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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逝世之后，其子穆宗朱载篨继位，在徐阶的辅助下，崇道暂时有所节制，曾去正一道首领的〃真人〃号，降为上清观提点，秩五品，改给铜印。但到神宗朱翊钧统治期间，又全面恢复了崇道政策。万历五年（1577）十一月，下诏恢复五十代天师张国祥正一真人封号，仍予金印，又赐玉刻〃宗传〃之印及金冠玉带，并敕修朝天宫内赐第，御书〃真人府〃额，奉旨聘驸马都尉谢公诏之女为配。三十七年张国祥死后，赠封太子太保。
神宗在位期间，对道书的整理和传播曾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他曾命所司印道藏四百八十函，施舍在京及天下名山诸道观，用广其传。万历三十五年，又敕张国祥编印《续道藏》一百八十卷，称为《万历续道藏》。这是继《正统道藏》之后又一道书的汇辑，对道教文化的保存和传播，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此后，熹宗朱由校，思宗朱由检，虽处于明王朝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但对道教仍甚推崇。
综上可知，从太祖朱元璋奠定三教并用的基本政策开始，后继者均按照这一旨意行事。终明之世，朝廷对道教的尊宠甚于金元，亦不逊于两宋。有明一代，道士被授予真人、高士乃至赐爵封官者为数甚众。尤其在宪宗、世宗当政期间，一些道士位极人臣，威福在手，恩渥终身，且其廕子孙，致使〃天下士大夫靡然从风〃。⑧其时道教的社会影响之大，地位之高，前所未有。在开国君主朱元璋扬正一抑全真的政策下，受殊宠的道士，绝大多数皆属于正一派。自封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为〃大真人〃并主领天下道教事起，一直到明末五十一代天师张显庸，代代皆袭封如故。但自明中叶以后，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因素已开始萌芽，封建社会已处于芨芨可危的境地，植根于封建社会的道教，其教理教义适应于封建制度，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保守性，而其首领们面临大变动的形势又只知贪求富贵，且骄奢淫逸，日益腐化，不能适应新的潮流对道教进行自我革新，故不得不随它所依附的封建社会的衰落而衰落。尽管封建王朝仍然继续崇道，但已无法挽救其由盛而衰的厄运了。
江河日下的清代道教
入清以后，由于清代统治者素无道教信仰，便逐步采取种种限制措施，从而加速了道教衰落的进程。清初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从宠络汉人的需要出发，对道教仍沿明例加以保护，到乾隆时期，即一再加以贬抑。据《续文献通考》卷八十九记载：乾隆四年（1739），敕令〃嗣后真人差委法员往各省开坛传度，一概永行禁止。如有法员潜往各省考选道士、受箓传徒者，一经发觉，将法员治罪，该真人一并论处〃。限制天师只能率领本山道众。五年，规定正一真人嗣后不许入朝臣班行。十二年，〃复准张氏真人名号……前因无案可稽，两遇覃恩，加至光禄大夫，封及三代，邀荣逾分，理应更正。
……应将正一真人亦授为正五品，从前所用银印缴部换给，……至于朝觐为述职大典，筵宴实惠下隆恩，未便令道流厕身其间，即一概停止，以肃体制。〃至五十四年，更限制正一真人朝觐次数，敕令嗣后五年来京一次。嘉庆二十四年（1819）又规定：〃正一真人系属方外，原不得与朝臣同列，嗣后仍照旧例朝觐，筵燕概行停止。〃道光元年（1821），敕令第五十九代天师、正一真人张钰〃停其朝觐，著不准来京。〃
