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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向达先生等也是建议者之一员），并准备随同美军行动，负责指导，又向中国有关方面提出日本赔偿中国文物损失的建议。向达先生当时指出：
战前日本俨然以东方之领导者自居，而于文化方面则夸谓集东方文化之大成，因其如此，故于此次战争常自诩为圣战。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民即受此种自我陶醉之教育，谬种流传，由来已久，究其所谓集东方文化之大成者，不过掠取他人之文物，腼颜以为己有，以蒙蔽欺骗其人民而已。战后重新教育日本文化上解除武装，以消灭其精神上之夸大狂，实为第一步应采之行动。日本精神上之夸大狂大部分以其掠取之中国古器物、书画图籍为寄托之所，故将其视为国宝之中国古器物、书画图籍，于战争结束后，勒令缴还我国，使其夸大狂之精神无所附依，实为重新教育日本所必需，此一事也。复次自甲午以后，以迄今兹，我国家与人民在文化上如古器物、书画图籍等为日本所掠取盗窃以去者，其损失益不可以数量计，此种责任，日本政府与人民（特别是贵族三井、三菱系之财阀以及黑龙会与满铁之御用学者）俱应共同担负，不容有所分别，故于战后我应就其公私所藏我国古器物、书画图籍指名索取，一方面藉此赔偿五十年来我国家与人民在文化上损失，一方面予侵略国家之政府与人民以一种惩戒，此又一事也。而上野日比谷诸处，所陈列甲午诸役自我国掠去之战利品之应一一取还，归我国家博物馆庋藏，以资纪念，此又毋烦赘言者也。至于自日本取来之古器物、书画图籍，将来分别交与国立博物院或图书馆收藏，抑或设博物院图书馆专门收藏此类物品，以为此次战争纪念，尚待细为研究，姑不具论。
向达先生这篇《日本对我赔偿中关于文物部分赔偿的问题》的文章，后来就发表在家父当年在北平创办的《知识与生活》上。在这一问题上，他主张赔偿应分四项：“直接或间接因此次战争而受到损失者”，如战争中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以及上海市博物馆等的巨大损失甚至是完全的毁灭；“日本利用庚子赔款所设置的一切研究调查机关”，如“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和其下属的各地“东方文化研究所”、北平的人文科学研究所、上海的自然科学研究所，以及北洋海战中丁汝昌的遗物等；“违背我国法令所攫去者”，如自清末以降日本大谷光瑞派遣的橘瑞超、小川吉一郎在新疆、敦煌盗去的古物，民国以降如北平山中商会所偷运出境的古物，战争中东京大学考古学室和东方文化研究所在中国各地的掠夺，等等；“为再教育日本而必须予以处置者”，如侵华帮凶的“满铁调查室”、东洋协会的“学术调查部”、黑龙会的“玄洋社”等，又如财阀背景的“东洋文库”、“静嘉堂”等。向达说：“此次战争，日本的军阀和财阀厥罪维均”，但战后在美国的占领政策指导下，“对于财阀不过解散他们的组织，使之化整为零，至于为军阀财阀作工具作帮凶的学术机关，则仍然听其存在”。他认为：“学术本身无罪，而一到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园地里，洁白的学术也变成一朵罪恶之花”，所以，在抗议之余，他建议没收或封闭“东洋文库”、“静嘉堂”之类的机关。
这四项建议，向达先生认为其后三项，“原本是中国的东西，如今收回，在我则为光复故物，日本退还，不过慷他人之慨，对于其本身丝毫无损”。至于第一项，已“无从返回原物”，向达以为可仿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利时罗文大学的办法，从日本各图书馆、博物馆中挑选相当的图书器物，分配给已被日本炮火摧毁的各文化机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最公平的办法”。
为了“指名索取”之便，向达先生还就其所知，开列了收藏有被劫掠的中国文物的日本及其在华之各处公私单位名单，如宫内省图书寮、内阁文库、大连图书馆、满铁图书馆、静嘉堂文库、东洋文库、尊经阁文库、帝大图书馆、山本商会、上海东方文化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以及中村小折、大谷光瑞等所藏。可惜由向达代表提出的合理要求，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仰人鼻息，竟无所作为；作为日本保护国的美国也意在扶植日本成为“冷战”中的一枚重要棋子，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日本战时的体制和包括文化在内的各种机构，向达的热烈愿望没能得到实现。为此，向达还好意“劝告美国不可以过度的扶植日本，这是养痈遗患，将来是会要自食其果的”。
