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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随着享乐思想的流行与人们思想观念的开放，晚清至民国期间，青楼选美又死灰复燃，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同、光年间，前兔痴道人摘红雪词题《二十四女花品图》于海上，画眉楼主复偕同人为《续花品》以李佩兰为群芳之冠。《续花品》之后，又有公子放所定《上海书仙花榜》，列名妓二十八人，而以一花比一妓，如王逸卿被喻为芍药，独擅风华，可谓百花齐放，姹紫嫣红。
真正将青楼选美做成品牌的是李宝嘉与奚燕子。1897年至1899年间，上海《游戏报》主笔李宝嘉仿效朝廷科举制度，开艳榜三科：一为花榜，以色取胜，类似于现代的世界小姐与中国小姐选美大赛，共评出一甲张四宝、金小宝、祝如椿三人，分别为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蔡新宝等三十人，其余则为三甲。二为武榜，以歌擅场，类似于现代的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评出一甲王秀兰、金小卿、小如意，二甲王秀林等十八人，三甲王蔼卿等十八人。三为叶榜，以丫环侍儿为对象，取红花还须绿叶衬之意，也评出一甲阿三妹妹阿毛三人，二甲薛宝钗等三十六人，其余皆属三甲。现在看来，李宝嘉这一举措意识超前，现代意义上的选美大赛和歌唱大赛，恐怕便要追溯到他这里。
如果说李宝嘉以超前意识取胜，那么奚燕子便以规模宏大取胜。1917年，上海新世界游戏场为扩大影响力，别出心裁举行花国选举，他们聘请《新世界报》总编辑奚燕子为主任，创办群芳选举大会。具体操作办法是：选票每人一张，一张选票售价一元，选票上填写妓女住址及优点。该年12月23日在新世界开票，1918年元旦公布人选，最后选举出花国大总统冠芳，副总统菊第、贝锦，花务总理莲英。因此时是民国时期，故而青楼选美也紧跟时髦，由原来的状元榜眼变成了总统、总理。本次选美惊动沪上，普通百姓均加入其中，成为旧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青楼选美。
青楼选美是文人的一种闲情逸致，一种雅好，不过是好事文人的嘲风弄月之举。但对于参加评选的青楼女子来说，却是她们改变命运的大好时机。因为一旦走红，便如女明星一般，不但身价上涨，财源滚滚，而且找到了踏入上流社会的捷径，甚至有嫁入豪门做阔太太的机会。如此一来，参评的妓女便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想博得个榜上有名，如果能成为花魁，那是再好不过。而最好的契机，便是请自己的相好出面帮衬一把。如此，光明正大的青楼选美便暗藏许多猫腻，黑幕重重。
青楼选美的评委很重要，参评妓女的命运便操纵在他们手里，而评委们又是主办方花钱邀请的，故而选举的最终结果由主办者来圈定。不过，主办方有时也要照顾到赞助商的利益，因为只有他们肯出钱了，选美活动才会有可靠的资金保障。故而每一次选美活动，其实是主办方与赞助商的较量，最终的结果反映了他们较量的胜败。
余怀《板桥杂记》曾记载过一次颇负盛名的选美比赛。这次比赛的时间和地点都选得恰到好处。时间选在传说中天上牛郎与织女七月初七相会之日，正好是中国的情人节；而地点则更妙，挑的是金陵最有名的青楼“八百居水阁”；再加上当地的戏台班子也来友情演出，自然引得四方的百姓扶老携幼前去观看，以致当天晚上，通往“八百居水阁”的路上车马喧嚣，甚至连秦淮河上的船只都挤得个水泄不通。经过预赛层层选拔，决赛时选出二十位佳丽。最终，名妓王月拔得头筹，成为本次选美比赛的花榜状元。然而明眼人一下就发现其中的猫腻：状元王月是主办者孙武公的相好。看来，比赛的名次只怕早在赛前就拟好了，其他的佳丽，只不过做了王月的陪衬，这倒和现在的某些选美比赛如出一辙。
