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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开始了一本叫做《官场现形记》的小说的写作，他的愤怒使他无意中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名人。而另外一个中国文人却在这一年里不怎么走运，他叫刘鹗。他一边写一部叫做《老残游记》的小说，一边倒腾生意，他的生意是把从俄军那里低价购买的太仓粮加价卖给北京市民。他的小说刚写了个开头，就以“私售仓粟”的罪名被判流放新疆，并且竟这样死在了流放地。他的小说的序言以“哭泣的人生”而语惊四座，想必他当时是哭着离开京城的，其实“私售仓粟”首犯不是他而是俄军官兵。
京城里的大街上突然出现了西装铺子，缝制西装的是地道的中国师傅，欧式的肥大窄领的、美洲紧身宽领的以及古典燕尾服都做得挺地道，从洋兵到公使都来定做，因此生意比做长袍马褂时还兴隆。东安市场的一角有了间西餐馆，奶油布丁和咖喱浇饭味道还真像那么一回事，前者洋人太太们喜欢，后者是给英属印度巡捕准备的。竟然有个中国人也穿着洋服上了街！这不是个正常的中国人，是个“长人”——“高得出奇”。此人姓詹名五。《申报》载：“詹长人冠履衣裳居然西式……华人误以为外国长人至，如蜂之拥群。巡警呵斥分开一路，华人仍如山立，伸颈仰观，惊曰：‘什么洋人，这不是书墨店里卖墨的那个詹长子吗？’”老熟人见面就问：“看了洋人耍猴了吗？”可别说没看，不然显着土气。外国马戏真是邪门，大姑娘差点就什么都没穿了，硬把脑袋伸进狮子的嘴里。还有外国戏。“往观者携小扶老，道路间颇形热闹。”一个巨大的布帐篷，门口洋人把着，给钱进门。可进去一看，哪像戏园子？——“入见灯彩灿然，观者环坐，各铺锦褥座凡三层，集高下定值。上客得饮酒以器，座即满，既有以西人登场，手执火枪，一举而声发霹雳，突然灯光万点，照耀如昼。”（《晚清遗影》，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38页。）这叫戏？连锣鼓家伙都没有，票还卖得俏，你说这不邪了门了？还有，茶馆里添了影子戏，机器往大块白布上一照，人就在布上活动起来，吃饭，玩球，抽烟，真人真事，就是全是洋人，新鲜倒是新鲜，可大白天的要把窗户捂上，闷得慌！年离着还早呢，有人就嚷嚷着过节了，一打听，说是“圣诞节”，还是洋人的东西。老人们说：中国人干吗过鬼子的节，不是贱吗？去年闹鬼子那会儿鬼子堵着门翻箱倒柜，两句话没说明白就开枪，那时候没听说谁嚷嚷着要过什么蛋节！
后来，刚从西安回来的朝廷也变了个人似的。太后有了辆汽车，德国人送的，叫“奔驰”，太后坐着说挺舒坦的，比骡车稳当。太后不让那个叫孙家富的开车奴才坐着开，可跪着他又不会开，他怕担上抗旨不尊的罪，跑了。老佛爷还迷上了照相，成天扮上菩萨王母什么的，乘船在海子里照，照完了让内务府把相片用金框子框起来，送给外国公使，上面的签名是：大清国当今圣母皇太后万岁万岁万万岁。
1901年是中华帝国的麻雀年。麻雀，麻将也。麻将何时何地起源，考证纷纭，莫衷一是，但是中国人之发明恐怕无人怀疑。麻将作为赌博工具之一而流行于帝国南方——“庚子之后，南风北渐，王公大臣热衷此道，官不能禁，麻雀之风遂靡京师。”《近代稗海》云：“当其盛时，上自宫廷阀阅，下至肩舆负贩之流，罔不乐从。凡舟车狭巷，辄闻铮铮然声相答也。庆吊事余，暇必为之，而狭斜胡同曲院中，无昼夜沉溺于此。”（《十叶野闻》，《近代稗海》第十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7页。）上至内廷，下至外府，再扩及全民，无日无夜不麻雀。为何国遭涂炭之后，麻将如此盛行？《大公报》刊出一个帝国小官吏的文章：
仆以庚子（1900年）第二年，自西安罢役归，始学得麻雀之戏。其始不过藉遣愁怀，聊消长昼已耳。迨叉摸日久，妙趣横生，兴味浓深，变化莫测，洵有超然万有飘飘欲仙之乐。夫麻雀之为物也，提神旺气有如鸦片，排愁遣闷远过酒浆，公余则消案牍之劳，宴会且联宾主之雅，谋缺者藉以获联络之索，冶游者可以买娼鸨之欢。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不意人世间竟有如斯快事也！（《大公报》1908年8月6日《亡国奴戏》。）
