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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军入关，曹尚令所部节节退让，一面并派曹锐两度赴奉，磋商和平，终以张所提条件过于苛酷，致亦引起主和派之愤
怒，而曹、吴态度遂趋一致。相传曹致吴一白话电文为：“你即是我，我即是你，亲戚虽亲不如你亲，你说怎么办就怎
么办。”至四月二十二日，曹亦电责张凭藉武力。二十五日吴更率直系各督宣布张十大罪状，二十九日，双方遂以炮火
相见矣。
闻张态度所以如是强横者，实恃有所卤获之定国军大炮在，谓其威力足以制直军死命而有余。讵意战时此一炮队为
直军所收买，不求其倒戈相向，但使无的放射，至弹绝为止，奉军失此支持，遂致计划全乖，终于溃败。然此尚非其主
要原因，其最大关键，乃在于其昔所藐视之萨镇冰，出全力以厄之也。萨为海军耆宿，历官数十年，颇能廉隅自矢，为
部属所信仰，平日不媚权贵，而好与农夫野老、后生小子游，一若与人无竞、与世无争然者，实则城府颇深，恩怨分明，
特不露声色，故人多未之觉耳。自以受张慢侮，为平生奇耻大辱，久思有以报之。适奉、直战起，乃亲率舰队，扼守山
海关近港，遇入关奉军辄开炮痛轰之，以此奉军不能源源增援，不得不归于失败。此虽为张始料所不及，然亦以见挟势
自大，骄世傲物者之终自招愆尤也。
★林宗孟论自杀
近顷台湾自杀之风盛行，真理杂志社因此特召开自杀问题座谈会，名流毕集，讨论綦详，大抵均主
自杀必须与国家、社会有莫大关系，如殉职死难者，方能加以赞美，至若因情或穷而戕生者，仅图一己之私，宜在痛绝
之列，论断公允，自无存疑余地。惟尚有忧时爱国之自杀，其用意在于激励世人，固非自私轻生可比，但较之临难尽忠，
又微有间，此次座谈会尚未论列及此，其为勇为懦、为是为非，久已深滋争议。
有谓人之生命至为宝贵，留之可为国家建功、社会进福，故即不幸而至自杀，必其价值能与生存相抵，或且过之，
而后乃为有意义，否则均不足取。孟子云：“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
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此即以明义之价值重于生，故宁死而不以为恶。且以生
命所换取之价值，尚必须求其最大者，召忽以身殉主，固亦未可厚非，然孔子犹责其为匹夫之谅，自经于沟渎之中而莫
之知，而以管仲之不死为仁之大者，以此而言，则即令其自杀为有裨于国家社会，但若所裨者微，或舍此尚有可以努力
之机会，其自杀仍近于逃避责任，而不足为论，此一说也。又有谓，夫人不幸生于昏浊之世、危乱之邦，忧时心切而救
国无方，不得已冀惜一死以警醒人心，挽回危局，此不特其情可悯，而其效亦未必不可期，鲁仲连不过以蹈海自矢，尚
能使当时罢帝秦之举，可为明证。况在昔专制时代，忠荩之臣往往借尸谏以感悟君心，今国体虽易，然以尸谏一人者，
移以尸谏四万万人，亦何尝不可！
不宁是也，凡能为公而弃其生者，其人必具有义侠之风。梁任公先生于前清末叶，慨乎于中国人之亻见亻见亻心亻
心，毫无生气，又见日本以能发挥武士道精神，终致强盛，乃著《中国武士道》一书，举古史传中所纪义侠事迹，悉载
于篇，其关于自杀者，如Θ之触槐、聂政之屠腹亦皆录入，以明此等精神为我国所固有，宜恢复而光大之，凡此皆足
以见此等自杀之不宜裁抑也。日本数十年前，有某国会议员，于开会时，因偶不自禁，气忽下泄，一时臭闻四座，嗤笑
群起，某面赤耳热，归而羞愤自杀。以此而死，即谓其轻于鸿毛，亦非苛论。然当时舆论犹深奖之，谓其重廉耻、明责
任也，而况于为警世励俗而死之者乎？此又一说也。
今请述一事例，当前清光绪三十三年，余留学日本，暑期乘轮归国，抵门司时，波平如镜，船中人群集舱面，或步
