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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察，联军全部被赶回租界。在回来的路上，中国军团的士兵一直抬着英国皇家军舰“巴福拉”号海军候补少尉爱斯戴尔，他身受致命伤，已奄奄一息。
中国军团还参加了联军在老龙头火车战的保卫战。这是联军与中国军队在整个天津地区最血腥的一次战斗。在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中，中国军团伤亡巨大。在今天可以看到的关于这次战斗的史料记载中，都涉及了一个细节，这便是冲进火车站的中国士兵退守到车厢内，与联军开始进行肉搏。不幸的是，在巴恩斯的回忆录中记载着，冲进车厢与中国士兵肉搏的联军中就有中国军团士兵——无法想像中国士兵和这些同样是中国人的英国雇佣兵扭打肉搏的时候，双方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
中国军团在天津战场的出现，引起了清军官兵和义和团农民的极大注意，他们将痛失国土的仇恨集中在他们身上。无论中国军团驻守在哪里、行进在哪里、宿营在哪里，都会有炮弹莫名其妙地落下来，以至军团中的英国军官怀疑是中国人派出了大量的奸细在时刻监视着中国军团的一举一动。针对中国军团的准确炮击最猛烈的一次是7月6日，军团刚刚在一个叫做“禁酒厅”的地方驻扎下来，立即受到猛烈的炮击，“10分钟之内，落在我们所居住的地方的炮弹不少于六种型号。”一颗炮弹准确地穿过了军团食堂的一张餐桌，而另一颗炮弹在驻地的入口处爆炸，造成极大的混乱。接着，又一颗炮弹在后院爆炸，一名英军中尉身上中了四片弹片，其中一块弹片把他的脚切断了。而最可怕的是，一颗炮弹竟然准确无误地从浴室的天花板中间穿了下来，“浴室中呈现出一幅奇异的景色，较其本来的用途，更像一把漏勺。”（同上）
“中国情报局确实有过人之处”，像是“整个地区布满了间谍”。一个晚上，中国军团正在进餐。也许中国军团的后勤人员大量地屠宰中国百姓的耕牛，早餐是冷熟牛肉，中午是炖牛肉，晚上是咖喱烧牛肉——正吃牛肉的时候，一枚炮弹直接进了餐厅，后果可以想像。更可怕的是，中国军团的哨兵在军团宿舍的房顶上抓住了两个携带武器弹药的中国人，同时有报告说，大量的清军和义和团正向军团大规模地包围过来，大有将中国军团全歼的意思。于是，军团紧急转移。
不管军团的英军指挥官是否明白中国军队中根本不存在什么“情报局”，如果说有大量的“间谍”，那只能是义和团的农民所为。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军团在战场上的出现，引发了清军官兵和义和团农民心中的一种无以名状的悲愤，这种情绪立即转化为将这些背叛祖宗的中国青年斩尽杀绝的决心。虽然在史料中没有看见中国军团过份伤亡的记录，但是他们受到了同胞的一致仇恨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天津战斗的最后时刻到来了。中国军团混杂在联军的队伍之中向天津城下移动。那是连绵阴雨的天气，前进的路上到处是泥泞。中国军团负责护卫英军炮兵，而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不是执行警戒任务而是一群苦力——在泥泞中为英军士兵推那些陷在泥泞中的大炮。这是连骡马都会被累垮的活儿，但中国军团的士兵还是一声不吭地一直把那些大炮推到了天津城下。
中国军团参与攻击的方向是天津南门。士兵们在这个方向上眼看着日军的攻击在中国军队的猛烈炮火下一次又一次失败，为此中国军团建立了一个伤员收容站。晚上，军团参加了联军沿通往天津南门的大路扫荡的行动。这是战斗的最后时刻，在通往天津南门的路上，联军拥挤不堪，日本人、法国人，水兵、陆军，澳大利亚人、印度人，使这里成为操着不同语言的外国军人互相咒骂和推搡的混乱之地。沿途的所有房屋每一间都受到彻底的搜查和摧毁，而混杂在这样的队伍中，最得力的应该是中国军团的士兵，原因很简单，他们最熟悉中国房屋的结构，能够如同进入自己家一样找到隐藏在院子里和房屋里的那些中国式的藏身之处。
