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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管宦官的权力有多大，他毕竟不过是代行皇帝手中的权力，或者说是皇权的一种特殊使用形式而已。“外廷千言，不如禁密片语。”［71］如果没有皇帝的圣旨作为后盾，或者假传圣旨，也就是“矫旨”行事，拉着皇帝的大旗作虎皮，出身流氓、无赖的魏忠贤之流，即使再狡猾，威福也是作不到宫门之外的。因此，宦官得势时，可以搞乱天下，但他们自己的命运，完全操在皇帝的股掌之间。皇帝一旦发现宦官走狗不走、需要另换走狗，或者觉察到他们有野心、构成对皇权的威胁时，皇帝一翻脸，一挥手，这些宦官立即从权力的顶峰上掉下来，跌个粉身碎骨。王世贞说得好：“即狼戾如（王）振、（刘）瑾者，（皇帝）一（即皱眉头）而忧，再而危，片纸中夜下而晨就缚，左右无不鸟散兽窜，是以能为乱而不能为变也。”［72］以刘瑾而论，虽被军民称为“站的皇帝”［73］，权倾朝野，威风赫赫，但最后武宗一翻脸，刘瑾就被凌迟处死。这就是宦官的下场！透过刘瑾被杀千刀时以及刘瑾、魏忠贤之流屠戮臣民时的阵阵血腥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宦官专权的祸首，是皇权，是浸透封建专制主义的皇帝制度。
第9节：明朝宦官专权的原因（2）
但是，“一瑾死，百瑾生”［74］。只要封建专制主义存在，皇帝制度依旧，宦官得以孳生的条件便继续存在。因此，杀了刘瑾，曾几何时，又出了个魏忠贤，其作恶时间之长、危害之大，都超过了刘瑾。等到天启皇帝一死，崇祯皇帝上台后猛砍三斧头，除掉魏忠贤，并将与魏忠贤狼狈为奸的阉党管家婆客氏鞭死，焚尸扬灰。但又曾几何时，崇祯帝对宦官的信任，又超过了乃兄、乃父、乃祖，直到李自成的农陪同崇祯皇帝一起吊死煤山殉国的太监王承恩墓
民军打进北京城时，还与跟他形影不离的司礼秉笔太监王承恩相对无言，一起吊死煤山。这就充分表明，宦官专权是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无法根除的积弊，中国地主阶级发展到明朝，已进入没落、腐朽的历史阶段，更不可能凭借自身的力量来铲除这种积弊。注释：
［1］ 岳鸿举： 《明代杂事诗》。
［2］ 吴应箕： 《剥复录》。
［3］ 龙文彬： 《明会要》卷三九。
［4］ 顾炎武： 《日知录》卷五《阉人寺人》。
［5］ ［7］ 黄宗羲： 《明夷待访录？奄宦下》。
［6］ ［11］鲁迅： 《娘儿们也不行》。
［8］ 仲长统： 《昌言》。
［9］ 《后汉书？宦者列传》。
［10］ 赵翼： 《廿二史札记》卷五《宦官之害民》。
［12］ ［72］王世贞： 《弇州史料》卷一一。
［13］ 《御制大诰续编》第七五《市民不许为吏卒》。
［14］ 《明史》卷三○四《宦官一》。
［15］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二。
［16］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
［17］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一。
［18］ 《明太祖实录》卷一五六。
［19］ 王世贞： 《弇山堂别集》卷九○《中官考》一。
［20］ 《明太祖钦录》页七四。台北，《故宫图书季刊》第一卷，第四期。
［21］ 同上，页八五。
［22］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九。
［23］ 《明太祖实录》卷二○八。
［24］ 台北，《故宫书画录》卷七，页八五。
［25］ ［48］ 《明史》卷九五《刑法志》。
［26］ 《明史》卷三○四《宦官》一。
［27］ 张志淳： 《南园漫录》卷四。
［28］ 孙珮编： 《苏州织造局志》卷二。
［29］ 徐学聚： 《国朝典汇》卷一九七《织造》。
［30］ 《国朝典汇》卷二○○《市舶》。
［31］ 谭希思： 《明大政纂要》卷一四。
［32］ 《明大政纂要》卷一七。
［33］ 祝允明： 《志怪录？周七郎》。
［34］ 杨循吉： 《吴中故语》。
［35］ 《弇山堂别集》卷九○《中官考》一。
