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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者莫不满意。居恒健谈，然遇有臭味不相投者，辄嘿不作一语，或昏昏欲睡。性不善宗教，当任教育总长时，马相伯
老人往谒，商教会学校问题，陈说良久，方讶主人何以不置一词，视之则熟寐座上矣。此固有失待人接物之道，然其纯
任天真，毫无缘饰，亦可藉窥一斑。夙持儒家素行之说，谓政治本是艰苦生涯，若不能随遇而安，一事未成，先图享乐，
岂足有为？故平日于起居吃着，均不厝意。曾与嵩生因党事乘轮南下，至则舱位已满，而事又不能缓，乃商之船员，借
木板支为床，各据其一，嵩生尚铺自携被褥其上，正辗转反侧，苦难成寐，视先生则和衣而卧，鼾声作矣。船中餐无殊
草具，嵩生几无可下箸，先生狼吞虎咽，甘之如饴。嵩生尝戏谓济武实至今未脱野蛮生活，先生一笑置之。
先生小事或糊涂，大事则极有分际，与袁、段均曾一度携手，方其合也，不即不离，及其去也，不随不激，始终处
之裕如，不贻拖泥带水之诮。于国民党，虽有见仁见智之不同，然一遇国家安危所系，立即释嫌言好，戮力同心，真不
失大政治家风度。综观先生生平，与其谓为阴谋家，毋宁谓为本书生气，尚较适当。然天下歪曲之宣传往往胜于事实，
感情之判断往往超乎理智，致当时无论国民党与非国民党，殆均视先生为阴谋魁杰，而先生后来之惨遭非命，或即种因
乎此。
先生毕业日本法政大学，时作观政欧美之想，自参加段阁下野，在国内政治活动一时既暂呈静止，而国际大战告终，
一切方在剧变，允宜乘此时机亲往观察以资参考。乃决取道日本，赴美一游，本约余偕行，余以牵于他务，未能远离，
遂改约霍君俪白，实则霍君较余为适，以其娴英语也。先生既抵美，举凡彼邦政制、思潮、社会组织、政党形势、工商
业情形，罔不悉心考察，撮要纪存，以备他日返国，编辑成书，藉资国人考镜。未几得党中电促归，归经西雅图，是处
华侨商会开会欢迎，会散，众请乘汽车行，先生以寓所密迩，屏不御，与诸人且行且谈，不十数步，至经最狭处，突一
人迎面来，枪举弹发，先生应声仆地气绝，凶手亦自诛。其行刺原因何在？由于自动，抑或有人主使？以无口供可鞠，
终成疑案。第知凶手业理发，隶某党党籍，以先生平生只有政敌，无私仇，则此案与政治当不无关系，岂反对者过于重
视先生（即所谓阴谋之魁），故必欲杀之以为快耶？先生噩耗抵京，全党震悼，尤以余辜先生盛意，未获偕行稍尽将护
之责，至今犹时觉疚心。先生归骨后，同人搜其行箧，得残稿一束，皆在美考察时所随录者，以不忍任其湮没，嘱余将
文字略加修正，交由北京《晨报》发表，然实不能尽先生所欲言者于万一也。忆先生挽宋教仁先生有“何国人忍把万里
长城自坏”句，乃相隔不十年，先生竟继宋先生之后，而自成为被坏之长城。“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民国以来，无
论何方，均不悟相反相成之理，不互相尊重人才，转互相摧毁人才，此我国所以不振也，悲夫！
★黎元洪与法统问题
自民国三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废弃约法，而颁布所谓新约法，法统问题已启先声。至六年段祺
瑞改选国会以后，更演成南北相持之局。惜当时言法者，或以急于成功而不力求贯彻，或以便于私图而非诚意拥护，以
致黎元洪地位几与法统问题，成为不可分离之关系，斯亦至可怪者也。讨袁之举，其志不但在保全共和，而且在恢复约
法。黎元洪以民国副总统，竟甘受任由新约法产生之参政院议长，其后各团体帝制请愿书则由该院转呈，选举国民代表
办法则由该院议定，国体投票推定皇帝时则该院为代表，而该院本身之推戴书且由黎领衔，以法律论，袁为帝制之主犯，
黎亦宜列为重要之帮助犯。袁既以此丧失总统资格，则黎之副总统资格，岂能独存？乃当日讨袁军对黎，不但不一并声
讨，而且以滇、黔、粤、桂四督及蔡（锷）、戴（戡）、李（烈钧）、陈（炳）等代表护国军政府发布第二号宣言谓
