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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模子倒出来的，身高和体型完全一样”。他们和美国人的自由散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此他们的步伐显得有些笨拙。
人群一时出现半压抑的笑声，但很快被友好的欢呼声所取代。人们只能佩服他们的装备和训练，他们的训练是完美无缺的。可以说一个士兵如果被训练成一架机器，那他就被看成是一个标准的德国士兵了。（同上）
当联军的“阅兵”正在进行的时候，一个联军军官抽冷子把一直冷漠地站在一旁的一位帝国官员胸前表示官阶的朝珠扯了下来，举在阳光里眯起眼看了看，然后挂在了自己的脖子上。而那位帝国官员斜睨着的小眼睛里除了愤怒还有一种傲然：再看一千年，洋人也照样看不懂帝国的朝珠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太监们在游廊上摆放着的盛水果的盘子全部被联军们藏在了军装口袋里。更多的军官迫不及待地返回了皇宫，他们开始在皇宫里乱窜，那些“华丽的玉石和赤金的瓶子，用象牙做的手提的盒子以及盒子里装的金饰、玉玺、项链和其他物品”都强烈地挑逗着他们贪婪的本性。他们“伸手就拿，有的军官打碎了盒子，把他们想要的东西装入口袋”。最后，“他们的口袋显著地鼓了起来，怪不得虽然天气炎热，他们却都穿上了大衣和斗篷〃。”（同上）
1900年，各国联军在中华帝国皇宫里的“阅兵”，是世界国际关系史上最丑陋的事件之一。这个类似发生于欧洲中世纪野蛮战争中的狂妄举动对中国人民族自尊的伤害是深刻而永久的。它不但加深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原有的不信任感，而且将这种不信任感扩大到了一种对“鬼子们”越来越深的国仇民恨——义和团运动发生很久之后，一个英国学者和朋友一起来到中国游览长城，突然，从他们身后的城墙垛口里窜出几个中国农民，“他们手里举着红缨枪，吼着‘我们是义和团！洋鬼子！死吧！’他们真的朝我们冲过来。幸亏我们带着火枪，我们将火枪指向了他们，他们转身跑了。”——这种穿越时光依然令中国人隐隐作痛的心绪没齿难忘。于是，无论对于后来面对世界的中国人，还是后来面对中国的外国人，这都是深深的不幸。
联军“阅兵”散漫而混乱的另一个原因是：联军最高统帅至今还没有到达北京。联军的最高统帅是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
瓦德西，一个68岁高龄的老式普鲁士职业军人，以他1900年的中华帝国之行而被记入史册。他的军事生涯发迹于普法战争，1872年任第10军团参谋长，1881年任陆军总监，晋升中将。1888年任总参谋长。当中华帝国的义和团农民在山东半岛奋起反抗德国传教士的时候，他正在柏林参加为他举办的晋升德国元帅的庆典。就在这个仪式结束的时候，他接到了德皇的命令：立即率军开赴中华帝国。8月19日，也就是向北京进攻的联军攻破北京城墙的第四天，联军的官兵正忙着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里烧杀抢掠，大清国政府跟随着皇帝和太后已经逃得没了踪影的时候，瓦德西在德国的码头上接受了德皇亲自为他主持的出征仪式。德皇亲自为远征军送行的举动感动了这位年迈的元帅，因此在德皇讲话的时候他一直站得笔直。德皇那时并不知道联军已经占领了北京，他认为北京的所有外国人，包括德国人，已经全部被中国人吊死了，因而皇帝的讲话情绪激动到简直说不下去了的地步。在建议为死去的德国公使克林德脱帽默哀之后，他对瓦德西说：“当你遇到敌人的时候，你一定要打败他！决不给予赦免！决不收容战俘！”最后，德皇向全体德国官兵喊道：“德国人的声威要靠你们在中国流传千年！”（《远东国际关系史》，第46页。）这个时候，有人向皇帝报告了“联军占领北京”的消息。“皇帝大失所望，”瓦德西回忆说，“他本来指望我带领联军去获得占领北京的荣誉的。”（《瓦德西拳乱笔记》。转引自《流放紫禁城》，张建伟著，作家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307页。）
