税金方面，李鸿章只答应外国租界内的税金可以免除，而其他地区一律照旧；条款允许英国可以在云南通商，但是不能马上生效，需要以五年为限“先察看通商情形”。李鸿章不能逆转的是：赔款、谢罪、开放通商口岸……事后，因为云南边民杀死了一个英国人而企图借机在条约签订中得到更多在华利益的英国人说：“这个文件既不明智也不实用，毫无意义，是一堆冗言赘语而已。”——在洋人们看来，中华帝国是一个贫弱的国家，在杀了一个洋人之后，面对强大的威胁，能够“谈”出一个明显存有抵抗态度的条约，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惊诧”的外交“事件”。李鸿章在大清帝国中由此确立了“外交”上的地位。
甲午战败。帝国主义们已经把中华帝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看明白了，因此每一次都像李鸿章所预料的那样：“一国生事，诸国构煽。”英国驻中国公使欧格纳首先对中国代表说：“战争对各国的商务都有碍，应该议和了。”而当帝国政府请英国对日本施加影响，“先停战再议和”时，英国人把头摇得拨浪鼓一般：“事必无成。今要议和，非允赔兵费不可。”英国置日本军队大举侵入中国的事实不顾，按照五十年前他们侵入中国后反而让中国向他们支付战争经费的荒谬逻辑，开口就提出中华帝国要向日本人赔偿的问题，以致连一直小心翼翼的帝国谈判官员都感到愤怒了：“中国与其赔兵费，不如留此兵费用兵！”面对中国官员由于愤怒而涨红了的脸，欧格纳斜着眼睛“微笑”了。
帝国政府再求俄国人。当时，帝国政府认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