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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掠商家大多是联军官兵的个人行为，而抢掠王府、官府和皇室，是在各国军队首领直接指挥下的“有组织的军事行动”。户部尚书立山家是京城著名的豪府，虽然已经遭到义和团的查抄，但联军还是在他府内搜出价值40多万两银子的珠宝和价值350万两银子的各种古玩，这些财物“全部运往法国使馆”。而日军抢掠的是军机大臣宝均的家，日本人仅仅从这座王府院子里的水井中，就发现了30万两银子。联军还没有破城的时候，就已经研究过如何抢掠帝国政府各部门的问题了，因此几乎与占领北京同时开始的是对帝国政府各部门的占领。这些部门包括兵部、吏部、工部、内务府、钦天监、鸿舻寺、太医院、詹事府、銮仪卫、銮驾库、理藩院、顺天府、光禄寺、国子监、税课司等等。联军对帝国政府各部一旦占领，立即把所占的房屋当做军营，然后把“各项钱粮尽行拉运一空”。
在这项抢掠中，日本人显示了他们的一贯的狡猾。帝国的户部位于俄军的“占领区”，但是当俄军进入户部的时候发现，户部的银库已经被日军抢掠完毕，为此俄军提出“严正抗议”，而日军的解释是，分区占领的决定是15日下午15时才做出的，日本军队进入户部的时间则是在15日上午，因此日本的“缴获有效”。日本军队在没有攻破北京城墙的时候，就已经掌握了户部银窖的位置，他们迅速准确地在户部里挖开一个巨大的地银库，把里面数千万两银锭搬运一空，包括一个也许是那时世界上最大最重的纯金砝码——这一砝码的重量“和一个真人的重量相似”。
为此，俄军统帅后悔得失去了理智，他不停地叫喊：“一定还有！人们都说还有金子和银子！金子在哪里？银子在哪里？”贪婪使这个俄国人的精神出了问题。使俄军统帅停止了喊叫的是俄军队对颐和园的“独家占领”。8月16日上午，俄军中校伊林斯基先于日军到达颐和园，并宣布这座巨大豪华的皇家园林为俄军的“军事禁区”。从那一天起，直到10月2日英、意军队根据联军总司令部的命令接管颐和园时止，中华帝国这座皇家园林中的珍贵物品大部份都已经不见了。在占领颐和园的近五十天内，俄军雇佣京城民间的大车，昼夜不断地从颐和园往俄国使馆拉运财宝。由于拉运的任务实在繁重，赶大车的人极其疲劳，经常“处于半睡状态”，致使“车中物品时落于地”，“无数雕刻奇巧的玉器因此碎成数段”。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在这些大车经过的坑坑洼洼的土路上，中国人依旧可以在泥泞中不断地拣到“皇家的珠宝”。接管颐和园的英、意官兵在颐和园内再次进行了最严密的搜索，还是依然发现了大批财宝。等再也搜寻不到值钱的物品后，官兵们开始随意“取所爱之物为纪念品”，这些“纪念品”包括香炉、花盆甚至雕花门窗。75年之后的1975年，法国巴黎的一个古玩商人给中国有关部门来信说，他有颐和园佛香阁西侧的那个小亭子的铜窗可以出售，为此中国方面派出人员前去甄别。8年之后的1983年，一个美国人出资51。5万美元从那位法国古玩商手中将10扇铜窗买下“无偿归还中国”。没有人知道这个美国人的“慷慨之举”中是否包含着对历史的悔过。
1900年的美军司令部设在先农坛。美军在把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运进美国使馆之后，就把大殿里所有文物全部扔在了露天，然后将他们的马厩建在了中国皇帝祭天的大理石祭坛上。
英军的司令部设在天坛——“每天都有装载珍品的车辆，上面是丝织品、皮货、白银和玉饰、绣花衣服等，运出天坛。”（孙其海：《铁血百年祭》，黄河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320页。）英军还把天坛内大清帝国皇室祖先的牌位全部运回英国国内，至今依旧陈列在大英博物馆内。
抢掠之后，接下来在大清帝国都城北京城内发生的恐怕是人类史上极其罕见的奇特景象了：北京城成了一个巨大的“商品”拍卖市场。而更加奇特之处在于这个拍卖市场中摊主和顾客双方的身份也是举世罕见的。
