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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生所作《醒世姻缘传》，起首便讲了穷秀才晁思孝的发迹史，无非意外选了个富庶地方的知县（也是靠老师的关系），狠狠刮了几年地皮，腰包填满，有了进阶的资本，大手笔再投资，托人走当权太监王振的门路，谋得通州知州，地皮扩大几倍，更是刮得手忙脚乱，津涎垂流。后来虽被弹劾丢官，家产分文没少，回到乡下，俨然缙绅世家了。
晁思孝的故事毫无新奇之处，因为太普遍，易时易地都能成立。不过西周生大笔如椽，寻常细节，一经点缀，顿成妙文。
老晁任华亭知县，“一身的精神命脉，第一用在几家乡宦身上，其次又用在上司身上，待那秀才百姓，即如有宿世冤仇一般”。对待三种人，三种态度，因为取舍不同。官必结交富人，当今号称民主的美国亦不能免俗，政客的酒席上，富豪永远是座上客。精神用在上司身上，所以“跟脚牢固，下面也都怨他不动”，钱夺之于下而用于上，故曰“政以贿成”。
西周生是明末人，“政以贿成”这句话，到晚清，便发展成“有政则有贿，无贿不成政。有政皆贿，以贿为政”。
为官既富且贵，富贵的滋味，仅从民众的捧场上就能窥测一二。“武城县这些势利小人听见晁秀才选了知县，又得了天下第一个美缺，恨不得将晁大舍的卵脬扯将出来，大家扛在肩上。有等下户人家，央亲傍眷，求荐书，求面托，要投做家人；有那中户人家，情愿将自己的地土，自己的房屋，献于晁大舍，充做管家”。晁大舍带妾出猎，“家丁庄客，那管老的、少的、长的、矮的、肥胖的、瘦怯的，尽出来胁肩谄笑，争前簇拥大官人；仆妇养娘，无论黑的、白的、俊的、丑的、小脚的、歪辣的，都插入争妍取怜，向上奉迎小阿妈”。
晁思孝打通王振的关节，送了礼，还要认干爹。倒是久经沧海的老太监处理这类事驾轻就熟：要升官，“这件小事，其实你们合部里说说罢了，也向我要帖儿！——也罢，拿我个知生单帖儿，凭你们怎么去说吧”。做干儿子，“那认儿子的话不要理他。我要这混帐儿子做什么？老婆当军，没的充数哩！”
蒋芷侪《都门识小录》有一条，议论官员之红顶，虽都是红，名称却有分别：“由私函请托而得者名笺红，贿保及捐得者名银红，诬盗杀民者名血红，办交涉者名洋红，襄办大婚典礼者名喜红，循资格而得者名老红。”作者戏问：“近有充大帅娈童及妻拜亲贵为干女，妾于亲贵荐枕席而得者，当名何红？”客人对曰：“此可名之为肉红。”
似晁某这样，既是银红，又占了一项笺红。而说到“肉红”，想起多年前听到的真实故事。某机关科室主任退休，副主任两人，力争扶正，其一有文凭，条件较硬。另一人没有优势，仗着老婆年轻，苦劝其自荐枕席于局长，果然打败了那位大专生。我后来见过那位大义和亲的太太，言笑之间，江湖风致宛然，原本觉得做丈夫的太残酷，现在晓得二人原来志同道合，如此，三更赴会，不过小事一桩罢了。《庄谐选录》中“河南巡抚”一则，记述者因对事情原委知之甚详，故事就有趣得多：
道咸间，某公为河南巡抚，年少骄侈。其妻已前没，妾某，甚有宠，衣服礼秩如谪，署中人咸呼为太太。官场中欲得志者，往往使其妻妾因缘入署，拜太太为干娘。时或被留署中，由是人谓某公实以自侍，声颇丑秽。
有杭人某者，以知县候补于河南，其妻亦拜太太为干娘。一日入署，时方亭午，外传呼大人入内午膳。俄而某公便衣入，太太指挥诸婢妪进食。某妻亦以干女礼，垂手侍侧。太太目干女儿谓某公曰：“汝看此娃娃，煞甚可怜，闻彼夫婿至此久，尚不得一差委，汝其不能一为设法乎？”
大人闻此言，停箸凝思，不觉以手抚弄左手所带搬指，又时以拇指出没搬指中。太太睨视，笑曰：“汝何必作此状？汝但速为设法。此事甚易办，何必用此羞人也？”
某妻羞甚，红涨于颊。某公知太太误会，亟忍笑俯食默不语而出。然此事已被侍者传出。无几，某令果得优差，于是外间丑诋颇甚。某妻羞忿投缳，遇救，得不死。
这个故事中，之所以产生误会并传为丑闻，是因为枕席交易已成官场习气，没有这种交易，大家反而觉得不正常。