原来麻将可以消愁、待客、买官和为嫖妓助兴。
那些跟着朝廷逃难饿瘦了一圈的嫔妃、太监们回到帝宫里玩得最凶。都是赌。王府里数庆亲王的夫人赌得有名气。她陪慈禧玩，每次带1万两银子，每次都输干净，如果不够，随时“遣人至家续取”。哪一次输得不够数，庆亲王就骂她不会办事。
1901年是中华帝国的彩票年。庚子事变使帝国的北方遭受巨大损失，为此帝国成立了“顺直善后赈捐总局。”该局贴出公告曰，为救济帝国的北方决定在帝国的南方发售彩票：
顺直居民惨遭兵燹，流离琐尾，亟待赈需。该公司设立此项彩票，系为推广顺直赈起见，与江南广济公司彩票是同一律。既经奏准，自应一体行销，以裕赈款。如有私造伪票影射等情，准该商随时禀究，决不宽贷，各宜禀遵，切切特示。（《中外日报》1901年5月19日《奏办顺直振（赈）彩票普济总公司谨登》。）
当时，帝国北方交易使用银子，而南方已经使用银圆了。“顺直义赈彩票”首发1万张，每张售价3元，头彩8000元，4月28日售票，6月1日开彩。此消息一经传出，帝国整个南方到处掀起了发行彩票的热潮。各省督抚马上发现这是一个无需任何投资而来钱最快的好主意。时任山西当巡抚的岑春煊立即宣布自己也要搞彩票，用于“山西赈灾”。安徽巡抚王之春宣布安徽也要发行彩票。1901年，帝国20个省共发行了二百多种彩票，名目更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最奇特的恐怕是妓女界办的彩票了，谁中了头彩可以把最漂亮的妓女娶回家去，如果妓女本人中了头彩可以“赎身从良”。虽然有人指责彩票的发行无非是打着赈灾的名义而“奸商牟利”，但是此风一开便势不可挡。头彩金额从8000元一直上涨到5万元之巨，帝国无论官吏、绅士、平民、知识分子统统陷入了“一夜巨富”的疯狂梦幻之中。当时报载：“大街小巷，招牌林立者，售彩票处也。儿童走卒，里谈偶语者，买彩票之事也。”（《中外日报》1903年8月29日《论彩票大有害于实业》。）“开彩之日，众人心怦怦而突动，意摇摇而不安。一无所获者蹙然神伤，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偶中大奖者，贫儿暴富，挥霍于花天酒地之中。”（《大公报》1906年7月22～23日《论速宜停止彩票》。）但是，刚刚知道彩票是个什么东西的人，很快就明白了这是一个陷阱，因为彩票的发行全部是“官票”——一律由官吏们控制。在中国，什么事只要衙门一掺和，准没百姓的好果子吃，结果疯狂一时的百姓都不买了，于是出现了只有帝国才有的“摊派”方式：张之洞手里有每票面值2000文的彩票3000张，于是令每个知府必须买500张。知府拿了彩票，令每个县必须买50张。知县拿着彩票挨家挨户地卖，哪一户不买都不行。一个商人被摊到两张，他只愿意买一张，结果被抓到知府里，知府判决如下：买两张，再罚两张。《中外日报》报道：“方今百姓既为重税所困，而又须勒购彩票，诚不堪其苦也。”追根溯源，彩票是洋人们在租界里先搞起来的。
1901年是中华帝国“头脑解放”的一年。被大清流放海外的人都悄悄地回了国，他们到处散发关于“国家和国民”、“朝廷和国家”、“民主和自由”之关系的小册子。3月24日，上海张园数百绅民集会，当堂跳上一位16岁的女孩子，让众人吃了一惊。女孩子叫薛锦琴，她自此成为中国第一个女性当众演讲者。她演讲的内容是：号召人们阻止俄国人占领帝国的东北，反对帝国大臣和俄国人就东北问题签订条约：“我等当联合四万万人，力求政府请将主持俄约之大臣撤退，另换明白爱国之人为议和大臣，则俄人胁迫之事庶乎可以挽回矣。”薛锦琴的出现和演说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说“少年女士当众演说实在可鄙”，也有人说“若人人能如薛女士，何患国家不强”。还有人把这件事上升为“国民精神”：“东方妇女当此时机，妻助其夫，母训其子，姊督其弟，以遍国妇女激励遍国男儿，使国民之精神，常巍然其不可拔，凛乎其不可挫，何惧白人之侵略！”薛锦琴，“一志士之女”，并“能操英语”，演说后即“赴美留学”。（《中外日报》1901年4月5日。）
