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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又由深入浅地顺流而下，自古及今地走回今天。重游故地，感受照样新鲜。
首读《庄子》，就一举接上了轴心时代的磅礴元气，完成了中国人的精神灌顶。次读《史记》，就能理顺秦始皇以前的中国与秦始皇以后的中国，既血肉相关又形质相异的逻辑关系，知其源流，明其得失。再读《三国演义》，就能破译后轴心时代的庙堂专制的文化基因，找到“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渊源。再读《水浒传》，就能明白庙堂中国极大地弱化了江湖中国的创造力，而丧失了江湖支撑的庙堂必将溃败于异族。最后读《红楼梦》，就能洞察在庙堂因腐败而控制力渐弱，江湖被挤压而创造力枯槁之后，古典中国的完成形态必定由糜烂臻于贫乏，经衰竭直至终结。
要而言之，《庄子》展示了轴心时代的哲学“天籁”，尽管其中不无“人籁”。《史记》展示了后轴心时代的历史“衰退”，尽管其中不无“突进”。《三国演义》展示了后轴心时代的庙堂“狡智”，尽管其中不无“精彩”。《水浒传》展示了后轴心时代的江湖“挣扎”，尽管其中不无“豪迈”。《红楼梦》展示了后轴心时代的家庭“内耗”，尽管其中不无“凄美”。
五部经典分属文史哲，无疑颇多相异之处。惟有《庄子》完成于轴心时代，惟有《庄子》不是百科全书，也惟有《庄子》超越历史、超越时间乃至空间。惟有《史记》跨越两大时期，汗牛充栋的中国史书，再也未曾有过如此卓越的品质，再也未曾有过如此厚重的分量。《三国演义》取材于《三国志》，历史成分重于文学想象，其人物、情节大多依附于正史。《水浒传》取材于《宣和遗事》，文学想象重于历史成分，其人物、情节大多独立于正史。《红楼梦》取材于作者身世，文学想象占了压倒优势，其人物、情节完全独立于正史。文学三部曲的历史依附性一部比一部淡，因而艺术价值一部比一部高，对古典中国之本质及其困境的揭示也一部比一部深刻。《红楼梦》对古典中国之本质及其困境的揭示甚至高于《史记》，仅比《庄子》稍逊，再次证明了“艺术真实高于生活真实”这一真理。
分属文史哲的五部经典，居然有一个共同特色：都有引人入胜的生动故事，因此既便于初学，又适合反复阅读，俱臻“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的至高之境。文史经典讲故事并不奇异，哲学经典也大讲故事，才是读者的意外之喜。故事的重心则无一雷同：《红楼梦》偏重于女人与女人的家庭争宠，《水浒传》偏重于男人与男人的江湖争霸，《三国演义》偏重于帝王将相的庙堂争雄，《史记》兼而有之，《庄子》超然独笑：
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
满清入关后，大儒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顾炎武恪守儒门宗风，而且表达很不精确，必须用现代语言重新表述：主权丧失，是为“亡国”；文化消亡，是为“亡天下”。
每一个不愿沦为文化难民的中国人，最低限度不能不读这五部经典。阅读这五部经典，就其小者而言，必能舒愤懑，除苦恼，解大惑，增怡悦；就其大者而言，或能挽狂澜之既倒，振中华之雄风。
岂不冤哉
岂 不 冤 哉
——谈《主义之不存，遑论乎传统》一文对陈寅恪的曲解
？ 葛春蕃
以两元钱的代价在旧书店淘得一本1999年第四期的《书屋》，读到雷池月先生的《主义之不存，遑论乎传统》时，不禁有几句话要说。
该文认为在中国近现代的知识分子中不存在自由主义传统。对于这个学理问题，笔者素无研究，不敢妄加品评，只谈谈作者是如何曲解陈寅恪的。
我毫不怀疑作者“并不想对以上几位（引者案：指陈寅恪、梁漱溟、吴宓诸人）的学问和人品表示任何不敬”的诚意，对他“不敢苟同某些人出于臆测对历史妄加诠释”的做法也非常赞成。但我认为，评价一个人，应该禀持两个原则，一是必须看他的总体表现，不可吹毛求疵，二是对于证据不能断章取义、移花接木。否则，就如鲁迅所说：“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1〕最终的结果就是“侈口而谈，聊以快意，而未考史实之言也”〔2〕。
虽然我不完全赞成葛兆光先生在《最是文人不自由》一文中对陈寅恪先生诗歌中“啼血”情节的解释，但他认为陈寅恪是“最痛苦的学人”〔3〕、诗中始终弥漫着一股悲愤情绪的定位是准确的，也是一般读者的感受。所以，当我看到雷先生在陈寅恪的诗文中读出了一股“怡然自得的闲适之情”时，便颇为惊讶。