：“大总统既已缺位，依民国二年十月所公布之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由黎副总统继任。”而袁于撤销帝制欲向南方谋和
时，曾商黎出管将军府，黎竟宣言：“除约法上之副总统外，无论何职，皆不承认。”一若不自知其附袁罪行，而尚腼
然以约法上地位自居者。黎固不足责，而当时南方不乏高明之士，何亦竟不明是非、不顾法律若此？若谓黎之附袁，系
由于胁迫而非出其本衷，然以堂堂一副总统，尚昧于舍生取义之道，辱身失节，更何足以以代表国家？闻其时南方要人，
亦未尝不考虑及此，第因总统问题为各方利害所关，若另行选举，势必引起剧烈竞争，而影响及内部之团结，故不得不
利用黎为缓冲，藉免一时纷纠，此则以法律迁就事实，非言法所宜尔也。
黎出任总统之根据，中间尚有新旧约法之争，而主用旧法者终于占胜。一方拥护旧约法，一方则使在旧约法上已经
丧失资格之副总统，冒窃大位，岂非护法运动之一大玷？黎就任总统后未及一年，因府、院之争而引起督军团独立，因
督军团独立而引起张勋北上，因张勋北上而引起其以解散国会为入京调停条件。黎既身为解散国会之罪人，则亦即民国
之罪人，依法应丧失总统资格，乃于张勋复辟之后，竟俨然以大总统令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同时电请冯国璋依照约
法代行大总统职权，固仍以元首自居也。无论冯、段欣然接受，未尝研究其授与来源之如何？即当日南方忠告段祺瑞电
中，亦只对段严加责备，对黎则并无一语纠绳，其曰：“要求宣战之不已，以至殴击议员；殴击议员之不已，以至解散
国会；解散国会之不已，以至复建伪清。本为一人保固权位，以召滔天之祸，足下奖成此患，岂得不为追究？”则似以
段为解散国会之祸首，而黎转可不问，又曰：“总理一职，既无同意，亦无副署，实为非法任命，果出黄陂手谕与否？
亦未可知。”则似果属黎谕，犹为可说，吾不知其何以对黎若是其恕耶？
今姑置此不论，黎致冯电，本但请其代行大总统职权，迨段入京，黎由东交民巷回居私宅，又通电宣告此后不再与
闻政事，推冯副总统继任大总统。既曰继任，依法黎当再无复位之日，乃其后直系一战胜皖，再战胜奉，由孙传芳一电，
而黎又复位。按孙电略谓：“南北统一之破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束，即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应请黎黄
陂复位，召集六年旧国会，速制宪法，共选副座”云云。推孙氏之意，似非黎氏复位及恢复旧国会，不足以言恢复法统，
而不知黎实为解散国会之罪人，黎果应复位则国会即不应恢复，国会果应恢复则黎即不应复位，今乃以黎复位与恢复国
会并举，持此以解决法统问题，岂非滑稽之甚？盖当时直系并非有爱于黎，亦非毫无法律知识，其所以出此者，实因亟
欲选举曹锟为总统，故不得不假黎与国会为桥梁已耳。其作用虽与讨袁军不同，至其假法律以为便宜之计，则前后如出
一辙。民国十余年来，每一次护法，皆为毁法干纪之黎元洪造机会，真令人为之三太息也。
★双十节就职之三总统
民国以来，有三总统于国庆日就职，曰袁世凯、曰徐世昌、曰曹锟。袁为叛国罪人，其心目
中不知有民国，更何知所谓国庆？而所以必择是日就任总统者，盖以国庆，各国使节例必进贺，果是日兼举行第一任总
统就任典礼，不特为无上光荣，且亦足以增加其国际之声望。故袁在十月以前，即极力促成总统选举，国会既徇其意，
先行制定宪法一部分之大总统选举法而公布之，及至国会选举总统之日，犹恐不能获得法定票数，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
以军警假装公民团，包围国会，威胁议员，求达其当选之目的。闻袁事前曾向人表示，民国成立，瞬届一年，若正式总
统尚未能选出，恐将影响及国际承认问题，予个人固无关系，如国家前途何？此足见二年之十月十日，实袁所视为最重
要之一日，而不容不极力争取者也。
第一任总统既以二年十月十日就职，则因任期关系，第二任以下总统其就职日期，亦必为某年十月十日，本属当然
