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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一种分析和认识，李辉说：“在漫长的岁月里，和许多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一样，他献身于一种革命事业，但其生命的表现形式则是在这两者的拥抱、排斥、搏斗中得以完成的。完全可以这么说，在他的内心，两者或许有过短暂的统一，更多的时候则是矛盾的。内心的矛盾就决定了行为的矛盾、人格的矛盾，甚至产生出异化的力量，改变或扭曲他的人格。从而在人们的眼里，在任何时候，他都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存在。这两者的矛盾存在，制约着他的一切选择，决定着他的善与恶的挥洒。”“周扬就这样处在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每一次政治运动来临时，他都面临着选择。在对领袖的崇拜与个性之间，他矛盾着，或者改变自己，或者由别人来取代。在‘文革’前的历次运动中，最终他选择了前者，而且每次运动中，他依然是指挥者。”〔9〕李辉还说：“周扬更愿意以一个领导者的身份出现在人们中间，也就是说，他个性中的领导欲和权利欲，决定着他许多时候许多场合的选择。”〔10〕李辉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但说周扬崇拜毛泽东，毋宁说他崇拜政治权力更为准确。
三
据研究，尽管法捷耶夫对斯大林满怀崇拜，但并不是盲目的，他时常与斯大林之间表现出了原则性的分歧。他不看斯大林的眼色行事，敢于直言和坚持自己的意见，有时甚至与斯大林争论。1956年，法捷耶夫在极度的抑郁中开枪自杀，应该说抑郁来自斯大林时代，但更主要的是来自他对寄予了很大期望的赫鲁晓夫的失望，他最终是为自己对文艺的真诚追求而死的。
周扬却比法捷耶夫更为“圆滑”和内敛，他不论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修正还是对一些作家的认识与帮助，都不是通过争论和坚持来实现的，很多事情他是“偷偷摸摸”地进行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不断地屈从于自己在特定政治环境中已经形成的习惯。于是在反“丁、陈反党集团”、反“胡风反革命集团”中出现了诸多的所谓“没想到”的“积极”工作的状态，这一点到现在还深遭病诟。
恐怕没有什么词汇比“激进”二字更能概括周扬的人生色彩了。当1927年那种针对“赤党”的动辄得诛的白色恐怖从沪、汉两地向全国浸漫之时，刚过十八周岁的周扬却在上海滩披上“红色”战袍，公开宣布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1937年抗战爆发，周扬辗转来到延安，不仅没有因为“鲁迅事件”遭到批判，反而受到毛泽东的重用，于是在激进当中又增加了感激和崇拜。当延安整风运动波及到文艺上的时候，他必须站出来批判王实味等人，从而维护毛泽东和党的统一领导。这正如在斯大林解散和改组拉普的时候，作为文艺界的领导，法捷耶夫必须站出来发表文章支持斯大林的行动一样。
因对政治权威崇拜而产生的恐惧心理大概是法捷耶夫、周扬这类作家的共同特点。法氏曾说过，他最怕两个人，一个是斯大林，一个是母亲，而这也是他最爱的两个人。但周扬大概只怕一个人，这就是毛泽东。周扬几乎没有谈论过母亲或者其他的亲人，但他言必称毛泽东，曾在多种场合表达对毛泽东的感激和崇拜之情。即使经历过“文革”的大灾大难，也一如既往。老朋友张光年说：“（有时）他倾向于周总理的意见，但他非常崇拜毛主席，当然还是以毛主席的意见为准。他不止一次谈到毛主席是一个非常特出的人物，中国出了这样一个特出的人物，是了不起的事情。只要毛主席批下来的东西，包括批胡风的按语，他从来是毫无保留地办，从来没有一点牢骚，更别说有不同的意见。”〔11〕这种心理固然反映了周扬的性格上的一种优势，但说其因惧怕所致也未尝不可。
周扬对毛泽东的“怕”主要体现在五十年代对丁玲和胡风的批判上，但也和毛泽东对他苛责有关。据夏衍、张光年回忆，从1952年开始，毛泽东就多次批评过周扬，说他政治上展不开，撤了他文化部副部长的职务，并下令到湖南参加土改，这种做法和不满对周扬这样一位有着极强领导欲和权力欲的人来说是致命的。因此他必须进一步将自己整合到毛泽东的意志中去，并以此作为他一切言行的出发点。所以韦君宜回忆说：“上边那时确实把周扬当作可以随心所欲使用的将才，听老帅的话，指到哪里打到哪里。”〔12〕他从来也没想到对胡风、丁玲的批判会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既然已经闹出来，他只能按照毛泽东的思路走下去，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是周扬一个很深的惧怕情结。