1900年7月14日，随着日军敢死队员爆破城墙的炸药包的猛烈爆炸，联军开始对天津南门进行最后的冲击。清军的主力已经没有了踪影了，只有少数中国士兵和义和团的抵抗依旧顽强。在接近南门的时候，东城墙下的射击十分猛烈，为此中国军团进行了数次冲击。进入城门之后，沿街的每一间房屋都有抵抗，中国军团的士兵们一路扫荡过去。途中，他们接到向西门前进的命令，但是很快命令便修改了，命令他们直接向北门武力压缩。
燃烧的房屋，烧焦的尸体和中国独有的物件的怪味混合在一起，令人窒息。
1900年9月5日的《北华捷报》有这样的描述：“中国军团第四连跟随沃森上尉情愿舍命地冲过弹雨密布的长街……一个士兵护送驮着弹药的骡子来到火线上，当军官们和骡子都中弹身亡时，他却仍然坚守自己的职责，不惜牺牲生命。目睹这一壮举的欧洲人都说，应该向这位中国士兵颁发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老照片》第二十一辑，山东画报出版社。0
天津北门，一个悲惨的地方。
巴恩斯带领中国军团士兵到达北门的时候，所看见的情形肯定会令这些中国青年终生难忘：尸体堆积如山，中国人的鲜血顺着所有的街巷流淌着。在一个角落，一家老小紧缩在一起，看上去他们如同一堆废墟。天津城内的百姓大多数人受到了致命伤。一位自己已经受到重伤的母亲在尸体堆中徒劳地想赶走堆积在亲人尸体上的苍蝇，她顽强地这样做着，根本没有对中国军团的士兵们看上一眼，因此这位中国母亲也许根本无法想像她身后的这些“洋兵”实际上也是些中国母亲的儿子。
当天津城陷落的时候，那些随着外国联军一起攻击中国北方这座重要城池的中国军团的士兵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们的行动将导致国之都城北京面临着巨大危机。而北京一旦陷落将意味着整个大清帝国的失守。对于这一点，也许英国人十分明白，于是，天津结束后，英国陆军部特别设计了一种徽章作为中国军团的团徽，镶嵌在中国军团士兵的帽子和衣领上：中国的一座城门，城门的拱顶上用中文写着“天津”二字。城门下方，写有“中国军团”字样。这四个字的上面，是“天津”二字的英文拼写。
1902年，中国军团的12名士兵被特别挑选出来，代表中国军团到达英国本土，参加了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这些中国军团中的优秀分子，一定是头顶着一座中国城门受到英国国王的接见的——想必这是所有来宾中献给那个日不落帝国国王的最奇特的礼物。
县令的运气和帝王的文件
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公开地向全世界宣布自己有罪，这在世界历史上无疑是一个几乎绝无仅有的举动。
1900年8月20日，在北京城西北方向的一个叫做怀来的破旧的小县城里，因为都城陷落而逃亡的大清帝国的皇帝向他的帝国和全世界颁发了这样一份官方文件。
这种特殊形式的官方文件，中华帝国皇家的正式称谓为“罪己诏”，意思是“谴责自己的诏书”。
“罪己诏”的内容和格式类似现代中国的“检讨书”。无论是古代中国皇帝的“罪己诏”，还是现代中国官民熟知的“检讨书”，无不是“痛”到了极处的产物。
1900年帝国皇帝颁发的《罪己诏》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惟一。在这以前最典型的可算是北宋皇帝宋徽宗发布的那份《罪己诏》了，时间是1125年。当时，入侵中原的金军兵临开封城下，徽宗派出的携带大量黄金“议和”的使臣痛苦万分地返回，除了黄金和使臣的一只耳朵外，大宋的其他“议和”条件全部被金军拒绝。“灭宋已成既定事实”。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之为“著名书法家和画家”的皇帝徽宗不禁魂飞魄散，立即宣布把自己的皇位让给儿子，同时颁发了一份《罪己诏》。内容简译如下：
