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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意在化解朋友们间的误解和紧张，同时也以半推半就的姿态回应了众人“非尔莫属”的盛意，可谓高明之至。
胡适成名于“新文化运动”，其在思想学术领域的声威似无人能出其右。可是五四运动当中，蒋梦麟“意外”涉足北大，此后即高居主导位置几十年不堕，胡适竟也心悦诚服。这样的事情之成为可能，除了蒋氏自身实力不凡以外，还与蔡元培的倾力倚重有关。“留法派”的李石曾等人视蒋为蔡特别提携之人，自不无道理。蒋乃蔡的同乡和早年学生，蒋留学归来主撰《新教育》杂志，颇得蔡的赏识和推重，同时蒋与孙中山多有来往，也得到中山先生的特别器重。蔡当年出长北大，在国民党内又甚得孙中山的首肯和支持。这些因素汇集起来，构成了蔡、蒋之间的特殊关系。三十年代，蒋梦麟重返北大，提出“校长治校”，力矫校内教师校外多处兼课等痼疾，甚至不惜解聘“某籍某系”资深教员以刷新校政，其背后的支撑力量既有南京政府最高当局，也有教育界元老蔡元培先生。可是，蒋梦麟作为干练的管理高手，虽能应付复杂局面，然在学术界毕竟无相应地位。所以罗常培认为，抗战之初“胡（适）先生出国后，北大事实上已失去学术重心”。此后，蒋梦麟在昆明办学的“意兴阑珊”，不惜“牺牲”，在某种意义上固然成全了西南联大的善始善终，却不可避免地难以见容于北大，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悖论现象产生了。随着蔡元培等元老的辞世，时移势易，蒋的昔日灵光不再，他的北大同人们纷纷吁求战后北大“更需要对于教育有眼光有见解的人来领导”，借了“校长不可兼官职”的契机，梦麟先生是到了该“体面退场”的时候了。故此有人说：“蒋校长这次离开北大，也许反能使他在北大的地位增高。这确是北大之福。”
五
北大的这场“易长风波”虽然波澜不惊，但现场的核心人物如傅斯年、周炳琳等却也经历了一番“心理博弈”。按傅氏的说法：“枚孙（周炳琳）做得太过火，连累及我，我做得太直爽，累及骝先（朱家骅）。梦麟先生最初态度甚好，近反若有所芥蒂”，“我这些天精神在极度的不安与紧张之下”，“只有先生（胡适）回来，才可替我们解释清楚”。勇猛如傅斯年，似也在经受着愧对朋友交谊的内心拷问。有一个细节似不应忽视，即蒋梦麟的夫人陶曾谷与一些北大教授相处不睦对此次“风波”的作用。陶乃原北大教员高仁山之妻，高遇难后转嫁于蒋，这个经历有些特殊，在大学的“校园政治”中，校长夫人的作用有时显得非常微妙。前述钱穆在蒙自分校欢迎蒋校长会上作深明大义的发言后，次日即受邀出席校长夫人陶曾谷主持的餐谈会；1939年12月，北大四十一周年校庆亦即胡适生日之际，蒋梦麟、梅贻琦及联大主要教授致函胡适庆贺，内中赫然列有陶曾谷夫人的签名。胡适的妻（族）弟江泽涵及傅斯年在致胡适的长函中均提及“蒋的夫人与多位谈不来”，“蒋这几年与北大教授感情不算融洽，总是陶曾谷女士的贡献”，似乎显示这也是促发蒋氏去职的一个侧面因素。不过，周炳琳曾正色申明：“当时同人有主张梦麟先生应即辞去北大职务者，此纯为公，某种谰言不值一辩。”
不过，北大的这次重要人事更迭，产生了一个附带的收获，那就是对学校多年来办学不足方面的思考，而这对复校时期的北大至为重要。大概是在西南联大与清华等校近距离相处的缘故，客观上的距离促使北大反省自身管理不严、学生外语程度不高等项缺欠。北大向有兼容并包的自由空气，然亦不免学风疏阔、管理松弛的流弊，以致影响学生质量。蒋梦麟任职后期筹谋复校计划时便提出：学生无论学习何科，必通一门外国语；个性与群性应予平衡之训练；学科程度应严格要求，不及格者饬令留级或退学，显然在与清华的对比中，他意识到了问题之所在。傅斯年的议论更为直率：我们不能老是坐而论道，我们学校最大的毛病是，学生一入学，便走大街，英文永远学不好，我想大可把一年级搬到城外去受严格训练。罗常培也注意到同一问题，他向胡适建议道：近二十年来北大考不上官费留学，实由我们与清华的教法不同，我们固然应该保持偏重文学的传统，可是在一二年级非采取严格的美国式训练不可，例如清华的陈福田根本谈不上学问，可是他是好的外国语教员。历来以老大自居的最高学府，能够如此平心静气地面对问题谋求改进，盖可视为战时合校机制所获得的意外收益。这些不错的想法，看来要由新校长胡适细细加以实施了。可惜，胡适纵然汇集了那么多的期望于一身，却不曾遇到蒋梦麟当年的办学环境，空有一腔办学热望，竟也无从施展……
