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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并无多少类同处。后山东济南东方书社曾出版《武训传》单行本（配以丰之恺精彩插图），“自序”里有如许检讨：“《义丐武训传》收入我的《异行传》，当时即觉得于心不安，因为‘异行’的人物，或狂者、或狷者、或痴子情者、或癖于艺者，他们不过有单方面可称。而武训的精神，可以辐射到全人类、事功的各部门。无古今，无中外，都能使生命有了新意义。”所以“正式把它解放出来”以单行本行世，以使流布更广——这番话使我的前述疑虑得以消释。
事实上，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始，国人所知的武训形象大都以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为蓝本。经此“讨论”，殁于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6年）的“义丐”武训，一下子由“义行可风”的“旷代奇人”沦落成“奴颜婢膝”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走狗”——半个世纪间，同一人自高洁的云端跌入肮脏的泥淖。有人认为这是“从不同的时代要求和不同的政治利益出发而得出的两种评价”，但在我心目中，它更多昭示的是一个特殊时代里最起码的人性底线的失控，最基本的道德规范的危机。试想想，连武训类“义人”也为“肉食者”不容（尽管它主要是手段而非目的），就不难引申揣想当时倡导塑造趋附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格类型了。作为对未来的一个确切无疑的暗示，类似发生在不同领域的指鹿为马混淆黑白的斗争已经预告了即将上演的一幕幕悲剧、喜剧和闹剧。当然，你可以说这一切（贴金抑或著粪）于武训本人毫无增损，事实也如此——除了极少数人之外，恐怕没有谁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否定诋毁武训以旷世罕见的坚韧毅力、乐观精神（“无时不工作，无工作不唱”），视他人眼中的地狱为天堂，卓荦孤怀悲天悯人，将所有痛苦、辛劳、讥嘲、侮辱付之一笑，穷大半生精力兴办义学不图丝毫回报的真纯心志与超迈襟怀！
回到《异行传》。张的试作由上海《宇宙风》乙刊陆续刊出后，获得了沪港两地读者好评，该刊主编“一再来信称道”，催促续写。殊不料其人的认真近乎迂腐，通过阅读研讨，他愧怍自己的所写与理想的距离，以至“悚然而惧”，不敢大胆再作。接下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渝沪通讯断绝，《宇宙风》停刊，《异行传》的写作也由此搁置。后来，得力于友人热情鼓励及父亲的认可，张总算再作冯妇，续写数篇交《时与潮》发表，不同的是文言改为白话，自认是“另一种的试验”。
对信守的文章作法，张默生概括为“言要文”、“辞要达”、“修辞立其诚”，并宣称要以其“态学”中的规则、技巧和理来观察体会人物。这样的写作理想显然不能说已经达到，只算庶几近之吧。遗憾的是，不知其后又受何种因素干扰，作者在“自序”里拟出的一些篇目如《韩青天别传》、《厚黑教主传》、《怪讼师传》、《诗人吴芳吉传》等最终胎死腹中，未能产出。
七、《弈人传》
（黄俊著，岳麓书社1985年版）
前些年心血来潮，曾拟作一组总题为《弈》的小说，思谋将围棋视作某种异己力量——跟人生、人性悖逆冲突的对立面，探析其对人的迷惑、腐蚀和控制，描画诸如痴癫、绝险、丧败、风雅等不同的人生及性格类型。为此，于棋一窍不通的我临时抱佛脚，自图书馆借回一摞书刊，里头就有这本编撰于民初，“仿阮元《畴人传》、周亮工《印人传》而作，荟萃群书，旁征博引，起自唐尧，迄于清末，著录历代弈手五百余人……于我国围棋起源、发展和流变，颇具梗概”，“既是一部围棋专史，又是一部围棋指南，而且是一部围棋著述目录”的《弈人传》。
