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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人，一旦听得了什么出乎他们意想的事情，那他们真是怒气直冲，像是发生了什么逆天悖理的罪恶了。这班人绝不想想自己随心所欲，要怎样就怎样，尚且还不能满足，也考虑不到一个人整日闲暇无事，情思潦乱，会在精神上有多大影响。又有好多人，认为那在日间干辛苦活儿的人，他们的肉欲早给那铁锹锄头、粗衣淡饭、艰苦的生活赶得一干二净了，他们的头脑已昏昏沉沉，再不懂好歹了。这类见解真是自欺欺人！
薄伽丘说明，修道院的教士修女，其实还是凡人一个。中国古代佛教的机构、礼仪和僧侣生活，和薄伽丘笔下的修道院生活类似，面临的困境，也颇相似。佛、法、僧，是佛教“三宝”，但终究不完全相同，僧毕竟是活生生的人。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常常也在宣扬佛家道理的同时，像薄伽丘那样把尼姑和尚讽刺和取笑一通，小说里描写寺庙生活与僧尼的形象，往往并无什么特殊的神圣感，除了形式上的戒律以外，与外界的凡俗尘世并无太大区别。明代冯梦龙编的《全像古今小说》中有一则故事，叫《闲云庵阮三偿冤债》，说一位公子阮三郎与一位太尉家小姐玉兰私下交换了信物，想要再见面幽会，但“只恨闺阁深沉，难通音信”。公子的朋友就找到闲云庵一位贪财的尼姑，给了她钱，由她来负责操办。尼姑便邀请小姐的母亲携小姐某日去上香，嘱咐小姐到时假装想要到禅房休息，她则把那公子约来，预先躲在禅房里。尼姑巧舌如簧，终于说动了夫人带小姐去尼姑庵——小姐本不能随便抛头露面的，又果真约来了公子，两个性压抑的古代青年，就在禅房中苟合。后来，小姐怀了孕，而公子原本就有病在身，身体虚弱，这一下就暴死了。小姐生下了孩子，父母也未加虐待，再后来孩子长大中了状元，做了吏部尚书。他的母亲，即当年的风流小姐为一日夫妻从一而终，成了节妇，年轻时的孟浪，当然也就一风吹了。公子小姐幽会在古代很不容易，在《西厢记》和《牡丹亭》都得有人穿针引线，成人之美，但冯梦龙的故事中尼姑来做媒倒很新鲜，而且安排提供禅房之类的全套服务，简直就是在拉皮条，当淫媒了。一般人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可是这尼姑不免犯了佛家讲的“贪、嗔、痴”中的贪戒，再者，她居然敢在佛祖眼皮底下为人开包房，显然是没有起码的原则性和纪律性的。这明代社会是开放还是不开放呢？说开放吧，青年男女不能正常见面，说不开放吧，尼姑又能在禅房让未婚男女行云雨之事，然后再去面对佛祖和观音念阿弥陀佛。不论怎样，尼姑也做了红娘，至少说明，寺和庵与俗界的行事方式、思维模式基本是一致的。
《红楼梦》第十五回写到铁槛寺和馒头庵，也是一样世俗。馒头庵里的小尼姑智能儿“自幼在荣府走动，无人不识，常和宝玉、秦钟玩笑，如今长大了，渐知风月，便看上了秦钟人物风流，那秦钟也爱她妍媚，二人虽未上手，却已情投意合了”。似乎尼姑们完全恋爱自由，根本不受教规约束的。接下来，秦钟在庵里非礼智能儿，智能儿居然把尼姑庵叫做“牢坑”，说要“离了这些人，才叫好呢”，半推半就间，智能儿“不知怎么样就把中衣儿解下来了”。另一面，老尼姑也积极参与解决两位施主家因为儿女婚姻产生的纠纷，委托长袖善舞的凤姐来办理，老尼姑的行为也不太像出家之人，倒像精通人情世故的一般老妇女，所以《红楼梦》里批出家的妙玉的判词是“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昆剧《思凡》干脆就直接描写尼姑陈妙常的情欲，陈妙常有段唱词：“恨只恨说谎的僧和俗，哪里有天下园林树木佛，哪里有枝枝叶叶光明佛，哪里有江湖两岸流沙佛，哪里有八万四千弥陀佛。”还写下“黄昏独自展孤衾，怎奈凡心转炽”的句子。智能儿和陈妙常是“痴”的，但这样惊世骇俗的反宗教情感，在文人看来，却是正常的人情。