四
斯大林逝世以后，苏共中央开始批判了个人崇拜，矛头指向斯大林，由此开始了思想上的“解冻”。这一过程对法捷耶夫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动，于是他开始回顾过去深刻反思。他认识到了在过去的文艺工作中党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的，并对党如何领导文艺和制定文艺政策产生了自己的想法。于是他接连向苏共中央主席团和马林科夫及赫鲁晓夫上书，对党的现行的文艺政策提出了批评。但他的建议和批评没有得到理睬，他要求会见领导人的要求不仅被拒绝，而且还常遭斥责。所以他在遗书中说：“当我总结自己的一生时，仍然不堪回首那些呵斥、告诫、训斥。我自认为，我们伟大的人民有理由为我发自内心的共产主义式的忠诚和谦逊而自豪，可向我扑面而来的却是没完没了的所谓理论批评。”〔13〕于是他在抑郁、孤寂中开枪自杀，并以此向世人证明他多想做一个有血性的汉子啊！
周扬又如何呢？近十年的监狱生活，他有三千多天的时间来回顾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或许他发现了一些荒谬的东西，所以韦君宜才说：“‘文化大革命’时，江青把他（按：周扬）打倒，才使他从一场大梦中醒过来。”〔14〕“文革”一旦结束，他就通过自己真诚的道歉和身体力行的工作获得了全国作家的谅解，获得了原有的地位和权利。1985年1月，在北京召开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的时候，周扬抑郁成病，未能参加，与会代表中有三百六十六人联名给周扬写了一封慰问信，信中说：“自信和勇气在我们心中百倍地增长起来，请你相信，我们一定尽力写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使我们的文学自豪地走在世界文学的前列。这当然也是你和前辈作家们所期望的。”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湖南等十一个代表团也联合致函说：“你对自己在‘文革’前工作中的缺点，曾多次诚挚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种严于律己的高尚品质，使人深受感动。你是在我国文艺界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以上的老战士，虽饱受摧残，却仍有昂扬的精神和坚毅的意志，的确足为我们的楷模。”〔15〕但这些感人与宽容的话语并没有阻止周扬的落选，也许是因为人们对周扬的记忆太深，也许是因其静卧医院人事不省。
晚年周扬最值得书写的一件事情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而赢得声誉。但由于这一点涉及意识形态的重构，所以他遭到了高层人士的严厉批评。这给他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并因此抑郁而逝。陆定一说“他是被气死的”〔16〕。
1983年12月，也就是周扬因“异化”问题而检讨之后不久，借着给《邓拓文集》写序言之机，他说了下面一段话：
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任何一个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的作家，在根本政治立场上得应力求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但在特殊情况下，或者由于党的政策和工作上发生了偏差，或者是作家本身存在着错误的、不健康的观点和情绪，出现两者之间不一致或不协调都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党员作家首先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以严肃认真，积极负责的态度向党陈述自己的意见，决不可隐瞒和掩盖自己的观点，更不可把自己摆在党之上，以为自己比党还高明。另一方面，作家也应当在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的引导下改变自己不正确的认识，使党的正确主张真正为自己所理解，所接受，所融会贯通，从而在思想政治上达到同党中央的认识一致。〔17〕
这是周扬借他人之酒浇自己块垒，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但作为一份准遗嘱，和法捷耶夫的比较起来，缺少了刚烈和决绝，这是不是表明他对未来还充满了希望呢？
注释：
〔1〕蓝英年：《作家村里的枪声》，转引自林大中主编《九十年代文存》（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页。