拍卖紧接在大规模的杀戮和抢掠之后，从抢掠到拍卖之间没有时间上的哪怕想掩饰一下的过渡，几分钟之前刚刚抢劫来的物品，片刻便堂而皇之地摆在了摊位上，成为大声叫卖的“商品”。拍卖地点就在实施抢劫的现场，摊位四周遭到抢掠的民房燃烧着的大火还没有完全熄灭。拍卖“商品”的摊主全是清一色的洋人，所卖的物品昨天还是中国人家里的私人财产。而逛这个巨大“市场”的顾客，除了在京的洋人外还有中国人。他们悄无声息地溜向拍卖市场的时候必须要穿过京城里那些堆着成堆的中国人尸体的胡同——“尸体已经在炎热的气温中腐烂，即使是中国顾客也不得不在经过时捂住自己的鼻子。”
拍卖之风首先从英国使馆里开始刮起。这座使馆“每天定期有人开车出去，回来时车上装满了丝绸、刺绣、皮毛、青铜器、珠宝、玉器和中国瓷器，并在下午四点钟开始在使馆的大草坪上拍卖。”随着英国使馆的举动，各国使馆很快都成了拍卖行，各国官兵把抢掠来的物品“一齐堆在使馆大屋之内，加以正式拍卖”，“所得之款，按官级高低分派”。各国使馆的拍卖行动“每日如此，持续达三个星期”。
使馆里拍卖起初仅仅在洋人们之间进行。各国把官兵们抢掠来的财宝展览似的陈列出来，以便“互相交换”。各国的传教士、商人以及官兵们都想大量地用最便宜的价格买到“精美的中国物品”，以便将来回到国内倒卖而获取暴利。于是洋人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现场交易需要大量的现金，而现金的匮乏使大量的收购受到限制，于是有的使馆人员和洋人开始用可以在巴黎、伦敦等银行兑换现金的支票收购，这证明了1900年发生在这帝国都城北京的规模空前的抢劫与拍卖受到了帝国主义们各国国内财团的鼎立支持。
拍卖活动几天之后便蔓延到了北京街头。规模扩大的原因是联军官兵们手中仍存有大量的抢掠物品不愿意在使馆内的拍卖场上出手。因为仅仅在使馆区内进行拍卖，收入不但受到使馆的监视和限制，而且往往“卖不出好的价钱”。联军官兵们希望把手上的赃物直接卖给中国人——“他们认识这些东西的价值，他们肯定愿意出公道的价钱。”
一旦洋人的拍卖举动扩展到京城街头，这个刚刚遭到毁灭性抢掠的城市立即呈现出一派人类在战争状态下前所未有的景象：城市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有联军官兵们摆的摊子，东四牌楼、西四牌楼、正阳门外、天坛、菜市口、虎坊桥、鼓楼乃至各座城门的门洞里，地摊一个连一个遍及整个帝国的都城。联军官兵“每日差务一毕，即选择一平安之地，铺一布于地面，蹲踞于旁，摆上各类货物，以便人之购买。”同时参与如此丧尽廉耻之事的洋人还有那些外国传教士们。这些“上帝的信徒”在联军占领北京之后的行为令人困惑，因为他们一旦从生死线上侥幸活下来之后就都毫无例外地成为了最彻底的抢掠者。他们和中国的教民一起，带领联军官兵闯进帝国贵族的红漆大门，甚至砸开普通平民百姓的木门，开始了近乎疯狂的抢劫。他们比联军官兵们更“懂得什么最值钱”。这些传教士什么都要，从最贵重的金银珠宝一直到一张看上去已经残破的中国画。一个叫都立华的洋牧师居然自己“单独占领了一座王府”，据他说这座王府的主人是一位“年仅九岁的亲王”。他占领这座王府的时候，这里已经遭到联军彻底而反复的洗劫，贵重的物品已经都被运走，但他居然还是在废墟中找到了3000两银子。更令他满意的是，残存在这座巨大王府里的家具、幔帐、瓷器甚至锅碗瓢盆，都让他搬到了市场上摆了摊，他对他的“同仁”说：“瞧，这都是上帝的恩赐！”
西什库教堂的主教樊国梁是抢掠礼王府邸的总指挥，为了把这座王府中“有价值的财宝”运往教堂，数辆大车竟然连续运送了整整七天。这位主教还大量收购教民和联军官兵手中的抢劫赃物，在义和团的攻击下已经千疮百孔的西什库教堂成了一座往来“生意”的巨大仓库。无论外国传教士们所宣扬的宗教教义多么的神圣纯洁，1900年北京城里外国传教士的“商业行为”还是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一个主教后来面对指责说得坦率而透彻：“我认为，钱比祷告更可以给我安慰。”