最初的青楼选美主观性很强，大多由某个文人拟定一个选美名单，是为“花案”。这样便会影响评定的公正性，因为任何一个评判者，即便他再大公无私，终究是一家之言，不具有普遍性。所以后来的青楼选举普遍公开进行，但公开并不代表公正，因为一旦由评委决定结果，便不免有评委被收买的可能，王月之所以当选，便是评委被主办方收买的活生生例子。后来人们发明了新的选举办法，由大众投票来选定，如此便可反映大众的心声。不过问题又来了，选票需要钱来买，非普通人所能承受，故公正性要打个折扣。如1917年的那次选举，每张选票要一个大洋，那可是普通老百姓半个月的薪水。如此，参加投票的多是巨贾士绅，故而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他们审美标准的反映。
青楼选美当初源于文人墨客们的雅好，一博美人一笑。其后，青楼选美逐渐成为一种时尚，为普通大众所认同，并津津乐道。这当然与娼妓业在近代的兴盛有关，当金钱侵蚀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时，旧的道德观念土崩瓦解，而新的道德观念又没有建立，价值观与道德观的多元真空让许多人无所适从，空虚无聊。青楼选美的出现，正满足了他们的心理与情感需要。再加上小报小刊等媒介的推波助澜，狎妓几乎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文化形态，与喝酒打牌无异。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青楼选美因此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大乐趣，以致每逢青楼选美之时，数千粉黛跃跃欲试，各家报刊大登妓女玉照，妓院门前车水马龙，风流骚客捧场游说，盛况空前。
而对知识阶层来说，不仅收获了许多的乐趣，填补了内心的空虚，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这种手段抒发了内心的愤懑，在嘻笑怒骂中完成对当权者的攻击。如当时上海《中华新报》评论曰：“举行花界选举，社会中之心理约可区分为四类。其一，谓民国总统未惬民意，因欲推之，以行选政。今借花国举行酒杯垒块，别有用意。其二，谓此次选举皆属行政部之官吏，民国不可无立法部之国会，拟于大世界选举国会议员，即以野鸡有被选资格而名之曰在野党，以符名实。其三，谓名不可以假人，以勾栏中人而明目张胆冒用总统之名，宜科以大不敬之罪，否则浇风流播为害胡有底止。其四，则谓中国名分之说，为剥夺自由之恶魔，试观外人日用之物，且袭用其国中伟人之名，并未以为亵，今以公名冠之于妓女，一可打破名分之说，二可减少竞名之风，实为进化，而非退化。”简单归纳之，它其实反映了人们两种不同的社会心态：一派认为青楼选美是人们思想腐化堕落的标志，以青楼女子而明目张胆冒用总统之名，简直是亵渎神圣，以下犯上。一派认为青楼选美正好表达对民国总统的不满，因为他是没有经过真正的民主选举产生的，另外，青楼选美其实是对传统的等级制度的反拨，代表了自由的呼声。事实上，两派观点正反映出当时中国由旧入新过程中人们新旧思想的激烈碰撞。青楼选美，最初是文人雅士们的业余爱好，代表着风流文人们的审美趣味，虽然在这次活动中，许多人沉醉于青楼选美的喧闹与梦境，然而事后看来，它终究是新生事物，颇领风气之先的。
“政由贿成”
——读《道咸宦海见闻录》
？ 李占伦
说起晚清吏治的腐败，人们自然要想到《官场现形记》、《廿年目睹之怪现状》之类的谴责小说，其中描写的各色官僚莫不是廉寡耻鲜、卑劣龌龊之徒，如做贼的知县、盗银的臬台、媚洋的制台、让老婆为上司“按摩”的候补道、逼寡妇当制台姨太太的观察……读这些小说，确实有如看一幅幅奄奄待毙的封建帝国的社会图卷。但此类小说，终不免“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1〕。而《道咸宦海见闻录》却为我们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
作者张集馨，字椒云，江苏仪征人，生于嘉庆五年，死于光绪四年，道光五年三十岁时考中进士，先为翰林院庶吉士，武英殿纂修，道光十六年五月被“特放”为山西朔平知府，而后沉浮宦海三十年，先后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署理巡抚等职，直至同治四年六十六岁时被劾革职。他阅历深广，文墨酣畅，尽管处世圆滑，却尚存几分良知，故其对官场鬼域的观察临摹，深刻逼真。