〔2〕〔8〕〔9〕〔11〕王蒙等主编《回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16、633、636页。
〔3〕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周扬文集》第１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54页。
〔4〕《没有情节的故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5〕〔7〕夏中宪：《法捷耶夫与“持不同政见者”》，《俄罗斯文艺》2002年第3期。
〔6〕此段主要参照张捷《法捷耶夫的悲剧》一文，《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1月。
〔10〕李辉：《往事沧桑》，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
〔12〕〔14〕韦君宜：《思痛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49、49页。
〔13〕转引自《法捷耶夫为什么自杀？》，《俄罗斯文艺》2000年第1期。
〔15〕参见顾骧：《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
〔17〕周扬：《〈邓拓文集〉序言》，《人民日报》1983年12月22日。
徐志摩如何“捧杀”了泰戈尔
？ 孙宜学
1923年早春，一个叫恩厚之的英国人出现在北京大学校园，他是代表泰戈尔前来接洽访华事宜的，可惜此时北京大学无法承担接待任务，于是恩厚之又找到了徐志摩，徐志摩一听激动万分：此时已享誉世界的泰戈尔竟自愿到中国来，这可是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他马上去找梁启超，后者立即以自己主持的讲学社的名义发出了邀请。
1924年4月12日上午十时，一艘轮船沿黄浦江缓缓驶进上海汇山码头，当船上红帽银须的印度诗哲泰戈尔出现在欢迎者的视线内时，岸上响起了一阵激动的欢呼声，中印两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化交流就此拉开了序幕。
然而，令泰戈尔始料不及的是，迎接他的不但有春雷似的掌声和美丽的鲜花，也有尖利刺人的荆棘。他的来访恰如一块巨石投进了已经沸沸扬扬的池水，本就颇不平静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因他的到来迅速分成两个壁垒分明的阵营：一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成果的捍卫者和左翼文化人士，包括陈独秀、郭沫若、茅盾、瞿秋白、吴稚晖、沈泽民、林语堂等，要“激颜厉色送他走”；另一方则以梁启超、徐志摩、胡适等为代表，千方百计为他辩护，一时间双方唇枪舌剑，一场鏖战。
泰戈尔受到激烈批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批评者对他的误解有关，也与赞美、欢迎者大有干系，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徐志摩。
徐志摩是真心崇拜泰戈尔，可以说没有一丝杂念。在泰戈尔来华前，他俨然是泰戈尔的中国使者：他频繁地与泰戈尔通信，安排来华的具体细节，一有机会就宣传泰戈尔，在报刊上发表一系列的文章，如《太戈尔来华》、《泰山日出》、《泰戈尔来华的确期》、《泰谷尔来信》、《泰谷尔最近消息》、《泰戈尔》，与其他欢迎者一起努力营造了一种热烈的欢迎气氛，然后自豪地写信告诉泰戈尔这一切：“我们已准备停当以俟尊驾莅临。这里几乎所有具影响力的杂志都登载有关你的文章，也有出特刊介绍的。你的英文著作已大部分译成中文，有的还有一种以上的译本。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作家，从来没有一个像你这样在我们这个年轻的国家的人心中，引起那么广泛真挚的兴趣。也没有几个作家（连我们的古代圣贤也不例外）像你这样把生气勃勃和浩瀚无边的鼓舞力量赐给我们。”〔1〕他直视着泰戈尔在全世界造成的耀眼的光环，也把自己所能想到的最美的语言献给这位就要到中国来的诗人，并代表中国青年对此表现出由衷的欣喜和期待：“现在他快到中国来了，在他青年的崇拜者听了，不消说，当然是最可喜的消息，他们不仅天天竖耳企踵地在盼望，就是他们梦里的颜色，我猜想，也一定多增了几分妩媚。”〔2〕
在具体的接待工作方面，徐志摩和讲学社一起做了周密的安排，如他亲自在北京城西租了一间有暖气和现代化设备的房子，准备做泰戈尔来华后的下榻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