失望的德国皇帝依旧发出了远征启程的命令。他这时对瓦德西说的是：“最大限度地要求在东亚发展我们的商业，最大限度地要求中国方面赔偿。”关于德皇要求中国方面给予“最大限度”的赔偿的原因，瓦德西自己是理解的：“皇上急需此款，以制造战舰。”
瓦德西和他率领的由11艘巡洋舰和4艘补给舰组成的庞大舰队和2万名官兵确实来晚了。舰队在海上全速航行了一个月零一个星期之后，憔悴不堪的瓦德西才看见中国的海岸。德军在天津停留了20天，10月17日，瓦德西率领的部队到达北京。
在北京的联军为这位德国元帅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连瓦德西自己都看出来了，仪式“规模盛大但情绪冷淡。”联军们对这个没有参加战斗却当上自己总司令的德国老头不感兴趣，甚至普遍抱有一种敌意。更让联军的官兵们议论纷纷的是，这个德国老头给自己选择的住宿和办公地点竟然是原来帝国皇太后慈禧的寝宫：中南海銮仪殿。
“任何人不准独立染指紫禁城”，这是时刻梦想对帝国皇宫实施抢掠但始终怕他人先下手的联军们的一个“约定”。
于是，瓦德西对他驻进了銮仪殿是这样解释的：“此举是为了表示对大清帝国及其臣民的蔑视。”
无法实现皇帝连俘虏都不宽大的“伟大报复”的德国元帅瓦德西，只有用睡在中华帝国皇太后的床上来聊以自慰了。当瓦德西怀着对銮仪殿及整个中华帝国的奇妙想像把他的行李搬进中南海的时候，里面的情形大大地出乎了他的预料：銮仪殿已经根本不能居住。
帝国皇家的“三海”内一片狼藉。联军官兵已经“集体染指”了这座皇家御苑，并私自在这片禁地里划分了各自的“管理区”。在这些就地分赃出的“管理区”内，所有帝国的皇家珍宝荡然无存。尽管如此，为了“公平”，每天夜晚联军官兵都以“参观”为名进入其他军队的“管理区”，宫墙之间的所有的门都已被联军砸开。“夜幕降临的时候，军官们便纷纷出动，或越墙而入，或钻洞而入，黑暗中都不带火，擦肩而过，互不相干。将各类珍宝拿尽后，又搬运大件之物，或以大衣包之，或以布袋装之，悄悄运回各自的驻地。”这就是被西方报纸称之为“比抢掠更无耻的行为”。1900年在中南海被盗走的珍宝中，有一副举世闻名的古典画作，即唐代画家韩滉的《五牛图卷》，此画之所以能够现在珍藏在故宫博物院，是因为它被盗走近半个世纪后，中国政府花费巨资从海外购回了它。
堆积成山的破碎物品使銮仪殿成了个垃圾场。瓦德西命令派人打扫。90个人整整打扫了10天还没清理干净，最后只好把剩下的垃圾全部堆放在一间偏殿里，瓦德西才得以迫不及待地搬进去。搬进銮仪殿的瓦德西随便四下里扫了一眼，便发现了他惊讶不已的“一堆东西”，那是数十个精致的小摆钟，“钟面上的五色宝石乃稀世珍宝”。瓦德西把这些钟拣了出来，“并报告德皇”，说要为皇帝“妥为保存”。
也许从那一刻起，这个德国元帅对各国联军1900年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所进行的入侵行动产生了某种疑问。尽管他刚刚踏上这片国土，对这个帝国的一切还一无所知。
作为军事统帅，瓦德西指挥的军事行动被称做“联军的讨伐”。联军一共派出46支讨伐队，其中德军就占了35支。因此，没有参加攻击北京城战斗的德军，“义不容辞”地成为“把战斗继续下去”的主力。所谓“讨伐”，即组成战斗部队，以北京为轴心向各个方向进行“清剿义和团”的战斗。其实现在这只是一个扩大占领区的借口，因为义和团早已经溃不成军了。联军所到之处除了烧杀抢掠之外，没有发生任何“战斗”。