［36］ 钱谦益： 《列朝诗集》乾集，上。
［37］ 叶盛： 《水东日记》。
［38］ 《皇明诏令》卷九《诛袁琦敕》。
［39］ 《明史》卷一八一《刘健传》。
［40］ 《明通鉴》卷六七。
［41］ 王誉昌，《崇祯宫词》。
［42］［60］ 周同谷： 《霜猨集》。
［43］ 余金： 《熙朝新语》卷四。
［44］ 刘若愚： 《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职掌》；《明史》卷七四《职官三》。
［45］ 谈迁： 《国榷》卷三七。
［46］ 杨涟： 《杨大洪先生文集》卷上。
［47］ 《明史》卷三○五《宦官二》。
［49］ 薛冈： 《天爵堂文集》卷一九《丑寅闻见志》。
［50］ 燕客具草： 《诏狱惨言》。
［51］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反动与先驱》。
［52］ 《明通鉴》卷三四。
［53］ 徐咸： 《西园杂记》卷下。
［54］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
［55］ 《明史》卷二三七《田大益传》。
［56］ 《明史》卷三○五《宦官二》。
［57］ 《明臣奏议》卷三三。
第10节：明朝宦官与政治（1）
［58］ 李实： 《北使录》。
［59］ 侯方域： 《四忆堂诗集》卷二。
［61］ 董谷： 《碧里杂存》。
［62］ 石天基： 《传家宝》卷四。
［63］ 参阅王春瑜： 《说“天地君亲师”》。《新时期》1981年第二期。
［64］ 陈登原： 《国史旧闻》第三分册，第二五九页。
［65］ 吕毖： 《明朝小史》卷九。
［66］ 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卷一《召对》。
［67］ 《明史》卷二三○《马孟桢传》。
［68］ 《明史》卷三○五《宦官二》。
［69］ 谈迁： 《国榷》卷五一。
［70］ 王世贞： 《觚不觚录》。
［71］ 《万历野获编》卷七《内阁密揭》。
［73］ 谢： 《后鉴录》。
［74］ 王世贞： 《弇山堂别集》卷九○《中官考》一。
一、 明朝宦官与政治
宦官对明代政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两件事：一、架空内阁；二、操纵厂卫。
（一） 架空内阁
朱元璋在建国初期，仍然继承元朝的政治体制，在中央设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分管全国的政治、军事、监察。中书省最为重要，由官居一品的左、右丞相总理国政，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大都督府的左、右大都督，也是正一品官，平时训练军队，战时统帅军队，领导京城及全国各地的卫所。御史台的左、右御史大夫，是从一品官，负责监察各机关衙门，肃清纲纪，领导御史中丞以下各级御史。地方上设行中书省，统管地方军政事务。
这种制度的重要特点是，中央的中书省及地方的行中书省都是大权在握。特别是中书省，掌握大部分政治权力。当时的百官奏章，都是由丞相先加以综合整理，然后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签署意见，再请朱元璋裁定施行。所以一心想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最高权力于一身，以强化封建专制，使家天下永保永享的朱元璋，很快就不满意这种丞相权力过大，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都能独持权柄的政治机制。他认为元朝灭亡的教训之一，便是“委任权臣，上下蒙蔽故也”［1］；并歪曲秦王朝以来的历史，说历朝设宰相，都是没有以秦亡为鉴，“相从而命之，往往病及于国君者，其故在擅专威福”［2］。因此，他瞄准宰相的权力，逐步开刀。洪武十年（1377）五月，朱元璋命李善长、李文忠凌驾于中书省等机构之上。次年又下令，臣下奏事不需要经过中书省，使丞相有职无权，徒有其名。而到洪武十三年（1380），干脆罗织阴谋政变的罪名，将宰相胡惟庸问斩。从此废中书省，罢丞相，将中书省的权力分归于六部，大都督府分解为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加上大理寺、通政司，并称为九卿，由朱元璋直接指挥。