蒋梦麟离开了北大，从此也就脱离了他委身几十年的教育界。后来他写过许多回忆性文字，却只字未提此次“易长”的经过。即使在《西潮》一书的续篇《新潮》中，详尽记述状告兵役黑幕一节，却回避了稍后在北大的那段经历。不过他在该书的“引言”写道：“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他称该书的书名是受了五四时期北大那本著名杂志的启示，显现出晚年蒋梦麟对这所大学的特有情愫。1950年12月，傅斯年猝然去世，蒋梦麟于几日后写成《忆孟真》一文，追述数日前傅氏在北大五十二周年纪念会演说的情形道：他说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他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他笑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他走下讲台以后，我笑着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14〕如此妙喻，尽显梦麟先生的性格，其中既有掩饰不住的自得，也有那么几分苦涩的成分。
注释：
〔1〕〔8〕〔14〕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209～211、297、332页。
〔2〕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46页。
〔3〕见钱端升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94页。
〔4〕见蒋梦麟致胡适，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页。
〔5〕孙善根：《走出象牙塔——蒋梦麟传》，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217页。
〔6〕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6页。
〔7〕〔13〕蒋梦麟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50、552页。
〔9〕江泽涵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6页。
〔10〕汤用彤、罗常培、牛满江、许宝禄、傅斯年等分别致胡适的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4、106、57、44、51页。以下征引北大诸位言论，除另行注出外，均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1945年部分，限于篇幅，恕不一一注出。
〔11〕郑天挺：《南迁岁月——我在联大的八年》，载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2页。
〔12〕傅斯年致蒋介石，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86页。
1938年川大“拒程运动”
？ 黄文华
1935年9月，任鸿隽长川大以来，真真正正使国立四川大学作为一个现代学术与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走上了发展的正轨。任鸿隽为川大革新和发展全力奋斗，利用各种关系广延名师，从上海、南京、北平等地，聘请到大批有真才实学的著名学者（如生物学家周太玄出任理学院院长，哲学家张颐长文学院，再有魏时珍、何鲁之、刘大杰诸家分别主持数学、历史、中文等系）；同时大力推行教学改革，重新设置课程，并使它赶上时代；在财政上争取各种款项改善学校的硬件设施；发展学术社团，学校面目为之一新，学术空气亦随之活跃，显示出了蓬勃的生气。