明清之际，全真道经过长期沉寂之后，以龙门派为主体出现了一批高道，又呈复盨之势。清初，龙门派第七代律师王常月，以振宗兴教、光复全真祖风自任，采用清整戒律为中兴龙门的主要措施，建立了公开传戒制度，并得清廷的支持，于顺治十三年（1656）〃奉旨主讲白云观，赐紫衣凡三次，登坛说戒，度弟子千余人。〃⑨一时南北道派纷纷来京求戒。康熙二年（1669），王常月卒，弟子詹守椿、邵守善等南下，于南京、杭州、湖州、武当山等地立坛授戒。与王常月同辈的沈常敬及其弟子，在江浙一带亦颇有影响。在甘肃，龙门第十一代道士刘一明，著书阐发内丹之道，流传甚广，亦卓然成家。在广东，清末有龙门派道士陈铭珪，住持罗浮山酥醪观，撰有《长春道教源流》八卷，为研究全真道历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此外，还有万历时扬州之陆西星和道光时乐山之李西月，并非正式的全真道徒，皆著书立说，在道教修炼方面各自形成一个流派，世称前者为〃东派〃，后者为〃西派〃。各地龙门派道士多兼行斋醮祈禳，以香火收入为谋生之一途，在宗教行持方面与正一道没有多少差别，表明它们之间相互融合的倾向。全真一系虽经一批高道的努力曾一度有复兴之象，以至在清末时仍有相当的势力，其宫观庵院遍布全国各地，田产收入也相当多，但其教团素质仍江河日下，道士中道行可称者越来越少，个别上层道士亦日益腐化，终于不能不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而衰落。
明中叶以后，道教在上层地位日趋衰落的同时，民间通俗形式的道教仍很活跃。以各种宗教互相融合为特点的民间秘密宗教，虽然派别繁多，思想渊源亦很复杂，但其中有些派别在思想上、乃至在组织上，同道教仍有一定的关系，演化为如清初的八卦教等民间宗教组织，而后来的义和拳，和道教也有一定的关联。
在苦难中支撑的民国道教
从鸦片战争至1949年的百余年中，中国社会政治动荡，战火连绵，民生疾苦，名山胜地的道教宫观建筑得不到维修保养，殿堂衰颓，道士离散。只有广州、温州、上海、天津等辟为商埠的沿海城市，或者人口比较集中的沈阳、武汉、成都等都市，道教仍稍有发展。民国期间，道教尽管没有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但道教与统治阶级之间仍互相利用。全真道在北京、沈阳和武汉等地道观曾举行过约六次全国性放戒活动，署名赞助放戒的有大总统黎元洪，伪满洲政府国务院总理张景惠，以至省长、将军、督办、知事、商会会长、学校校长等。在放戒活动中，声称〃道教今后应与社会发展相结合〃。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各地道教也都举行所谓祝蒋委员长平安返京的祈愿道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期间，上海个别道观进行过〃追悼中日阵亡将士〃和〃追悼汪精卫〃等活动。辽宁沈阳太清宫某些道士还举行过投降卖国的〃圣战必胜祈愿〃道场，而为广大中国道教徒所不齿，也受到日本的仁人学士的鄙弃。
但是，绝大多数受剥削受压迫的道教信徒是反帝爱国的。
本世纪20年代，沈阳太清宫住持葛月潭将宫内收入结余全部周济奉天百姓，办学校，开粥厂。冀鲁大旱时，葛月潭夜以继日作字画千余幅，将义卖所得全部赈济两省灾民。30年代初，红三方面军在贺龙军长率领下进入武当，武当山道总徐本善以紫霄父母殿和西道院作为贺龙的司令部和后方医院，帮助红军送情报、截军火和医护伤员。红军转移北上后，武当山道观遭到空前劫难，道总徐本善被暗杀，精于医道的王教化被打得遍体鳞伤。一些沦陷区的道教宫观都曾腾出殿堂作安顿难民的场所。江苏茅山更成了新四军江南抗日根据地，乾元观还曾一度成为陈毅将军的新四军一支队的司令部所在地。在抗日战争中，茅山的道士有的直接参加新四军，为民族解放事业流血牺牲，有的为新四军作向导，传情报，抬担架，护理伤员，备粮筹款等等。1938年在日寇的清乡扫荡中，乾元观、元符宫等道院被焚烧殆尽，几十名道士遭到杀戮。
民国初年，道教为了适应近代社会的变化，也曾企图仿效西方教会组织，建立全国性的道教教会组织系统，以维护自身的利益。1912年在北京和上海先后成立了两个全国性的道教会：北京的中央道教总会和上海的中华民国道教总会。中央道教总会的发起人和领导人是清一色的各地全真道观的住持，因此，它只能说是全真道的全国组织。中华民国道教总会以江西龙虎山天师府为本部，以上海为总机关部，参加其成立大会的尽管有数千人，还有外国传教士李佳白等人的捧场，但其实质上也只是一个龙虎山企图重建其权威的正一道的全国组织。两个全国组织都制订了一套复兴道教的计划，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实力和权威领导，也未形成从上至下的组织系统，因此，两个组织都未能开展有影响的活动。