联军首先向北京郊区进行了小规模的清剿。西南方向攻打了良乡县城，西北方向扫荡了八大处和观音村等地，南面清剿了南苑、大兴，联军认为这里是“团民”的窝点，因此杀了不少青年农民。随着“讨伐”行动的扩大，联军把主要方向集中在义和团的发起之地：直隶省。在束鹿县，他们遭到义和团的阻击，法军的大炮向敢于阻击的村庄进行了连续的炮击，伤亡的帝国百姓达数千人。在青县，知县被捕并被处死，县城被严重焚毁。永清县驻扎着帝国的正规部队，当联军到达的时候，帝国的军队正在操场上操练，联军以为这些军队是在集合御敌，于是立即开枪扫射，没有任何防备的帝国军队在10分钟之内便被打死二百多人。永清知县闻讯赶来想制止屠杀，但是立即被联军捉住，并且被绑在了县衙门里“毒打取乐”。同时，联军包围了县城，抓了数百人和知县，威胁“如果交不出一万两银子就全部枪杀”，并且强迫知县指认谁是义和团。全城的绅士百姓急忙凑银子，直到二更时分才把银子凑齐，但被抓的人已经只剩下一半还活着。
保定是联军讨伐的明确目标，他们认为那里是义和团的大本营之一，并且他们得知军机大臣荣禄逃跑的时候带到这里不少帝国的守城的部队。讨伐保定县城，联军动用了德、意、法、英四国部队，共一万多人，分成两路攻击。攻击前，联军向朝廷派来的谈判代表李鸿章“声明”：如果有帝国正规军队抵抗，就全城鸡犬不留；如果不抵抗，就打白旗迎接联军。李鸿章立即命令当时的直隶布政使廷雍：“务必严谕将士，勿轻用武挑衅，致启不测之祸。”帝国的正规军得到命令后，不但准备了白旗，而且开始剿杀义和团。联军到达保定的时候，包括廷雍在内的帝国官员出城迎接。联军进入保定城之后发现衙门银子库里的银子没了，失去了抢劫机会的懊恼使他们开始了疯狂的报复，拿他们的话来讲，是要给这里“留下不易忘却的惩罚”。联军对保定的烧杀确实令中国人以为仇史，永世难忘。当时整个保定县城犹如一座刑场，城中的空地上竖起了密密麻麻的绞刑架，上面吊满了中国人的尸体。到了晚上，满城燃起大火，那些还活着的中国人在大火和废墟中到处躲藏，但很少有幸免者。联军官兵抢劫了他们认为值得抢劫的所有的财物，装了数百辆大车，昼夜不停地往北京方向运。仅11月5日这一天，从保定县城出城的大车就有一百多辆。联军同时还洗劫了保定附近的村庄，连帝国皇家的陵园西陵都不能幸免，这座花费无数银两修建的皇陵一天之内变成废墟，不但陵内所有的珍宝被劫掠一空，就连陵园门窗上的铜片都被撬走了——联军官兵认为那是金子制作的。更令人不知该如何描述的是，联军居然在保定衙门“升了堂”以“审问”帝国的政府官员。联军总指挥盖斯里自称是“国际审判官”，他端坐在衙门大堂的正座上，两旁的“衙役”全是洋兵。“审问”从廷雍开始，姓名、职业和罪行。最后宣布“审判结果”：直隶布政使廷雍、保定守尉奎恒、参将王占奎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按察使沈家本革职，实施军事囚禁；候补道谭文焕押解天津继续受审。“判决”后，廷雍等三位帝国朝廷命官被押解到南城外凤凰台“枭首示众”。
1900年中华帝国的所有的故事都令中国人百年不敢忘记。
保定衙门里发生的荒诞剧还有一个小细节：在联军未到达之前，廷雍指令一个官员将衙门银库中的10万两库银转移到一个估计联军不会到达的县的银库中去。这些银子确实没有被联军抢走而被“安全转移”了，但是，在“转移”的半路上，那个官员拿出了其中的4万两分给参与“转移”的衙役，然后把剩下的6万两“转移”到自己家里去了。廷雍被联军“正法”，帝国的这些银子从此便无人过问。而更奇怪的是，那个官员在1900年以后的日子里居然一直平安无事——其“尚署某县”，只是别人偶尔提及关于那段日子或那些银子的事，他就显得有些尴尬——“常饰为窘乏，以冀掩饰云。”（汪康年：《汪穰卿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第126页。）
瓦德西指挥的讨伐还是针对俄国人的。俄军在这个帝国陷入混乱的时刻，借机大肆侵占帝国的东北地区，海防重镇北塘、芦台，接着是唐山，都相继被俄军占领。锦州知府章樾前去交涉，被俄军扣为人质，并且强迫其向清军发出各种命令，于是锦州一带成为俄国人的天下。俄国人占领了帝国东北地区的要地之后，立即向中华帝国表示俄国军队愿“和帝国保持友谊”，决定撤离北京。俄国人的举动令瓦德西十分恼火，于是派遣联军向帝国通往东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