不光是帝国的女孩子出国了，1901年还是中华帝国“走向世界”的一年。中华帝国第一次参加了巴黎国际博览会。在博览会场里花了45万两银子“特建中国宫室”，这个“中国宫室”建得“非宫非殿，非庙非衙，不能名其状也。”而再花数十万两银子运去参加展览的中国物品也许更“不能名其状”：
烟枪十余支；烟灯数枚；官员一；刀数柄；杀人照片数方；知县衙门一；枷一；上海、北京、广东、宁波装束的缠足妇女各一；小木头人数百枚；草屋十余间；苗人一；绿营兵一；翰林学士、举人、秀才各一；魁星楼一；小城隍庙一；城隍鬼判全套；教会学校照片数十方；药王、财神等神像照片多方。（《外交小史》之《中国赴圣路易赛品》，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83页。）
上述人等，无论官员、缠足妇女，还是举人、药王，均不是活人，而是泥塑。
1901年还是中华帝国官员纷纷出国的一年。这一年始开帝国官员“公费旅游”的先河。先是日本举行军事演习，邀请中华帝国官员前去观摩。为了能到日本去玩玩，各省官员争夺名额，帝国最后不得不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出国队伍来平息争吵。这批官员到达日本之后，没有好好地看日本人的技术成就，而是吃喝玩乐，丑态百出。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旅日华人感到极大的耻辱，纷纷写信给国内报纸，揭露这些官员的行径：
安徽省官员联恩把重要文件丢失了，原因是犯了鸦片瘾而精神恍惚。日本国内禁止携带和吸鸦片。
安徽官员李光邺，半夜进入娼家求宿，因语言不通，被警察抓走。
苏州官员丁桥山潜入邮船的厨房取面包，被船员发现“推出”。又进餐时当众在洗手盆里小便。在日本最大的饭店住宿时，在楼上小便并淋到了楼下，使楼下的人“被秽淋湿，喧躁不已”。
江南官员杨某，于红叶馆大型宴会上，当众“强与艺妓互相裸露，以为笑乐”。
（《中外日报》1901年11月16日《论各省委员之辱国》。）
帝国官员出国回来后，没有人谈论外国的工业、科技、工商和教育，“逢人则侈言各国之淫糜逸乐，而于男女之事，尤津津乐道，一若外国妇女可任人戏侮者。于是居内地之人，不于国政民俗是求，而惟心醉其淫侈，一旦身至其境，如登极乐世界，将举向所耳闻之事而身践之，遂不觉丑态毕露矣。”
而在中华帝国经历了1900年的外国人，1901年的心情似乎也好了。他们不但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且受到了“热情的帝国”前所未有的接纳。以至于当年冲杀进来的联军中间有不少官兵没有跟随部队撤走，而是在北京逗留了下来。两个法国人，一个叫傍扎，一个叫白来帝，在崇文门大街苏州胡同以南路东开了一间酒馆，卖两毛钱一杯的葡萄酒，下酒的菜是煎猪排和煎鸡蛋。不久白来帝自己跑到长辛店又开了一家小酒馆，于是傍扎和一个叫贝朗特的意大利人合作把小酒馆迁到了东单菜市的西边，挂出的牌子叫做“北京饭店”。两个洋人没想把生意做得多大，因为挨着他们的小酒馆，还有西班牙人开的饭店、美国人开的妓院和德国人开的珠宝店，但是他们卖的是军舰带来的酒，不用上税，只要从木桶里把酒灌进瓶子里，价钱就翻了10倍，于是惟独他们的生意发达了——那个小酒馆就是如今北京饭店的前身。
有个叫维利戈拉的意大利海军士兵更是活得滋润。他跟随联军打进北京，却在联军撤军的时候溜号了，他留在了帝国开始了异国“创业”的生涯。先在东单牌楼附近开了个只有百来人座位的“电影院”，票卖得不错。赚了点钱后，他又在东交民巷开了间咖啡馆，然后又开办了一间啤酒厂。几年下来，生意做大了，钱也赚足了，成了百万富翁。他娶了中国老婆，买了车，在京郊盖了别墅，叫做“维家花园”，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