据考证，围棋发明于约四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末期，为最古老的棋类游戏之一。在中国历史文化中，这种博弈方式因本有的混沌无际千变万化加上引申夸张附会，沾染了过多神秘渊深不可言说的色彩：如将之与人世天地宇宙时空比并棋盘上十九线纵横交叉成三百六十一位，三百六十暗合旧历年的天数，余一代表字宙之道；四分四角即春夏秋冬四季，黑白子各一百八十枚喻昼夜。因而有“有天地之象”、“世局如棋局”等说法，术士巫师干脆视棋盘、棋石为观测天象、占卜阴阳之器具，一些古棋谱的命名也仙气氤氲（《仙机武库》、《石室仙机》、《玄玄棋经》等）。历数千年濡染衍变，围棋已浸透华夏民族的生活与精神，成为传统的一环且影响远超出国界。
较之别的棋种，围棋的设置、着法看似平常，变化却最为繁复。几年前有过轰动一时的“人机大战”（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vs。超级计算机“深蓝”），卡氏先胜后负的结局让人联想起科幻作品中人脑被电脑替代、控制的情节而生出种种担忧。之后，“深蓝”开发者美籍华裔科学家谭崇仁、许峰雄博士在中国接受采访时，曾回答有关电脑与围棋的疑问——
许：电脑围棋现在下得很差，离业余一段还有一大截距离。由于围棋本身很复杂，如果真的有一天电脑可以和聂卫平大师相比，我想那可能是三四十年以后的事了……
谭：（棋艺世界里）惟一电脑没有胜过人脑的是围棋。因为围棋的范围很大。电脑下棋的原理就是你走一步，我找几步来试，再走一步，就再找几步尝试，然后选哪一步最好。围棋不是一步一步来，你这一着与另一着看来没有关系，但到最后看，原来是有关系的，这是非常复杂的下棋方法……
的确如此，当时围棋水平最高的电脑尚不敌一名业余棋手，它验证了一句俗套的哲言：看似简单的事物反倒可能是最复杂的。那么，黑白各一百八十枚的棋子在纵横十九线三百六十一位的棋盘上粘断劫杀，翻云覆雨，到底能够演绎出多少变局、变数和变化来？这问题恐怕无人能够作答。对此，《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写道：“……凡方二路，用四子，可变八千十一局。方三路，用九子，可变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局。方四路，用十六子，可变四千三百四万六千七百二十一局。方五路，用二十五子，可变八千四百七十二亿八千八百六十万九千四百四十三局。方六路，用三十六子，可变十五兆九十四万六千三百五十二亿八千二百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六局。方七路以上，数多无名可记，尽三百六十一路。大约连书万字五十二，即是局之大数。”我无从判断上述计算的可信性，惟一可以肯定的是古人有关数的概念应该远比现代人粗略——在当下，随着计算机运算速度的飞速提升，处理海量信息的能力已达到匪夷所思的程度（IBM公司拟投资一亿美元研制的超级电脑“蓝基因”将配置十亿次／秒的处理器一百余万个，运算速度为目前世界顶尖电脑的五百倍——一百万的四次幂／秒）。即使这样，恐怕也很难凭超级电脑强大却有限的运算能力去穷尽围棋的无限变化。
中国围棋于清末衰微而在日本获得巨大进展，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虽有复兴，但整体水准仍逊一筹。近些年又有韩国迅猛崛起，使得“东瀛邻邦”也将星黯淡。不过以我纯粹外行的眼光看，源出中国的围棋之所以演化为三足鼎立的局面且差别明显，一个重大而根本的原因即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差异。对此，十六年前为授予“活棋圣”吴清源先生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头衔而作的“赞词”里有一段论述相当精辟：
棋是思想方式的反映，从弈品可以了解个人品德，从棋风更可以透视民族性格。譬如在我国，下棋是才思气度的流露，也是逍遥闲适的象征：王桀复局、谢安坏履，传为千古美谈；樵子烂柯、王积薪遇仙，令人悠然神往。在日本，对局却有如比武，是技术、力量和意志的搏斗。棋士殚精竭虑，终身在严密的比试和名位制度下对抗，甚至以身殉艺，屡屡造成如赤星因彻吐血终局，水谷缝治气愤身亡等悲壮事迹……
吴清源先生则认为：