向达主张对日本提出文物赔偿的同时，还没有忘了另一个战败国的德国，虽然它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就已归还了在中国掠夺去的天文仪器，但向达在欧洲考察时发现，柏林国立图书馆藏有从清宫掳去的宋版《周易集解》，此为“天壤间孤本”，此外，勒柯克等在中国西北剥离的壁画、移走的碑碣、劫掳去的六朝以迄唐代各种语言的古籍，也分藏于彼国的民族博物馆、普鲁士研究院等处，“这都是非法劫走的东西，为巴黎和会我国所没有提出要求退还者”〔6〕。
然而，言犹在耳，作为一个深深挚爱着祖国文化的学者，向达痛心地目睹了战争中祖国文物的劫难，他几乎是一字一泪地说：“自民国二十六年以后，十年的征战，不知毁去了多少生命，多少财产，多少文物。在这十年之间，故宫南迁的古物、各文化机关的图书，都遭受了空前的灾难，流离播迁于西南乱山深处，挣扎于蛮烟瘴雨之中。”岂料外寇刚刚被逐走，内战又登场，龙门、云岗石窟，应县的辽代建筑等，又成为“两军拉锯的场所”，“至于城市的换手，一进一退，焦土巷战，空军轰炸，到头来玉石俱焚”。向达先生真是椎心泣血，于是，他“诚恳的向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呼吁，对于中国的文化遗存，彼此应有一个谅解或约定：古代文物美术集中而有历史意义的城市，不得作为战争的目标或根据，不得已而进城，也千万不要采取焦土政策、巷战烧杀抢掠。文化机关如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应该与医院有同样的地位，不能作为防守的根据、攻击以及轰炸的目标。文化遗存如龙门、云岗，不得作为争夺的目标或要塞”。向达先生还反复斯言：“人类之异于禽兽，因为有理智和反省。人类不幸而自相残杀，同室操戈，已经够残忍的了，若再泯去了理智、反省，盲目地屠剿，灾难到了活人，也波及了遗存，这种行为，在资本主义的国家里找不出，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也没有，这才是民族的奇耻大辱！”不仅如此，向达先生还为由于建设导致的文物损毁哀鸣，比如当时川陕公路经过四川广元，唐代的千佛岩竟遭灭顶之灾；川滇公路经过云南昭通，在云南开发史上有重要意义的豆沙关袁滋题名也不免一劫……向达先生哀哀泣告当时的国府大员翁文灏、俞大维等：多予关照，多予事先的“谆谆告诫”〔7〕。
那个时候，专业关怀之外，我们也仍能不时听到向达的声音。比如在抗战胜利后的民主运动中，针对国民党镇压学潮的暴行，向达先生愤而陈言：“学校从无因思想不同而予学生以处分的规定，民国至今三十七年，政治上的变动有如弈棋，但是即在反动如北洋军阀时代，也未闻因政治思想不同而强迫学校开除学生，也未闻学校因为受不住压力而公然屈服，予学生以开除的处分。”〔8〕向达还和朱自清等十三位教授联名以“保障人权”为题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政府“肆行搜捕”，并要求“将无辜被捕之人民从速释放。至其确有犯罪嫌疑者，亦应从速移送法院，保证不再有此侵犯人权之举”。当时北大校长胡适于国事鱼烂之际还异想天开地要推行他那“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在教授会上却得到众教授的冷嘲，因为“大家谈的想的，都是吃饭！”尤其是“向达先生说的更使我生气。他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9〕。也许这是丧气话，不过，向达是因为对国民党政府、对中国政治的黑暗失去了全部信念才说了上述沮丧的话的。针对当时学潮中尴尬角色的胡适等，向达先生还皮里阳秋地撰文道：
适之先生今犹健在，且继承蔡孑民先生的事业与遗志，打倒赵家楼的一般英雄如今也多已负担起国家民族的大任。现在回想起来，不有当时的自由与放任，诸公如何能有今日光辉灿烂的成功！用自由意志选择来的思想，才能威武不屈，光景常新，才能光辉灿烂，开花结实。揠苗助长，或者暖房培养出来的东西，不是横死就是夭亡。像今日执政者对于青年运动，连揠苗助长，连暖房都谈不到，如何可以希望开花结实。历史是无情的，当年的革命者往往会成为将来革命的对象。如其不是这样，历史便就停滞不前，而我们学历史的人也就无事可做了。人类之所以珍重过去的经验，其故或者在此，而历史一科至今还能存在，还为人所诵习，这，或者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开恶例容易，破坏后要恢复传统去不容易”，这句话我愿意再重复一遍。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这才是北大的传统精神，也是三十多年来中国大学教育的精神。这种精神，需要创始者，也需要继承者共同珍重。民主、自由，有历史作纪录与证明，诡辩宣传都不足以淆乱颠倒。〔10〕
