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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杀戮》写某化工厂里工人的不满情绪。此外，温迪·瓦瑟斯坦（Windy Warserstein）的《不平凡的女人和其他》、玛莎·诺曼（Martha Norman）的《出狱》、贝丝·亨莉（BethHenley）的《心罪》等都是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这些女剧作家更容易引起反应，因此，她们的出现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
黑人戏剧在百老汇时盛时衰。黑人戏剧在它所关心的特殊问题方面有共同性，担负起为种族而斗争的事业，很少允许自己去描写荒诞派哲学的华贵作品或是纯粹为了供人娱乐的作品。黑人戏剧的形式是多样性的，从宗教仪式到宣传品，从魔术到复仇的幻想。黑人戏剧希望把那些丧失在普遍性之中的东西在黑人的意识中、在黑人的自豪感中再复活起来。
五十年代黑人戏剧作家影响最大的是女作家洛雷因·汉斯伯雷（LorraineHansberry， 1930—1965），她以写温和内容的戏而获得较大成功。《太阳下的一颗葡萄干》写于1952年，1959年在百老汇上演，十分成功，获纽约剧评协会颁发的当年最佳戏剧奖。该剧剧名取自当代黑人诗人兰斯顿·休士的一首诗，诗中写道：“一个未能实现的梦想会有什么下场？它会不会干瘪枯萎，象太阳下的一颗葡萄干？”剧中主要写居住在芝加哥南部贫民窟的一个黑人家庭在金钱的诱惑下几个家庭成员的反应。父亲死于工伤事故，一家可得一万元保险金。儿子利欲熏心，想拿钱去开酒店，改善自己和妻儿的处境。女儿有自己的理想，想上医科大学，将来治病救人。母亲笃信宗教，很想将钱捐献给教会，但看到全家人穷困潦倒，决定拿出三千五百元先买一所房子，其他的钱交给儿子存入银行。儿子偷偷挪用了这笔款子想与人合伙开酒店。结果受骗，钱被拐跑。恰好他们新买的房子坐落在白人区，白人不愿意黑人搬入，派人出高价收买这所房子。儿子先想妥协，后来在全家人的反对下，儿子终于觉悟过来，毅然拒绝了白人的高价收买，剧本以全家人迁入新居告终。这个戏写得颇似一个自然主义的家庭剧，诉说了一个绝望的少数民族即使在追求尊严中也能够产生的自我仇恨的思想。汉斯伯雷的另一剧本
《西德尼·布鲁斯坦窗口的信号》（1965）写一个黑人知识分子在事实的教育下逐步认识到改良主义无法解决社会问题。西德尼的窗子有象征意义：窗外是今天美国社会的尔虞我诈，种族歧视，贩毒吸毒，卖淫，同性恋等；窗内，是一对年轻黑人夫妇为了巩固爱情在争取相互了解。受尽歧视和压迫的黑人在美国“莽林社会”里已濒临绝望的边缘，但主人公西德尼在剧终时表示：“绝望可以产生力量，而力量可以推动一切。”此外，黑人戏剧中较有影响的还有路易斯·彼得逊（Louts Peterson）的《迈出巨大的一步》（1953）写一个黑人青少年的成长过程；威廉·布兰奇（William Branch）的历史剧
《辉煌的错误》（1954），写黑人奴隶领袖道格拉斯与武装暴动失败后英勇就义的约翰·布朗之间的友谊。
六十年代黑人抗暴斗争风起云涌，上演的黑人戏剧中有不少富于战斗性的作品，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ldwin，1924—）以小说和散文闻名，他也写剧本。象许多黑人作家一样，他越来越感觉到“在他的社会的和艺术的两种职业之间的斗争几乎是不能调和的。”他知道一切抗议并不是文学，但是他也知道没有一个黑人能够忘记他的过去，那 “从书页中滴下来的鲜血……”。《为查理先生演奏的布鲁斯》（1964）一剧是献给一位1963年在密西西比被谋杀了的民权运动者梅德加·埃弗斯的，这出戏摹仿加缨的小说
《瘟疫》中的主题，把背景写成“美国瘟疫城。”另一个黑人作家伊马姆·阿米里·巴拉卡（过去的名字叫勒罗伊·琼斯）主要是把戏剧作为政治武器使用，以推广黑色权利运动。1964年，巴拉卡在哈莱姆组织了“黑人艺术演出学校”。后来他又在纽华克建立了社团剧院“精神剧院”。他说：“我们的戏要表现牺牲者，以使在观众中他们的兄弟能够更好地理解到自己乃是牺牲者的弟兄，他们自己也彼此都是亲兄弟……我们要叫喊和哭泣，要杀人，要苦恼地在街上奔跑，只要它能感动一些人，能感动他们，使他们真正了解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它能做出什么事来。”1964年，外百老汇连续演出了他的四个剧本《盥洗室》、《洗礼》、《荷兰人》和《奴隶》，从而奠定了巴拉卡作为戏剧家的地位。《荷兰人》是篇戏剧杰作，只有一幕二场，通过一个白人妇女卢拉与一个黑人男子克雷在地下铁路乘车时邂逅相遇，用象征主义手法暗示黑人民族如果继续与白人的生活方式勾勾搭搭，必然导致自身的毁灭。《奴隶》以启示录式的种族斗争为背景，把时间安排在未来，主题是黑人武装起义反对种族主义。