雷先生引用了陈寅恪的一段话、六句诗和一副对联来论证陈氏“显而易见”的“怡然自得”之情，笔者对此一一辨析。
首先，雷先生便说，“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有条件、有兴致了解钱谦益、柳如是或者《再生缘》的弹词作者陈端生其人的，恐怕为数不多”，然后就引用陈氏《论再生缘》中的一段话“承平豢养，无所用心，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云尔”，来说明陈氏本人对这项研究的缘起和意义的看法，并评价说：“虽然是自谦而兼自卑，但于此亦可窥见老人衷曲之一斑。”
陈寅恪撰写《再生缘》，始于1953年9月，杀青于第二年2月；《柳如是别传》开始于1954年3月，完成于1964年夏天。两书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撰写，确实是陈氏生活比较安稳的一段时期，但他失明已将近十年，学术研究的难度可想而知。这对于一个以学术为生命寄托的人来说，所造成的心灵创伤是显而易见的，痛苦的心情屡屡现于笔端，“不生不死是堪伤”、“残废何堪比古贤”、“骨化成灰恨未休”，诸如此类，何尝“闲适”？
说到撰写《再生缘》的起因，陈寅恪有一段较长的话：
寅恪少喜读小说，虽至鄙陋者亦取寓目。独弹词七字唱之体则略知其内容大意后，辄弃去不复观览，盖厌恶其繁复冗长也。及长游学四方，从师受天竺希腊之文，读其史诗名著，始知所言宗教哲理，固有远胜吾国弹词七字唱者，然其构章遣词，繁复冗长，实与弹词七字唱无甚差异，绝不可以桐城古文义法及江西诗派句律绳之者，而少时厌恶此体小说之意，遂渐减损改易矣。又中岁以后，研治元白长庆体诗，穷其流变，广涉唐五代俗讲之文，于弹词七字唱之体，益复有所心会。衰年病目，废书不观，惟听读小说消日，偶至《再生缘》一书，深有感于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证其本末，草成此文。承平豢养，无所用心，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云尔。〔4〕
在这一段表白里，陈氏讲述了他对弹词由不喜欢到喜欢，由研究唐五代的俗文学而对清末流行的弹词这一讲唱文学心有所得。晚年失明后，不能看书，只能由家人和助手给他读小说以消磨时光。有一次，他的弟子、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先生给他寄来了《再生缘》道光刻本、申报馆排印本各一部〔5〕，引起了他的研究热情，便花了半年时间，撰成这篇文章。这种很自然的研究过程，和“闲适”没有丝毫联系。至于“豢养”几句，雷先生对它“自谦而兼自卑”的评价当然不错，但笔者认为，此六字不足概括陈先生当时的心情，还应该加上两个字——痛苦。因为从陈先生一首诗的题目，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答案，他说：“十年以来，继续草《钱柳因缘诗释证》，至癸卯冬粗告完毕，偶忆项莲生鸿祚‘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生之涯’，伤哉此语，实为寅恪言之也，感赋二律。〔6〕”
《柳如是别传》的撰写，同样有长时间的渊源，在此书的第一章《缘起》中讲述得清清楚楚。抗战时在昆明，偶然之中，他得到了钱谦益故园中的一粒红豆，就有了“笺释钱柳因缘诗之意”，自此便重读钱谦益的诗集，“不仅借以温旧梦，寄遐想”，又因为和钱氏“研治领域”有“约略近似之处”，也就有了“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的目的。同时，他还认为，“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因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柳如是“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对于此书的撰写难度和价值，他说：“寅恪以衰废余年，钩索沉隐，延历岁时，久未能就”，“可以见暮齿著书之难有如此者，斯乃效《再生缘》之例，非仿《花月痕》之体也”。