任鸿隽的任期虽然不长（1935年9月到任，1937年6月辞职），但却着实推动了四川大学的国立化、现代化和正规化的进程。川大在长校者和教授们的努力坚持下享受着治学的独立与自由，就算是在代理校长张颐主校期间，由于抗战的特殊历史环境实施过国难教育，也有党义课程的安排，却无碍教授们自由发挥。
然而这一切却在1938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突然决定任命程天放为四川大学校长而被打破了。
程天放，其人是国民党C。C。派头子陈立夫的手下要员，曾任江苏省政府秘书长、安徽省教育厅厅长、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安徽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等职，后陈氏兄弟安排其出任驻德大使。回国后，任国民党四川省党务工作人员训练班主任，为接掌川大做准备，其在各种任职期间充分体现了党棍的嘴脸，臭名昭著。因此，当他接掌川大的消息公布后，立即引起四川大学校内部分教授、学生以及地方绅耆的反对，联名通电或公开宣言抗议，掀起了一场“拒程运动”
。
程天放任校长的消息公布的第二天，即12月14日，当时川大的文学院院长朱光潜、理学院院长魏嗣銮、农学院院长董时进便一起讨论，决定掀起一个反程运动，并以川大四大院长（法学院院长曾天宇虽态度不甚积极，但也签了名）名义联名致电当时任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主任的张群，委婉表示了对当局仓促决定的不满。15日在四院长的召集下，全校教员召开大会。朱光潜曾是北京大学外文系主任，他推崇西方的民主自由，是一个无党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二陈派之控制学校、实行法西斯党化教育、统制学术思想，甚感憎恶，认为程天放任校长，川大将无学术自由”〔1〕。他的观点得到广大无党派和进步教师的认同，都认为国民党教育部以一个党官、政客主持学府，是对学术自由的亵渎，最后商讨决定联名致电教育部，并发宣言公开反对。16日六十余教授联名致电教育部，电文由朱光潜起草，其文曰：
近年以来，从事政治活动者，往往排斥异己，世风日下，国亦随之。为校长自宜奖励学术，专心教育，人格皎然者，然后足为青年师表。今必欲去洁身自好之先进，流弊所及，影响士风……〔2〕
对于教授及各方的反对，老于官场世故的程天放心里已有对付的办法，他一方面奔走于重庆取得陈立夫的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勾结当时已投靠二陈系的川大秘书长孟寿椿，利用学生态度的淡漠策动部分学生，打造声势。“孟寿椿为人好弄权用私，自随任鸿隽来川大后，即在职员中布置党羽，以小利诱致学生”〔3〕，教授们大多亦鄙视其人格。在教授们酝酿拒程的时候，孟却组织部分学生中的国民党、三青团分子积极迎程。
重庆方面，陈立夫复电绅耆维持原意，以行政命令为由要求执行，同时致电代校长张颐，称“简命校长，权在政府，该院长、教授等，身为学生师表，应知服从政令”，教授出位干政，“该代理校长应有导正之责”〔4〕，并提醒张颐“移交在案”。这随即引起群情激愤，教授们又召开了大会，认为当局这样的专横颟顸，对大学教授的人格造成了侮辱，对学术自由也是一种野蛮的破坏和摧残，他们开始酝酿罢教，决定自12月23日起实行罢教。由朱光潜起草的《罢教宣言》中斥责说：
窃同人以学术界之人谈学术界之事，何为出位干政？同人在校并未制造派系，利诱生徒，何为败坏学风？院长、教授皆由学校礼聘而来，与校长不过暂时宾主，迥非长官属僚之比，何得言受其导正？！教部之电，实属不明体制，蔑视教授人格，同人认为此学术界莫大耻辱。〔5〕
面对教授们反对的坚决，急于权力的程天放在取得陈立夫的支持后，唯恐川大校内发生变故，便于12月23日当天，指使孟寿椿上演了一场“夺印上任”的丑剧。孟寿椿在没有经过代理校长张颐的交接的情况下，直接威逼出纳课干事张文淮（张颐的侄子）打开保险柜取走校印，并事先召集了百余名学生列队欢迎程天放的到任，程天放就这样冠冕堂皇似模似样地举行了上任仪式。这对代理校长张颐来说无疑是一种更卑劣的人格侮辱，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