在昆明，在北平，向达由失望和不满相继参加了反内战等政治运动，他已不再是一门心思治学的纯粹学者了。所以，当他有机会赴美国讲学时，他拒绝了；当校长胡适多次劝他南下时，他又拒绝了。最后，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随同胡适离去，向达却接任了馆长的职务，他还参加了护校委员会。
在一个历史剧烈变动的年月，向达先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三
在烽烟大作、兵火满天的日子里，难得有两场“学术会议”的召开，一是国立北平研究院的学术会议，一是国立中央研究院的首届院士会议，这两所研究院都在炮火中召开了它们在大陆最后的“学术会议”。“会场中充满了一片致用的空气和功利主义的色彩，其中也似乎夹有若干火药的气味”。向达先生困惑了，随即他有一番如今仍是经常困扰我们的议论：中国的科学、大学教育，何为体？何为用？向达说：“近代科学进步，是以纯粹科学的发达为基础。纯粹科学是体，应用科学是用，有体然后有用。单只讲用，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一套——今日如果不务根本只图眼前，则中国将来科学的前途，可能与同治时代的维新同其命运。”科学也不是没有相辅相成的东西的，向达又说：“科学同民主是相互的，无民主即无科学，无科学即无民主”，“真正的学者，真正的大科学家，无不有悲天悯人、开物成务的精神，倡导和平，厌恶战争，如罗素，如爱因斯坦，即是最好的例子。”〔11〕
不久，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向达先生的身份是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北大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兼学部委员、《历史研究》及《考古学报》编委等。在他面前，似乎一片锦绣的前程在等待着他，他也理应将他的学术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不过，向达和他同乡的沈从文的经历相仿，他们都是湘西土家族人，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乡下人”，即他们的天性是不识机变，这就如向达档案中所记载的：其人也，“富于正义感；自高自大，有学术独立超然的思想，有士大夫的坚贞，无士大夫的冷静；解放后对党极其拥护，但对民主人士非常不满——对五十年代前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表示不理解”；其性格又“为人憨直，是非分明，毫不宽假”。所谓“憨直”之处，如其曾以诤友自况，表示“我们现在要监督执政党，使他做得好，不让他变化”，于是这种情绪和“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就被视为：“还有人如向达，自觉或不自觉地保留其解放前士大夫的‘硬骨头’态度，对我们有些具体措施常有抵触，受落后群众的影响，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云云〔12〕。
向达的铩羽，是他在“鸣放”之时曾提出在史学界要“百花齐放”、不能只开“五朵金花”（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和汉民族形成问题这五项最热门的史学讨论），并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个别结论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其后果也就可想而知。当时北大历史系仅有的另外一个一级教授翦伯赞等批判向达，揭发向达“对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