朕承祖宗恩德，置于士民之上，已经二十余载。虽兢兢业业，仍过失不断，实乃禀赋不高之故。多年来言路壅塞，阿谀充耳，致使奸邪掌权，贪饕得志，贤能之士陷于谗言，缙绅之人遭到流放，朝政紊乱，痼疾日久。而赋敛过重，夺百姓之财，戍徭过重，夺兵士之力，利源酤榷已尽，而谋利者尚肆诛求；诸军衣粮不时，而冗食者坐享富贵。可谓民生潦倒，奢糜成风。灾异屡现，而朕仍不觉悟；民怨载道，朕无从得知。追思所有的过失，悔之何及！（《续资治通鉴》卷95，宋纪95。）
宋徽宗的《罪己诏》显然是写给大宋百姓看的，并没有向入侵者献媚的意思，因为在诏书的最后，徽宗皇帝号召大宋军臣“捍御边疆”，并且许诺将要“开放言路”，对于大胆批评国事者，“不当者亦不加罪”。“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一国之君真实痛切的检讨据说立即得到了无数臣民的同情，即将失去山河的大宋百姓仍是“山呼万岁，涕泪交迸”。
数月之后的一个风雪之日，徽宗和他的儿子钦宗连同皇室的绝大部分成员全部被金军俘虏并且押往遥远的北方。在被异族关押流放30年后，徽宗和钦宗两人先后在极端的困苦和羞辱之中凄惨地死去…这是中国历史上惟一被入侵者俘虏并且死在流放地的两代皇帝。从他们被异族军队押送出皇宫的那天起，无论是当时的宋人还是后来的中国人，立即把他们像忘掉一个打碎的罐子一样忘却了，包括那份态度诚恳的《罪己诏》。
如今，大清帝国皇室的处境，似乎也到了必须颁发《罪己诏》的严重地步了，只是此刻并非兵临城下，而是城池已破，因此这份《罪己诏》如何措辞就成了一件颇费脑筋的事情。可以肯定，光绪皇帝是无意自责的，如今帝国的局面恰恰证明了过去数年他的主张的正确，包括变法强国，包括不能进攻使馆，包括一旦开战后果不堪设想。《罪己诏》虽然要用皇帝的名义发出，但实际上该是慈禧太后的“检讨书”。光绪和慈禧没有一个像宋徽宗一样在书画上具有天才，因此他们也就无法具有艺术家率真的禀性和勇气。光绪和慈禧都是帝国政权的掌握者，政客在准备自己责备自己的前夜，肯定要为政治上的艺术问题而失眠。
此时，慈禧不但严重失眠，而且还十分饥饿。
1900年8月17日，天气阴沉闷热。被乱七八糟关于帝国局势的各种传闻弄得惶恐不安的怀来县35岁的知县吴永，正在破旧的县衙门里和他的同僚们借酒浇愁。突然，有人送来一封紧急公文。这是一团字迹不清的烂纸，上面的文字着实吓了这个知县一大跳：
皇太后满汉全席一桌
皇上
庆王各一品锅
礼王
端王
肃王
那王
澜公爷
泽公爷
定公爷
肃贝子各一品锅
伦贝子
振大爷
军机大臣各一品锅
刚中堂
赵大人
英大人
神机营各一品锅
虎神营、随驾官员、军兵不知多少，应多备食物粮草
1900年，秋天即将来临的时候，在帝国历史纷攘杂乱的舞台上，怀来县知县吴永是个幸运的喜剧人物。要不是洋人们打进了这个帝国，小官吏吴永永远没有载入帝国史册的任何希望。此人祖籍浙江，家庭情况不得而知，但从“生于四川宁远县西昌县县署”的记载上看，其父亲很可能也是个县官，否则他不会被生在县衙门里。吴永14岁时父亲死了，他贫苦得读不起书，于是“刻苦自励，涉猎经史之余，工书画刻印”。这个本领在他充当了一段帝国军队的文书之后使他得以“流落湖南，靠卖书画、刻印为生”。从在湖南流浪的时候起，这个没有“文凭”的穷酸书生的奇特幸运就突然开始了：先是被一个小官吏聘为文书，谁知道这个小官吏恰巧是当时帝国著名外交家郭嵩焘的侄子，于是他通过向郭嵩焘请教古文知识得到了郭大人的赞赏。22岁的时候，吴永经郭嵩焘的推荐进京拜见了当时的户部侍郎曾纪泽，并很快又得到了曾大人的赞赏，而这次赞赏的最终结局竟然是吴永当上了曾纪泽的女婿。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过这个小人物究竟凭借了什么突出的才能和本事能够赢得如此幸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绝不仅仅拥有写字、画画和刻印这种普通的手艺。虽然第二年曾纪泽就死了，但是没有经过科举考试的他，还是不知以什么名义被任命为直隶试用知县。甲午战争后，李鸿章主持对日和谈，由于曾纪泽生前与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