自古以来，“文武双全”一词本身就充满着神奇的腕力，因而使世人无须解释，便深知文武兼备的必要性……尽管围棋从胜负的角度来看属于武道，但从其可不计较胜负、仅作为娱乐、或为后人留下出色的棋谱作品这一点来看，围棋与文化领域真是太接近了……正因为如此，围棋更接近于艺术。
话说回来，作为华夏民族后裔的吴先生虽以“和谐的完美”为弈艺最高境界，但置身二十世纪前半叶以“擂争十番棋”判分棋力、决定名位的日本棋界，他仍只能别无选择地投入“悬崖上的白刃格斗”。二战初，吴清源在连绵三年的“镰仓十局”里挫败日本最杰出的棋手木谷实，之后十五年间连下了九趟“十番棋”，孤身迎战日本棋界所有顶尖高手（藤泽朋斋、桥本字太郎、坂田荣男、高川秀格等）并将其——迫降至“先相先”、“定先”地位。如此空前绝后的纪录造就了围棋史上的“吴清源时代”，吴也成为超迈群彦的“当代第一人”。
从一定意义上讲，围棋的真精神或至高境界或可目为“艺”与“道”（哲理），它是文武兼修，是攻守、动静、虚实、阴阳的平衡，更是自由不羁、无所滞碍的心灵。而日、韩围棋似更着力于武道——专业棋士长年精思慎算，拼斗搏杀，在相差毫发间判定胜负且以之安身立命（古代的名位、现代的巨额奖金），其精神压力的沉重与内心动荡的剧烈并不亚于刀光剑影喋血啖肉的战场。当然，空洞的“艺”“道”等而下之有可能沦为百无一用的谈玄弄鬼、绣花枕头（就像佛教禅宗后期、中国武术的末流），但一味迷信、执著强力，视胜负为惟一和至高目标的棋道亦难免陷入嗜杀凶悍、妄自尊大的穷兵黩武，毋庸置疑的是，缺少自由、仁爱、哲思滋润的棋艺终难迈进超越“胜负”与“技术”的精深博大之境。
八、《在期待之中》
（＇法＇西蒙娜·薇依著，三联书店1996年版）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几位中国文人公开皈依、趋慕各自心仪的宗教的行为曾牵引了公众好奇的目光。从接下来的发展演变看，内中确有真信仰者，也有等而下之的作秀或曰轻率者——真正的信仰从来不是容易之事，轻言信仰者必将为自己的轻率付出代价。
事情还有另一面：何谓真正的信仰？皈依名门正派？修行成就高低？言行的强烈、恒定、痴迷程度？在此暂不拟讨论，而是想作一必要区分，即承认信仰者类别的不同：有健康、正常、职业化的，也有异样、偏执、旁逸斜出的。
《在期待之中》的著者西蒙娜·薇依，即可归入后一类信仰者。
作为信仰者，薇依最与众不同的姿态是拒绝受洗和加入教会。她这样做自然是基于内在（立场、认知）的原因：如有意区分基督精神与基督宗教，并将唯基督论延伸至泛基督论并作奇特结合，即既认信惟有基督的上帝是真实的上帝，同时又强调在基督诞生以前的各民族历史文化（包括宗教文化）中也有基督精神的预表或显现。事实是，当信仰及与之相关的事情被纳入到类似组织、社团甚至国家的体制中去后，它的变异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对此薇依有着极清楚的认识：“教会必定也是社会事物，否则它就没有存在的可能。但是，尽管它是社会事物，却属于世俗权贵所有。正因为教会是保存和传播真理的机构，对于像我这样极易受社会影响的人来说，才有极大的危险。”
对上述“离经叛道”的言行，现在的人们已能承认是对基督信仰实践的有益尝试，它使“教会之外能否获救”及“世俗中有无神圣”等问题有了新的例证和讨论方式。
我们试着来理解书中《关于正确运用学校学习……》的短文。文章开篇便提出对“专注”的理解：“在学校的学习中，基督教观念的关键是全神贯注地做祷告。这就是说，灵魂所能集中的一切注意力都向着上帝。注意力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祷告的质量。”因为“惟有注意力的最高层次才能同上帝沟通”。“专注”是人的心神为祷告所必做的预备，是祷告的起码基础，但它不只是一些集中心力的、精神与肉体的“动作”。比方“专注”需要努力，“但却是一种消极的努力”，自我在其中是“被动的”，却又不是“不活动的”，薇依将之描述为“思想暂停、隔离、倒空，以及准备好要为那专注的目标所渗透……”
以我粗浅的了解，在所有宗教里面，“专注”与“等候”都是修持者必行的日常仪式与功课——无论基督教的祷告、唱诗、诵经，佛教的功课仪礼，修习禅定时的念佛、持咒、观想、观照乃至闭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