官场故事是喜剧的好材料，和一般喜剧略为不同的是，它主要不是靠差错和巧合构成喜剧情节，它是靠事件的荒谬，也就是悖逆常理，引起读者的笑声的。在官场喜剧中，读者看到的是人性扭曲到什么程度。假如说奔波钻营、损人利己本来就是人性中的固有成分，读者看到的是人性中卑劣的一面可以绽放出多么绚烂的花朵。生死争斗本来悲壮豪迈，演出在官场中，甚少能成就感人的悲剧。明人笑话中，嘲弄贪官的为数不少。笑话本以夸张为特点，但读过很多官场故事之后，才发现这些笑话的作者太缺乏想像力了。大的故事且不去说，照前面所说的原则，避重就轻，只随手转抄几个小品，作为所闻所见的参照，看看太阳底下究竟有没有新事。
其一，虚坐：张孝达尚书督粤时，一次会见属下州县官员，共来了八人。原设的客座只有七个，仆人又忘了增加，其中一位居然表演出难得的杂技功夫，“屈膝顿股”，虚做稳坐的样子。不料谈话时间太长，听指示又听得太认真，一不小心，身子转动，仰面摔倒在地，“一座愕然”。
贿能得官，只要人情到，什么歪瓜裂枣都能当官。清代公开卖官，美其名曰捐，买主一应品类俱全，所以糊涂官特多，糊涂官故事最具神韵。天津一县官，问案总是夹缠不清，因有“浑蛋”之称。某日一妇人上堂控诉，反复多遍，县官就是听不明白，气得妇人大骂：怪不得人说你是浑蛋，今天看你如此，果然是个浑蛋。县令拍案怒斥：胡说！像我这样的浑蛋，你们家有吗？
再一则：光绪初年，河南大灾荒，一乡下人饿极，将自己兄长吃了。邻居控告，官府抓来审讯。那人辩解说，实在是因为饥荒，老兄当时奄奄一息，就算我不吃他，别人也会吃，那还不如自己吃合算。县官听罢，大怒，说：你有哥哥，可以吃哥哥，像我没有哥哥，我去吃谁？
贿赂之事最普遍，前些年盛传蛋糕中藏钱，纸烟中藏钱，甚至爆竹中藏钱，送到上司家，自以为巧妙，可惜上司不曾揣摩到此，那些“菲薄的”礼品被送到小店寄售，让买走的人拣了便宜。这些年，经济水平提高，这类原始人的傻事再没听说。《都门识小录》中说，某京官送了一万金庄票给某王公贵族，谋求好差。他走后门，银票交与贵公的太太。贵公等钱不来，直接索要，京官说，早已送到府上了。贵公大怒道：既送到府里，差事你去找府里要吧。那人吓坏了，长跪不起。贵人久而怒气渐消，提醒他说：这笔钱你全送给我太太用，我呢，就不用了。京官醒悟，再送一万金，次日公事即到手。
这样的故事，抄不胜抄。
早在乾隆年间，有一姓汪的太史，谄事权贵出了名。他的老婆先拜于相国的小老婆为干妈，等到于某势衰，梁某执掌权柄，又让老婆拜梁为干爸，来往亲昵，不避嫌疑。冬月严寒，梁某早朝，汪的老婆先取朝珠贴自己胸前温暖，再亲手为干爹挂上。此事哄传京师，据说纪晓岚还作了一首诗讽刺，其中的警句云：“百八念珠亲手捧，探来犹带乳花香。”
孔子爱讲君子小人之分。贪官之为物，以地位而论，是君子，是大人，以品行而论，则是不折不扣的小人。小人无不多才，皆是聪明绝顶之人，忘了这是谁的总结。做小人，说实话，远远难过做君子。君子无非是有所不为而已，只要性情懒惰一点，感觉麻木一点，行动迟缓一点，中人以下之资，成就一个君子要比高中生考上中专还容易。小人则不然，他得时刻保持进取的精神，寻找目标，制定计划，深思熟虑，百计齐出，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集腋成裘，毕大功于身家性命于一赌。这种事业，岂是等闲之辈所能为？君子守株待兔，令名自天而降；小人夙兴夜寐，靡有安闲，无所不为，为所欲为，而且无所不用其极。蔡京、秦桧、贾似道、严嵩，乃小人中的白眉，其人可以一言否定乎？严阁老，诗坛才子，诗品据说颇高，近有《元明清诗鉴赏词典》收入其杰作为证；贾秋壑，鉴赏大家，《西湖梦寻》卷一“大佛头”记载了他临事不乱、指挥若定的逸事；蔡鲁公，书法圣手，他儿子说他榜书天下第一；至于秦会之先生，他的才干，有《齐东野语》卷十三“收诸将兵权”一则可参看，他借剃头师傅一举解决钱荒问题，也被传为佳话。这里不一一抄录。在官场上行走，如果不以人废谋，秦的一则小故事是很有启发性的。《鹤林玉露》卷二：
“秦桧之夫人常入禁中，显仁太后言，近日子鱼大者绝少，夫人对曰：‘妾家有之，当以百尾进。’归告桧，桧咎其失言，与其馆客谋，进青鱼百尾。显仁拊掌笑曰：‘我道这婆子村，果然！’盖青鱼似子鱼而非，特差大耳。观此，贼桧之奸可知。”