和尚这一边也差不多。《水浒》第四十五、四十六回写杨雄杀老婆潘巧云，石秀杀潘巧云的情人裴如海。杨雄杀妻，与武二郎杀西门庆和潘金莲，性质大致相同，都是因为私通违背妇道和伦理，而水浒英雄都是道德警察居多。不过细看又不全一样，潘金莲一案的男主角西门庆原本就是一个著名的地痞流氓，以勾引良家妇女为乐，但在潘巧云案中，勾引她的却是一个“老实和尚”裴如海。书中写裴如海初一见潘巧云，“两只眼涎瞪瞪的只顾睃那妇人的眼”，裴如海一边做法事，一边“就袖子里捏那妇人的手”。潘巧云去到寺庙里，裴如海身为出家人，却说自己的卧房“只是少一个娘子”，而潘巧云回答说，“你便讨一个不得？”好像在民间妇人眼中，和尚从无禁欲之说，二人也在僧房里行事，后来和尚又来会巧云，竟然还用“普度众生救苦救难诸佛菩萨”来当暗语。而从《水浒》叙述的口吻来看，当时的人们对和尚们的道德操守并不以为然，或者，并没有认为出家人就应当如何如何。
华裔学者、著名的文学史家夏志清教授是这样解释古典文学中对僧尼的不敬描写的：“这种普遍存在于中国人之间对尼姑和尚的轻视（但对和尚的轻视较浅）不是出自对宗教的不敬，而是出自谄上傲下之感：尼姑同和尚，正如媒婆、庸医、考场失败而屈身做私塾教师或抄写员的读书人一样，他们的社会地位卑微，因之受到卑视。”〔1〕在中国古人心中，佛门弟子其实只是一种职业，非关信仰，也无所谓严格的戒律，他们与俗世的常人的确没有，也似乎不需要有严格的分别。他们也一样“贪、嗔、痴”，男为女色所诱，女也为情欲所困。这种卑微在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受戒》里有明白的证据，“他（明子）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的家乡出和尚”，把婊子和和尚并列在一起。小说中甚至写道：“和尚要做法事，做法事要收钱，——要不，当和尚干什么？”
好和尚的形象诚然也是有的，比如孙悟空就从不近女色，但这似乎因为他同时是齐天大圣，是有神性的，所以天然地对女色免疫。但在周星驰重新演绎的电影《大话西游》中，唐三藏也不再神圣了，孙悟空同样有七情六欲，他最后是为了保护唐三藏取西经而强迫自己放弃了凡人的欲望，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但在世俗的至尊宝（孙悟空自己）和紫霞眼中，“他好像条狗啊”。唐僧的确是完全和男女之情无缘的，但人们多多少少觉得他不近情理。再说，小说《西游记》中用拒绝女色诱惑来证明他的高洁，反倒更说明男人要戒绝情欲是极端困难的，因为和尚本来就不当近女色，这不比取西经是极少人能为敢为的，而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和本分，考验本身倒证明存在的脆弱。如果做到像唐僧那样戒绝女色是伟大，那看来像《水浒》里写的那种性情和尚，或者猪八戒类型的和尚在现实中还不少，更接近常理。但是孙悟空这样无欲则刚的超现实的英雄是否就最受欢迎呢？不是。据说不久前有一个网上的民意测验，调查在小说《西游记》的四个人物中，女孩们最喜欢谁，结果冠军是又贪吃又好色、最不像个出家人的猪八戒。
调侃出家人，倒不完全是因为他们地位低——这样说有点歧视的味道，可能还是因为强大的中国世俗文化太重人伦和欲望，而禁欲的宗教生活向来不太受欣赏和崇敬。当佛家理论上宣扬的弃绝精神和世俗的人情发生冲突的时候，中国人大都站在世俗生活一面——不吃肉，不近女色，会失去多少人生乐趣！而且一般的中国人对人世看得很透，始终觉得任何人要真正战胜性欲和物欲在现实中都是很困难的，所以对和尚尼姑还有种同情。古代的小说已经暗示出这种禁欲生活既没有意思，也不可能真正实行，至于信仰能起到多大作用，看看《红楼梦》里的僧尼，就知道“信仰”有几分可靠。民间的故事里还说，老和尚对没有见过女人的小和尚说，那是老虎，小和尚即刻发现自己爱上了“老虎”，说明基本本能始终存在。在当代的香港电影《少林寺》中，和尚们大吃狗肉，还自我开脱说“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汪曾祺笔下的和尚们“吃肉不瞒人”，只需给被杀的猪念个《往生咒》就符合手续了。在徐克电影《青蛇》中，就连法海这样立志要铲除人间一切妖孽的高僧大德，其实要根除自己的“障”也很难。在电影中，高僧法海居然要满头大汗地把头脑中的成群结队呼唤他名字的女妖赶走，也即是要和自己的意淫做艰苦斗争。可是一当美貌的青蛇前去挑战法海的“定力”，也就是压制情欲的能力的时候，法海还是败下阵来，只是不肯承认而已，那么他除了灭妖积极以外，自我修炼的成果很可怀疑。但这不是在讽刺和蔑视法海，而只是指出世俗的诱惑是何等难以抗拒，蛇精何以非要做凡人。连法海也如此艰难地抵制欲望，凡夫俗子如许仙又哪是对手？不论是白蛇勾引在先，还是小青勾引于后，许仙完全缴械投降，照单全收，引起姐妹争风吃醋，也不是他这个儒学书生道德低下，实在如莎翁说的，“肉身脆弱”。