身穿各国不同色彩、不同样式军装的官兵和身穿黑色长袍的外国神职人员，互不相让地用各国的语言大声地在帝国的土地上叫卖。他们服装的单纯鲜亮的西方风格与他们叫卖的中国货物那柔和沉稳的东方色彩极其奇异地混杂在一起，他们激烈冲动的叫卖洋话与声调低柔的讨价还价的汉语混杂在一起，而周围就是那座在战争的杀戮和洗劫下千百年的辉煌已是满目疮痍的古老都城——这无异是世界历史上令人最难以名状的情景。
京城里的平民阶层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阶层。他们数量庞大地处于极少数皇亲宗室贵族和数量不太大的赤贫阶层之间，成为帝国城市社会中最实际、最机警、最危险、最顺从的阶层。这个阶层最坚决地维护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同时也最深刻地暴露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破绽。
在众多的史料之中，令人遗憾地记载着这样一个事实：在联军分区占领京城之后，北京平民之家的门口，纷纷挂起了“万国旗”。一位在中国居住了近五十年、据说“对中国有很深的了解”的美国人目睹了这样的情形：
中华帝国的都城被联军占领之后，为了巡逻的目的，他们把这块占领地分属于几个军事分遣队管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开始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如同水被倒进容器里那样自然。
掌握汉语书面语的日本人，是首先进入新领域的。整个城市在三天之内充满了中间为红盘状的小旗……在一段时间里，通常遇到中国人拿着这样的旗子，在上面的空白部分写“顺民”字样。
如有十几个人在路上行走，会有约八个人执不同国家的旗子。
中国人常彼此忠告：万勿随洋人。而现在出现这样的局面，在人类史上或许是独特的。
更有甚者，在曾作为义和团坛口的一座庙门上，令人吃惊地贴有这样的字样：上帝基督徒的人。（（美）明恩溥：《中国在动乱中》。）
朝廷弃民于不顾，又何以让百姓对国家负责？
拍卖场上王公贵族家里的物品强烈吸引着京城平民的好奇心。而所拍物品价格之低廉更令平时只知“豪门深似海”的平民们趋之若鹜。翰林院所遗失的607册《永乐大典》和数万册珍贵古籍分散地出现在崇文门和琉璃厂的摊位上，有人居然只用了一吊钱便买回“八巨册”。德国皇帝送给中国皇帝的一枚“黑鹰大宝星”，上面镶嵌有珍贵的钻石，有人以20两银子便购到了手。而那些价值连城的文物古董、珍贵的皮毛、官员佩带的朝珠、绣花的官服、精美的玉器、瓷器等等，洋人们几乎都是给点银子就出手。有一个平时做古董生意的中国人，居然把洋摊贩们领到家里，他挑出他需要的物品之后，“一律按照物品的重量付给相等重量的黄金。”无法知道这个中国商人从联军官兵手里究竟收购了些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能够出如此大的价钱，只能是皇家独有的罕见珍品。
有记载说，虽然皇宫终日紧闭大门，但是里面的珍宝还是大量丢失了。联军官兵从与皇宫相邻的庙宇下面的排水沟里爬进去、在宫墙上挖一个洞钻进去、从大门上面跳进去，他们在巨大的、迷宫一般的皇宫里暗中摸索很久，然后再“原路返回”——说白了，就是偷。
1900年，西方列强在北京城里的大规模拍卖，把人类世界上的强盗逻辑发展到了极致。
除了1900年的中华帝国，世界上再不会有另外一个国家能够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国土之上。
北京的平民们深夜里把廉价买来的、上面刻着王公姓名的、用绝佳美玉雕刻的鼻烟壶小心地托出来把玩着，人生纷杂的幻觉由此而生，万般的生活欲念不禁奔涌心头。轻易就获得了一件他们从来不敢想的玩意儿，这让他们享受到了一般人体味不到的幸福——这是平民的幸福，是贵族们所没有的幸福。贵族们往往是悲观主义者，因为他们对是否能够把眼前的富贵维持下去没有任何把握。而平民往往是乐观主义者，他们有着惊人的忍耐力和环境适应力，因为即使今天的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