中国道教的教义思想未能适应近代社会的飞速发展，道教界也没有涌现出有远见卓识的高道哲人。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道教期刊，一般认为是由道教居士翼化堂主张竹铭等主办的《扬善》半月刊和《仙道月报》。作为这二个期刊的主要撰稿人陈樱宁是最有影响的道教思想家。但他不是道士，并且多次表白自己不是〃宗教家〃。30年代，陈樱宁提出了独树一帜的〃仙学〃。他认为仙学是一种独立的专门学术，可以补救人生之缺憾。他在《又与某道友论阴阳工夫》一文中说：
〃如此世界，如此人生，自然以修道学仙为最高尚〃，并且公开提出〃你若救国，请先研究仙学〃的主张，因此，这里的〃仙学〃，与其说是鼓吹〃离尘出世〃，不如说是在沦为亡国奴隶的情势下，追求不染污浊、独善其身的一种曲折的表现。陈樱宁称其〃仙学〃不同于释、儒，与道家和道教虽有联系而有区别。不过，其〃仙学〃内容只是传统〃炼丹术〃的〃内丹〃，即道教方术的一部分。
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侵蚀之下，近代中国道教逐渐失去固有的本色。一些宫观殿堂变成了赚钱的场所，为信徒做功德也成了一些道士糊口度生的手段，做道士成为一种职业。
道教信徒一方面出钱雇道士作道场，冀求登升仙界，一方面又从音舞结合的道场中获得娱乐上的满足。在世俗化潮流之中，向来口口相传的道教内修秘术，也逐渐流向社会。
以上仅对道教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作一粗具轮廓的简要综述。至于道教的宗派源流、人物传略、教义规戒、经籍书文、神仙谱系、科仪方述以及文化艺术诸多方面的具体内容，将另有专门论述。
注：
①《明太祖文集》卷十
②③④⑤⑥⑦⑧《明史》第1册160页，第26册7882页，7885页，7897页，7897页，7897页，7876页，中华书局，1974年
⑨《白云观志》
第二编 宗派源流
概述
道教是诸多道派的集合体。最早是东汉顺帝（126～144）时出现的五斗米道，灵帝建宁、熹平之际（168～177），又有太平道的建立。这是世人最初认识的道教。时至东晋南北朝，又产生了上清、灵宝、楼观等派别。道教的派别渐多，影响也逐渐扩大。至南宋与金对峙时期及其前后，北方又兴起了全真道、真大道、太一道等新道派；南方则出现了天心派、神霄派、清微派、东华派、净明道等诸多符箓新派；是为道教发展史上宗派繁衍最盛的时期。在整个道教发展史中，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一些宗派衰亡了，另一些宗派又繁衍了；在某种条件下，若干小宗派联合成一个大宗派，在另一种条件下，一个大宗派又分化为若干小宗派。这种宗派兴衰分合的现象，与道教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相始终，是道教发展史的重要构成部分。
尽管道教各宗派出现的时间有先后，产生的主客观条件也有差异，但有一点却是大体相同的，即大都出现在人民苦难深重，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五斗米道和太平道产生于东汉末政治腐朽黑暗、经济危机深重的年代；上清、灵宝派则出现于东晋羸弱、十六国分争时期；北方三个新道派和南方诸符箓新派，则于北宋徽、钦二帝被俘、南宋孱弱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时期，先后面世。究其原因，除了剥削阶级需要利用宗教作为麻醉和控制群众的手段以外，更在于人民处于苦难倍于往昔的境地时，往往想从宗教信仰中寻求暂时的慰藉和生活的希望，于是各个道派就随所处的时代应运而生了。
道派创建之初，大多数创教人皆以神降经书相张扬，借以耸动听闻，吸引群众。太平道创建时，宣扬张角获得了神人于曲阳泉水上降授给于吉的神书一百七十卷，号《太平青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