俗世的日子当然更有吸引力。《受戒》也写得很明白，那里的和尚二师傅仁海是有老婆的，也吃肉，三师傅会唱黄色的山歌，从不受拘束，“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即便这样，明子出家做沙弥的生活对小英子来说还是无趣，她大胆逼问已经受了戒的明子，“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专门讲新教路德宗相对于中世纪神学来说，一大突破就是“世俗化”，从而为资本主义开路。殊不知在中国，这样的突破都不很需要，因为中国文化一开始就是非常世俗化，最注重现实人生，凡俗享受，乃至肉欲。因此，中国既有世界最好吃的菜，又有最悠久的性文化和可能最多的艳情小说，大量的艳情小说还偏偏出在“存天理，灭人欲”已经由宋儒确立后的明代。《金瓶梅》虽然对西门庆的荒淫摆出谴责的姿态，但只是在批评“过度”以警示世人，而不是对“性”本身的谴责。《金瓶梅》注重俗世，不厌其详地描写当时城市社会的家庭生活，西门庆吃什么菜，怎样煮，吃什么水果，都写得非常详细，被认为是开了《红楼梦》写实精神的先河。而肯定人类的自然本能，正视性和情欲，正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不论笔记小说，还是后来汪曾祺的散文小说，阿城的《遍地风流》，真正注意的都是凡人的俗世生活，不是什么佛啊道啊之类不着边际的东西。但另一方面，对世俗的迷恋多少也导致了中国古代文学难以产生出欧洲那样的英雄史诗、悲剧和带有终极意义的主题。胡适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大悲剧是因为中国人心理承受能力弱，不能接受悲剧主题。其实单就“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和“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这两句诗，其现实的悲剧性和苦痛已经足够，虚构点合乎一般大众心理的大团圆有何不可呢。
在二十世纪初年的大环境中，胡适的思想比较尖锐并不奇怪，但是，琐碎的俗世生活并非就没有其意义。在皇权的统治下，普通百姓除了过好日常生活外，还能有什么更多的奢望呢？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受教育权利都可以剥夺，但性和欲望的权利总还是得有的，因为种族和人类要借此发展，同样，口腹之欲也是平民所能追求到的一大乐趣。既然皇帝可以任意纵欲并且剥夺他身边的男性侍从的性权利，那么作为商人和市民的西门庆，为什么就一定要因为淫欲承受骂名？也可以说，西门庆用自己的行为宣示，一个宋朝富有的市民，也有滥情和纵欲的权利，也算是对皇帝的性霸权的一个小小的挑战。皇帝的权力和财富固然无人可以匹敌，也可凭借权力占有众多女性，但皇帝真实的性快乐，未必就比得上一个普通的农民。这样看来，性的欲望和满足可以成为专制社会里的一个少有的相对民主和平等的领域，一个非正常状态下的社会中惟一可以向老百姓开放的宣泄渠道和娱乐方式，想想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吧。这样的情况下，禁欲生活就显得更加不可思议了。当然，中国人同时认为世俗欲望应当介于禁欲与纵欲之间的一个中庸适度的地带，在这一点上哲学家就起了一个理论上的调节作用。而《金瓶梅词话》中欣欣子所作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