或谈。有闽人陈不浮者，新毕业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班，亦乘是轮归，隅坐独饮，微醺，忽起立演说，略云：“列强侵略
中国甚急，灭亡之祸，迫在眉睫，而举国醉生梦死，冥然罔觉。其稍有识者，亦无一肯为鲁仲连、楚灵均，以唤起国魂，
吾愿首为之倡。”语及此，忽攀登船栏，一跃入海，众阻之弗及。船主立命停轮，放舢板捞救，门司虽为内海，然海面
甚阔，历三十分钟，卒无所获。全船咸感动，醵金为谋善后，中有某省候补道粤人刘骥，赴日考察学务归，独捐百金，
并为文以吊之，吾辈亦撰句公挽，句为：“沧海横流，同舟愧乏扶倾策；东方始旦，一死吓醒鼾睡人。”一面举人返东
京，向留日福建同乡会及学生总会报告，并筹开追悼会。
时林宗孟（长民）方在东京，大不以陈之死为然，特挽以联云：“无所效而逃，名曰逋户；忍自戕其命，罪浮杀人。”
所以责之者深也。句成以示其友人，咸以持论过激，力劝阻之，林慨然曰：“今日国势危殆若此，全赖有识之士相与戮
力，庶足以图挽救，若人人皆以死了责，徒窃爱国之名，而不举救国之实，前途尚可问乎？吾宁得罪死者，不愿使生者
群相效尤，至贻无形之大患！”其言亦殊有特见。一时留学界对陈之死，或誉或毁，莫衷一是。有感今兹，追怀往事，
特纪之，以俟世之高明论定焉。
★谈联省自治运动
自袁世凯废弃约法，继之段祺瑞以新法改选国会，一时法统问题，嚣然国中。然历经一次护法战
争，而法统意义辄随之蜕变，至民国八九年间，所谓法统者，已不复为人所重视，于是联省自治运动遂代之以兴。
按所谓联省自治者，必先由各省自行制定一宪法，依据之以组织省政府统治本省，然后再由各省选派代表，组织联
省会议，制定一联省宪法，依据之以产生中央政府统治全国。照此意义，则必当时握有中央及各省军权者，咸能幡然觉
悟，舍弃武力，诚心受治于省宪及联宪而后可，试问当时一般军阀是否果能如此？殆不待智者而知之。然何以此种运动，
竟能如火如荼，大有旦夕观成之势？盖失意政客，既为求适应其政治环境而倡为是说，而一部分军阀，亦以其适足藉此
自固而乐为赞成，遂致如响斯应，蔚为大观。但观国民、进步两党，在五六年国会中，因地方制度列入宪法问题，演成
互殴，而此时唱联治者，竟多属平昔主张集权之党人，而素持分权者反间出而反对之，至各省中之表赞同者，如浙卢
（永祥）、奉张（作霖）、闽李（厚基）等，亦皆为前此拥护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之军人，此中消息，实不难于窥见矣。
但正因其如此，故此种运动，外观虽盛极一时，究皆水月镜花，转瞬消逝。
犹忆当段祺瑞武力主义失败时，熊希龄曾发一电，主张采用联邦制，电中略谓：“双方既以武力争法律，苟有一方
可以战胜攻取，屈服群雄，统一全国，未始不可以慰人民云霓之望，无如彼此均衡，各无把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此即为熊氏主张联邦惟一之理由。余时在北京《晨报》，曾著《为联邦问题质熊希龄氏》一文，刊诸报端，大意略谓：
“今日中国之大患，在于大小军阀均无放弃军权之感悟，使其有也，则联邦制也可，即单一制也，亦何尝不可？否则所
谓联邦，不过群雄割据之变相而已，于实际宁有丝毫裨益哉？”
其后此种论调愈唱愈高，各省且由议论而进入行动。其中以浙江一省，自十年六月四日，卢永祥通电主张自行制宪
后，即组织省宪起草委员会，计有所谓九九宪法草案、三色宪法草案等，终以卢恐省宪实行，己之权力将受拘束，再三
延宕，不肯交付公民票决，致成流产。他如四川、广东、€南、广西、贵州、陕西、江苏、江西、湖北、福建等省，或
已制成宪草，或由当局宣言制宪，或由人民积极自由制宪，亦皆难收实效。惟湖南一省，以环境特别关系，曾经于十一
年一月一日，将省宪公布施行，且历两三年之久，但亦不过具备自治之形式，并未能发挥自治之精神。至十五年北军进
占湘省，而省宪遂宣告消灭矣。
由此可知，凡欲倡行一政制，必其自身先具有真知灼见，认为合民情、适国势，可以垂诸久远而无弊，然后本其信