六十年代中期，黑人剧院开始分成两类：一类是象黑人集体剧团这样的组织，它希望拥有尽可能多的观众；另一类是象哈莱姆“新拉斐特剧院”这样的组织，它将自己看作是黑人社会的代言人。黑人集体剧团的创始人之一道格拉斯·特纳·沃德（Douglass ，Turner wad 1930—）是第一类的代表。沃德在六十年代初创作了两个独幕剧。一直未能演出。他深深感到要发展黑人戏剧，必须成立一个不以赚钱为目的的有影响的专业黑人剧团。他的“黑人剧团”成立后，演出了不少黑人戏剧，对黑人戏剧的发展起着很大影响。他的两个独幕剧《愉快的结局》和《黑人不在的一天》在1965年11月演出，受到了好评。这两个都是讽刺剧，前一剧用讽刺的笔法描写美国黑人在经济上的从属地位。后一个剧写南方某城市的黑人有一天忽然都不见了，结果整个城市发生很大恐慌。白人的家庭因无人做饭照管孩子，简直无法生活。三K党失去了迫害的对象，觉得自己以后无法生存。工厂无法开工，商业、运输都陷于瘫痪，全市一片混乱，市长不知所措，只好通过电视广播恳求黑人回来。全市的人正陷于绝望之中，忽然有一个黑人回来了，大家全都欣喜若狂，认为只要有一个回来，其余黑人也将陆续回来。全剧结束得很巧妙，使观众都怀疑白人是否能接受教训，认识到自己依靠黑人的程度有多么深。
埃德·布林斯（Ed Bullins， 1935—）作为 《黑人戏剧》的编辑和“新拉斐特剧院的”成员，给戏剧带来了巨大的力量和对黑人的体验的特殊感情。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他专门从事戏剧创作，创作了剧本四十多个，成了黑人戏剧界中的重要人物。布林斯称自己的戏剧是“现实的戏剧”、“革命的戏剧”。他的戏剧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主要宣传革命思想，代表作是《四个富于爆炸性的戏剧》（1971），表达了作者对黑人革命的主张。另一类描写黑人的生活，作者自称要写一个二十部曲来广泛地、全面地反映二十世纪黑人生活。到1977年止上演了五部：《喝酒的时候》（1968）、《新英格兰的冬天》（1967）、《双户房子》（1970）、《非凡的玛丽小姐》（1970）和《家乡孩子》（1976）。在这些作品中，通过反复出现的人物，作者探索黑人社会的状况，赞美人的活力，同时表现了人们对所处环境的默认。
到了七十年代，黑人的戏剧欣赏口味改变了，到大城市的商业性剧院看戏的人越来越多。结果不是严肃的黑人戏剧的繁荣，而是象人们或许根据百老汇的历史所预见的那样，供中产阶级消遣的轻松黑人音乐舞蹈剧占领了舞台。一些比较严肃的黑人戏剧也把描写重点转向家庭生活和黑人民族的内部矛盾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约瑟夫·A·沃尔克（JosephA·Walker）的《尼日尔河》（1972）。该剧在百老汇连续上演了八个月，并被评为美国1972—1973年的最佳戏剧，内容主要描写纽约市哈莱姆的一个黑人家庭：当油漆匠的父亲约翰和在空军当飞行员的儿子杰夫。约翰的思想充满了矛盾：一方面痛恨搞种族歧视的政府，一方面又为儿子能在政府军队里当一名军官而自豪。他还是一个诗人，当时正在刨作长诗《尼日尔河》，通过想象把非洲的尼日尔河与美国的赫德森河、密西西比河联系在一起。杰夫参军后虽然当上了军官学飞行，却深深感到军队里种族壁垒森严，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在军队里没有前途，终于离开军队回家。他到家后，过去跟他一起在街上闹事的黑人青年又来找他，但杰夫的理想是进大学读法律，将来当律师，通过合法途径为黑人民族争取更多的自由和平等权利。最后，黑人青年与警察发生了冲突。黑人青年逃到杰夫的家，警察跟踪而来包围了杰夫的家。屋内，他们发现了隐藏的坐探阿尔。阿尔与杰夫的父亲约翰同时开枪，阿尔被击毙，约翰受了重伤。临死前，他吩咐把所有的枪支都藏到地下室里，随后叫人开门放警察进来，由他一个人承担全部责任。作者把这出戏献给“各地被低估了的黑人爸爸”，有些剧评家认为这个剧本的重要意义在于塑造了能为家庭牺牲生命的父亲这一高大形象，从而纠正了一些人对黑人家庭的偏见，尤其是把黑人当作落后的母系民族的错误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