朱元璋罢废丞相后，很快便感到自己不胜其劳。似雪片而来的奏疏，只能由他自己亲自处理。以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为例，从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之内，“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件，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事”［3］，平均每天奏札207件，411事。显然，要看这么多的章奏，处理这么多的事，朱元璋难以应付，必须有新的帮手，因此先后又设立了四辅官、殿阁大学士。永乐时期，命翰林儒臣入值文渊阁参与机务，称做内阁。朱元璋、朱棣父子，都是一代雄主，深知江山得来不易，所以辅官阁臣都只限于顾问、参谋性质，章奏仍由自己亲自批示。但洪熙、宣德以后，情况大异，衍化出票拟制度，即：令内阁臣用小票墨书，对章奏草拟出处理意见，贴在各种奏疏的封面上，再上报给皇帝，由皇帝审定后，让太监用红笔写出，称为批朱，这就是对明朝政治发生很坏影响的票拟制度。其中最糟糕的便是给宦官干政大开方便之门。《明史？职官三》记载，司礼监“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文书房“掌收通政司每日封进本章、并会极门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阁票，在内之搭票，一应圣谕旨意御批，俱由文书房落底簿发”。司礼监是宦官建制中十二监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监；文书房则是宦官十二房之一。显然，不管是六部进呈、由内阁票拟的章奏，或起草的诏令，上交皇帝之前，必须经过文书房的宦官；而反过来，皇帝所下的命令，也不能直接达于大臣，而必须先经过文书房的宦官之手。其具体运行的过程，明朝中叶的史料不够具体，但我们可以从明末记载得很详尽的史籍中，大体推知无误。据明朝宦官刘若愚所述，凡章奏由外廷送至文书房，经该房宦官登录后，交司礼监太监，司礼监太监看过后，呈送皇帝审阅，皇帝阅后，退回司礼监，司礼监交文书房送内阁票本，内阁票拟后再送文书房，文书房送司礼监，司礼监认为所票可行，经奏明之后，批红发出施行。如有意见，奏明发出重票。其间，司礼监太监还在章奏中做下记号，即“凡有要紧处，即钤阔一寸许白纸条，覆于本上下空纸处，用指甲捏一痕”［4］。这就清楚地表明了，所有章奏，经文书房的宦官中转后，司礼监的太监不仅能预先知道章奏的内容，而且阁臣的票拟，需要司礼监阅后，认为可行，才送到皇帝手中。显然，司礼监对于皇帝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而太监享有的批红大权，更是宦官得以窃弄权柄、恣作威福的关键。《明史？职官志序》评论此事说：“然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于宦官之批红，相权转归之寺人，于是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伴食者承意旨之不暇，间有贤辅，卒蒿目而不能救。”这里的批红，毕竟还是奉皇帝之命，由宦官操刀，堂而皇之地进行的。而有明一代，不经过票拟，由宦官直接在章奏中批示的事，更是迭相发生。如正德时，大学士李东阳在奏疏中揭露刘瑾：“凡调旨撰敕，或被驳诘再三，或迳自窜改，或持回私室假手他人。”［5］诸如此类，称做内批中旨，宦官视阁臣如草芥，也就可想而知。明末的魏忠贤，或乱批，或假传圣旨，更是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杨涟的《劾魏忠贤疏》说：“自忠贤专擅；旨意多出传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