仰，出以至诚，不断鼓吹，不懈努力，久而久之，自能得全国之拥护而见诸实施。其驱于一时之感情，眩于目前之利害，
甚，或为图一部分、一阶级之利便者，皆不足以语此。彼倡导联省自治者，既犯此原则，其不能有成，早为识者所共知。
夫岂独运动新制为然，即已经确立之制度，果使执行者信仰未深、诚意不足，或仍存自便之思想，其成与不成，相去又
几何耶？
★贿选与贿不选
国会自民国六年解散，直至十一年始告恢复，其间经种种变迁，不但社会对之已不甚重视，即议员
中亦有认为已失民意代表作用，决然引身而退者（如刘崇佑、陈筑山等）。从前各党议员阵线分明严整，此时则大都意
兴阑珊，各自为谋，对党关系既渐趋淡漠，而党之控制亦无形松懈。八百议席支离涣散，顿失中心，无怪一经金钱诱惑，
莫不靡然从风也。
国会恢复，本出直系主张，彼非真有爱于法统，特欲藉此以遂其举行大选拥护曹锟之私图。故其第一步计划，即为
勾结国会中有力分子。时参议院议长为王家襄，王与吴佩孚甚接近，吴本主张先定宪法，王意见自与一致。惟众议院议
长吴景濂，在国会运动复会声中，即由广州统率一部分议员北来，其志早欲乘机有所活动。该系乃深与结托，始则藉之
以打倒洛吴支持之王宠惠内阁，继则借之以打倒非己系之张绍曾内阁（张虽由直系阁员，迫其辞职，而吴景濂实参与其
事），使中枢负责无人，乃嗾令军警直接向黎（元洪）索饷，以迫其去位，于是大选时机渐臻成熟矣。然欲开总统选举
会，非有议员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不可，换言之，即该系非拉足三分之二以上之议员，则选举绝无成功之望，此自非吴景
濂及其党羽之力所能及。盖以自曹逼宫夺印以后，议员中之亲黎者多愤慨离京，而其时段（祺瑞）、孙（中山）、张
（作霖）方联合抗曹，亦不容其轻易如愿。因之议员乃成为双方争夺之目的物，其为反曹派所招致南下者，时有所闻，
更引起直系之焦虑。议员之嫉吴包办者，本大有人，今见有机可乘，岂甘放弃，于是或结合十余人，或结合六七人，其
中有属国民党籍者，有属进步党籍及其他政团者，纷向该系请求设立招待所，领取津贴费，一时某社、某庐、某俱乐部，
殆如雨后春笋，叠出不穷，所中招花侑酒，叉麻雀，抽大烟，几于无恶不备，然或招待其名，实不过承办人自行享乐，
或亦多方款接，而受招待者其态度仍不即不离。但见议员诸君，时而南下，时而北来，若故示其奇货可居然者，致始终
人数难于确定。该系知非重赏莫得勇夫，乃决定凡投票选举曹锟为总统者，每人送五千元，事为反曹派所闻，亦定凡不
赴京投票者，每人送三千元，以资抵制，终以相较究差两千元，故归直方者遂日以众。
余素主先宪后选，乃约各省议员中之志同道合者七人，不投票，亦不出京，并相戒严守秘密，以北京乃直系势力范
围，恐彼见我之不能利诱，或以力相逼胁也。然此时虽平日之号称至交者，多已与我异趣，彼辈风闻我之言论，即疑不
易就范，暗中讠探，始悉有此结合，以告直方。一日，司法总长程克、交通总长吴毓麟、直隶督军王承斌、直省议长
边守靖等，忽联柬招宴余等七人。席间由王承斌发言，略谓：“此次选举总统，大家均认仲珊（曹锟字）为理想候选人，
并非出于私意，良以目下我国情势，非举一拥有最大实力者，使居元首地位，不足以资镇慑而谋统一。故舍仲珊外，实
无适当人物，愿诸君顾全大局，予以协助”云云。余答以：“我辈亦并非对于仲珊有何成见，唯因国会历时十载，宪法
尚未制定，身为议员，深负疚戾，故主张此时宜专为制宪，不及其他。待宪法告成，再选总统，则对仲珊亦未始不可赞
成。”余人亦表同一意见。王等仍请细加考虑，改日再谈，此一问题，乃暂告结束。时余方兼任《晨报》主笔，每夕至
翌晨二三时始归，归时必有警察数人，在余宅左右梭巡，见余即散去，若惟恐余觉者，此明系暗中监视之意。余因提出
质问，程则力辩决无其事，谓“或系警厅善意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