你可以不承认此书中有什么“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但你必须承认，陈寅恪在撰写此书时，他认为有深远的意义。在他看来，柳如是虽然是一个弱女子，但同样代表了“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他在当时社会环境非常恶劣、个人又膑足失明的情况下，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用十年时间，精心撰写这样一部巨著。作为后学，我们有什么资格轻薄前人艰苦劳动的成果？
陈寅恪的诗作，雷先生认为，“年深日久，人事俱非，典僻词艰，难求达诂”，“看来很难作为判断他内心世界特别是政治倾向的主要根据”，因而不能以目前已经整理的诗集为本，而要以“从报上读到的陈诗”为准。由于雷先生没有告诉读者，他所引用的每一句诗来自什么报纸、日期是哪一天，笔者孤陋寡闻，无从查证，只能以目前通用的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陈寅恪诗集》和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的《陈寅恪集·诗集》为准。而且，老实说，我对雷先生引用“从报上读到的诗”的可信度颇为怀疑，因为他接下来的叙述就出了问题：“比如他在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常委之后写下的诗句：今宵春与人同暖，倍觉承平意味长。”笔者反复查阅蒋天枢先生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没有说陈寅恪做过全国政协委员，更不用说做政协常委了。1961年秋，吴宓从重庆专程去广州看望陈寅恪，《吴宓日记》1961年8月31日记载：“寅恪述十二年来身居此校能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而自由研究，随意研究……然寅恪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即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尤以病目，得免与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斯诚为人所难及。”〔7〕同样看不出做过政协常委的迹象，何况这样一个自愿和政治疏离的人，当局会让他做政协常委吗？他自己会去做吗？他不是连当时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第二所所长的职位也不愿接受吗？其实这首诗写作的缘起，在《陈寅恪诗集》里说得很明白，从它的诗题“1962年3月29日夕，广州京剧团新谷莺诸君来中山大学清唱，追感六年前旧事，乃赋七绝三首以纪之”就可以看出。雷先生所引的是三首中的第一首，全诗为“歌动重楼映海光，病夫乘兴亦看场。今宵春与人同暖，倍觉承平意味长”。题中所写“追忆六年前旧事”，诗人没有明写，但从第三首的最后一句“六载无端咏旧题”，可知同样是写看戏的事，笔者认为是指1957年“丁酉上巳前二日广州京剧团及票友来校清唱即赋三绝句”一事。一首平平常常的感世叹事的诗，被雷先生移花接木以后，便变成了向当局献媚的礼物。
雷先生感叹：“无论国家民族的命运处在怎样的转折关头，他总是生活在自己的梦里——蒋介石请他吃饭，他事后有诗曰：‘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广州京剧团到中山大学为老教授们举办清唱表演会，其间情景，使他重温了青年时代的往事：作为簪缨世家的翩翩佳公子，听谭鑫培唱堂会，怀着一种岁月不居的怅惘，他写下的诗句是：‘贞元朝士曾陪坐，一梦华胥四十秋。’”并认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其内涵是何等的沉重而艰辛！而在老先生那里，却不过是‘华胥一梦’，由此可以想见他和现实生活之间的遥远距离”。
作者在这里特意拈出陈寅恪写前一诗的背景，是因为蒋介石请他吃饭，却不把吃饭的前因后果说出来，不知是什么目的，莫非暗示陈寅恪和我们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