臣下的享受竟然压过皇家，这样的臣下能有好结果吗？刘义康吃的橘子比宋文帝的大，文帝不平，义康“旋以罪废”；下官献琉璃盘，给唐代宗的径九寸，给相公元载的径一尺，而后“元载竟诛”。秦桧的应变本事一流，清人赵翼说，像蔡京这种人的奸恶，“犹第谐臣媚子伎俩，长君逢君，窃弄威福，人主能用之，亦尚能罢之。若秦桧、史弥远之柄国，则诛赏予夺，悉其所主持，人主反束手于上，不能稍有可否”。高宗嫉恨秦桧，却无所措手，任其善终，其中因素固然复杂，然秦桧应对上下的机谋，显非庸人所能及。
正误交织陈独秀
？ 邓立勋
陈独秀早走进了历史，他不仅在中共党史和近现代革命史上影响至巨，而且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上的影响也是不可磨灭的。陈独秀是一本厚重的书，对他不同的解读，时至今日，仍有重大意义。
胡明先生的《正误交织陈独秀》（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仅从政治历史角度，而且更多更好地从思想文化角度对陈独秀进行多方位、多层面的解读，是作者继《胡适传论》之后又一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交叉结合研究的力作。
陈独秀是一个复杂而有争议的人物，其正误是非，评说很多。对于其“正”，毛泽东早在1945年4月21日“七大”预备会议就说过：“他（指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由他领导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由他集合起来（一群人）这才成立了党。”“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然而，解放以后的历次运动中，陈又被无情地平面化了。我们撇开“叛徒”“汉奸”之类无端攻击的话不讲，被指为陈独秀严重错误的就有所谓“三大退让”，即等待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以及对蒋、汪的软弱和不重视党直接掌握武装等，随着前苏共档案的解密，近年来为陈独秀正名的文章认为，就是这些错误，也不应由陈独秀一人负责，当时都是共产国际与联共及其驻华代表直接参予谈判和指使的。
《正误交织陈独秀》当然要叙及上述政治历史内容。然而我们知道，如果仅仅是从政治历史角度评判陈的是非功过，容易与以往评说陈陈相因，又容易陷入某种历史漩涡和跳不出人事上的纠葛。
《正误交织陈独秀》更多注意的是陈独秀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是非正误的解读，故对陈氏所有涉及思想文化（包括诗文、学术文化）的作品几乎都作了自己的疏解与评估。可以看出，这种全方位、多层面的“解读”更为科学和细致入微，更能反映出陈独秀复杂的内心世界和透视其文化性格，即使离开党史和革命史，陈氏仍然是一个值得学术界注意与探究的人物，他的学术文化与政治哲学，与党史教程关系太密切了，与党在他死后的半个世纪的进程（包括涉及中国的政治生态演化与中国人思维形态的异变）的关系太密切了。这种思想文化性格上的一鳞一爪，要剥离出来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统计、切片分析，很难很艰涩，然而亦很意味，很有价值。一个陈独秀“解读”成功，一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革命史也庶几读通了，理顺了。如此说来，《正误交织陈独秀》对于陈氏的“解读”，格调是严肃的、公允的，方法是细致、超然而科学的，因而大体上是符合历史真髓的，也是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