且看他笔下的封疆大吏：陕甘署督邓廷桢革职复起后，“此老忧患之余，生气已尽，又以日薄崦嵫，纵情娱乐”，“几于无日不花天酒地”；直隶总督桂良“其胸中蕴蓄如草芥，其口中吐属如市井”，“其措施之谬妄，更似狗彘存心”；陕甘总督乐斌，“外仁义而多欲”，仆妾周二奶奶“每与乐斌揪扭，滚至二堂，解去衣裤，撒泼村言，无所不至，每谓乐曰：‘我令汝做总督，汝方能做，否则，做不成也！’”闽浙总督庆瑞“系公子出身，不肯究心公事，惟幕友之言是听，又恐属员藐视，每每以虚骄之气凌轹僚属，不足于中，故侈张于外”，其与司、道、幕友宴会，“较力唱曲，俗语村言，无所不说，不学无术，殊不自重”。
总督作为朝廷大员，自然都是皇上的近宠幸臣。当初他们出京赴任之时，皇帝照例均要数次召对，叮嘱再三，莫不寄予厚望，岂知他们上欺君主，下侮百姓，几至天怨人怒，家国倾危。凭问何以朽败之极？曰，“政由贿成”使然。
馈赠行贿是做官的敲门砖、护身符、晋升阶。所有官僚，无论中央、地方、文官、武将实无廉与不廉之区别，唯在“廉者有所择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罗至”〔2〕而已，根本无清官可言。那时，京官俸入甚微，各部院的堂官、吏目则根本没有俸禄，又不能直接吮吸民脂。不像做外官可以凭职权于俸禄、养廉银之外聚敛物财，故莫不“以咀嚼外官为事”。尤其是粮道、藩司之类的肥缺，满朝垂涎。张集馨不仅这两个官职都干过，而且数度奉召，出入京师委以他职，有切身体验。“陕西粮道出京留别，共费一万七千余金；四川臬司出京留别，一万三四千金；贵州蕃司出京一万一千余金；调任河南藩司出京一万二三千金，两年节应酬以及红白事体，尚不在其内”。以调任四川臬司出京留别为例：“别敬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摺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递减。”当然，京官如此硬气，也自有其因。他们位居京华，在“最高”左右行走，外官自然要求这些人“保位”、“求升”，至少尚能为其通些声气，二者互有乞求，故尔“每遇督抚司道进京，邀请宴会，迄无虚日，临行时分其厚薄各家留别。予者力量已竭，受者冀望未餍，即十分周到，亦总有恶言。甚而莫不相识、绝不相关者，或具帖邀请，或上至丐帮，怒其无因，闵其无赖，未尝不小加点染。是以外官以进京为畏途，而京官总以外官为封殖”。
这种情况在有清一代早已被官场视为正规，一直延续到清廷覆灭。光绪贵州举人胡东昌曾愤激条陈：
当今之六部各院堂官，具有天良者无几。其平日进署当差，司员之贤否勤劳不问，专以贿赂之厚薄为其优劣。其考试军机、总理衙门章京也，专以条子之多寡为去取。夫条子由贿赂而得。贿赂有重轻，即条子有大小。同一座主门生也，凡三节两寿，每次送银数百两数十两者，为上等门生，送二两四两者，为下等门生。凡遇考试派优差，该座主为上等门生转递条子。军机大臣所递者为大条子，各部院尚书侍郎次之，九卿所递者为小条子，又次之。凡得大条子，考试必得前三名，京察必列一等，派差必得极优之差。下等门生无望也。至清贫分毫不能送礼之门生，更无望也。若无师生之谊者，能加倍送重礼，其考试派差，亦与是上等门生同。此等司员不下十之七。其平日节清自好，不屑钻营，逐日进署当差，困苦异常，十余年不得一差，不转一阶者。此等司员不下十之三。各堂官既以贿赂为重，自以人才为轻。为司员者，仰其意之所示，人心几无廉耻之存。夫递条子行贿赂，此犹人所共知，尚有许多鄙极不堪言状者，真堪令人浩叹。况部官非历年久不能补缺，补缺非京察一等不能简放，一切须由贿赂条子。〔3〕
京官与外官关系如此，出于种种私人利益的关系，僚属之间夤缘通贿更是肆行无忌。直隶总督桂良，仰仗其岳丈恭亲王奕讠斤的势力，卖缺受贿，无所顾忌。他孙子麟趾在浙江金华任知府，随桂良至永定河巡查工段，“河员及地方，共鸠金三万余两”贿之。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