之事，毫不足怪。惟我国政治情形，至为复杂，十余年间，总统问题层见迭出，其时实力派及一班政客又均以法律迁就
政治，牵强比附，不计及他，而机缘凑合，竟使每届选出之总统，皆恰于是年十月十日就职，是则可异而堪以一述者也。
袁世凯既背叛民国，帝制自为，即不死，亦已丧失大总统资格，依大总统选举法规定，自应由副总统继任。不幸当时副
总统黎元洪亦在附逆之列（其理由前已述及），以法律言，自不能使其继位，而应另开总统选举会选举总统。果尔则新
选出之总统，其就职日期必不为是年之十月十日，可以断言。乃当时因图政治利便，各方对黎均无异言，国会议员遂宣
言：“现在黎大总统继任，实根据民国二年十月国会所制定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之规定，应承继本任总统之任期，至民
国七年十月为止。”盖依规定总统任期为五年，袁于民国二年十月就任总统，其任期应至七年十月始届满也。
黎既继袁，国会遂举冯国璋为副总统，其后黎又因解散国会，引起复辟事变而去职，冯乃又继黎，本应至黎所余之
任期届满为止（即七年十月十日），不生疑问。乃冯、段执政，忽主张改造国会，其理由以“中华民国已为张勋复辟灭
亡，今仿照第一次革命先例，召集临时参议院，重定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后，再行召集新国会”。既认中华民国为已经
灭亡，则民国以来，所颁布之法律自亦随之失效，冯之大总统地位，且无所依据以取得，更何论于任期问题！然当时秉
政柄者，仍为图政治上之利便，仅以民国中断为改造国会理由，而一切法令则悉仍旧贯。于是冯之任期，仍至黎所余任
期为止，由新国会举徐世昌为总统，徐遂亦于七年十月十日就职矣。
及皖、奉相继失败，直系独握大权，以欲使己系领袖膺总统，非先驱徐废弃安福国会不可。乃又假恢复法统之美名，
主张由黎复位，重行召集旧国会。然黎既于六年宣告离职，请冯继位，且已至黎所余之任期为止，则黎果依何法得以重
登总统宝座？于是有谓袁于称帝时即已丧失总统资格，而黎之继袁则自袁死亡之日始，故黎任期应补足一百六十余日，
即自洪宪改元至袁死之日止者；有谓袁在任期间，在法律上无效，故黎任期尚有一年三个月者；又有谓黎任期应由修改
约法，旧约法失效之日起算，须至民国十四年九月始满者；但亦有置法律不谈，而主张黎只能为事实上总统，即国会亦
只能为事实上国会者。凡此皆属有为而发，适成为政治上之投机论而已。其实直系之拥黎复位，一方藉之以驱徐，一方
亦利用其任期之短促，故愈主张延长黎之任期，不啻转以促黎之去位，因黎之恋栈及附黎者为之张目，终使直系迫不及
待，而扮演逼宫夺印之丑剧。于是公行贿赂，由国会选曹锟为总统，而曹亦适于十二年十月十日就职矣。
总之所谓三总统者，其选出既皆予人以非议，徒种祸乱之根源，而所用手段，或出威胁，或由行贿（徐表面上虽似
无此二者，然当日安福系议员于岁费外，均领有相当津贴费，俾便该系指挥投票，不可谓非间接变相贿选），令人回忆
其就职之日，仿佛犹觉刀光围绕，铜臭薰天。以国庆日之庄严璨烂，乃竟着此污点，袁、徐、曹固不足责，而当日昧于
远见，及曲解法律以图取便之政客，自亦不能辞其咎也。
★国会之双包案
自庄周有“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之语，于是世人多误以社会为无真是真非，遇事之有利于己
者，辄强词主张以求幸胜，而天下遂愈多事矣。如民国八年之发生所谓国会双包案，亦其例也。
忆当民六段（瑞祺）内阁废弃旧国会，依据其所颁布之新国会议员选举法，另行选举参、众两院议员，因而旧国会
之一部分议员，乃奔赴广州，自行集会。计当时南下者，仅有政学会、益友社、政余俱乐部、民友社（皆属国民党）四
派议员，他如研究系等则均不之应，致难获法定人数，只称为“非常国会”。虽明知未能正式行使职权，作用究属不大，
终以无法补充人数，不得不暂维现状。直至七年六月，以迫于时势之需要，乃决定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