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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周恩来之后纷纷检查自己的保守思想。一时间，右倾保守成了天字第一号大敌，左的一套则成为最时髦最吃香的东西。
不论真心或是假意，人人都给自己扣上一顶右倾的帽子。
入夜的南宁，临高眺望，灯火似海。康生参加了日间的会议后，晚上在住处仔细地分析着今后的政治动向和趋势。
他断定，战略方向是反右，是提倡左；宁左勿右，这是时代的特征。
“是的，毛主席的批评是绝对正确的。”康生步步紧跟毛泽东的调门，在小组会议上含沙射影地说：“从一九五门
年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以来，有人就固步自封，墨手成规，船到码头车到站
了，想松一口气，不想前进了，还说三道四，横挑鼻子竖挑眼，给群众泼冷水，这是妨碍我们前进的大敌。我们要大喝
一声，赶快悬崖勒马，不然就要被历史所淘汰。”
他如此激昂，对着谁呢？原来，他已摸到一种捞取政治资本的诀窍，即做事人挨不做事人的板子，好汉败在懒汉的
手里，养尊处优，游手好闲者，可以理直气壮地训斥那些埋头苦干的人。现在，他正在训斥总理周恩来和陈云等主管经
济事务的领导人。虽然康生对经济建设一窍不通，但要找个岔子，挑个毛病，还是很在行的。
他决意在反右倾中大显神通。怎么个显法呢？他一度曾感到茫然，拿不出个一二三来。但此刻，他终于摸到了“门”，
这就是煸风点火，推波助澜。他看准了火候：“趁着别人徘徊观望，犹豫不决时，抢先一步，首创战功，肯定能得到最
高领袖的赏识。”兵贵神速，事不宜迟。会议快结束时，他来到四川小组说：“开完会后，我准备到你们四川看看。”
四川省委负责人连忙应声到“欢迎！欢迎！”
会议一结束，康生在秘书等陪同下，坐上专列，奔向成都。四川省委把他安排在一幢四周景色秀丽的宾馆里。这是
当时当地最豪华的宾馆了，摆设着珍贵的硬木家具，古香古色，还挂着艺术美观的吊灯，铺着厚软的红色地毯。
康生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着，像火烧火燎化的，安静不下来。他要放“炮”，要亮一亮自已的相。
一天上午，省委大礼堂门口，停满了各式大小车辆，数以千计的干部聚集在这里听报告。康生在四川省委负责人的
陪同下，神采飞扬地走了进来。“现在由党内著名的理论家康老做报告。”主持报告会的省委负责人宣布大会开始。
“同志们！”康生向大家招了招手，然后说道：“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神话时代，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反右
倾，这种思想，上边有，下边也有，到处都是。它是妨碍我们前进的大敌，不打倒它，我们就不能飞快地向前走！”在
中共中央整个领导层里，康生是一个煽动“神话”时代的人。
康生在四川视察二十天后回到北京，参加了最高国务会议，会议一结束。二月二十六日，他又急急忙忙去东北三省
巡行。他像江湖卖唱一样，每到一地逢场必讲。“我们已经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就是跃进的时代。”他在东北的一
次干部会上，眉飞色舞地说：“在这个时代，形势喜人，形势不饶人，我们要敢于推翻过去的一切。一个人长个脑袋是
干什么的，不是光吃饭的，是想问题的，这就是要敢想、敢说、敢做。”
三月八日上午，北方大城市哈尔滨，凛冽刺骨的寒风呼啸着。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全体师生冒着严寒，一早就在礼堂
里坐定。“今天是谁来做报告，这么隆重？”有的学生好奇地问。“听说是中央来了位大首长。”
就在人们议论之间，只见康生在省领导和校长的陪同下走进礼堂。师生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同志
们，同学们！”校长拉着长腔说：“康老来视察，能在百心中，光临我校做报告，我代表全校师生，向康老表示感谢。”
说完，他微微向康生点头致意。
“我走马看花似的，参观了一些地方，令人很受鼓舞。”康生大声说：“每日每时每刻，都有新事物出现，真让人
眼花缭乱，应接不瑕。”他望望鸦雀无声的会场，又接着说下去：“现在提倡的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是教育史上的一场
大革命，我们要边生产，边劳动，边学习。单纯学习这种形式的学校，应该消忘；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新事物。”
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康生在东北足足鼓动了四十天，然后返回北京，参加八届五中全会。接着，从六月三日起，他
又去北京、天津和河北等地视察了三个月。他像一股旋风，从这刮到那，又从那刮到另一个地方。所到之处，他都着意
掀起一股狂热的左的风暴。一位熟悉他的人，背地里说：“《水浒传》里有个黑旋风李逵，现在又出现了一个‘红旋风
’康生。”
七月十七日，刚进入头伏，北京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内，康生来校作报告的消息，早已不
胫而走。人们传说着这位中央文教方面的领导人，思想解放，敢说敢道，对教育革命提出了一系列闻所未闻的精辟见解。
在这一日千里的“神仙”时代。好多老革命都落伍了，唯独康生是时代的闯将。
礼堂里风扇在转动，但人们仍不时地用手巾擦着头上的汗水。康生站在讲台的扩音器前，以鼓动性的口吻对大家说
：“我到了四川、东北三省等地，看见不少新事物。”他的声音相当宏亮：“现在是创造奇迹的时代，只要我们把封闭
的脑袋打开，什么奇迹都不在话下。”说到这，他见到上千人的会场，个个都在全神贯注地聆听他的讲话，似乎受到了
鼓舞，嗓门更高了：“你们师大的两项任务，一个是大办工厂，一个是大办学校。”他吸了一口手里的香烟：“至于农
业大学，至少要挂五个牌子；第四是挂研究所的牌子；第五是挂农林局的牌子；最好挂上十几个牌子。这样，才能联系
实际。一个院长，也要兼上十几个长；要兼校长、农场场长、研究所所长、农林局局长……。农大总共有六十五个班，
每个班都办一所学校，要办小学，农业中学，农业技术学校，拖拉机训练班，扫盲班等等。”
“康生讲得太新鲜了，想像力真丰富，别人想都不敢想的问题，都被康生想出来了。”一些学生被鼓动起来，心情
激动，拍手叫好。
八月的北戴河，是一年中的黄金季节，湛蓝港蓝的天空，衬托着清澈透明的海水，一柜柜别具一格，建筑豪华的别
墅，点缀于绿丛之中，令人心旷神怡。此时，在这几景宜人的胜地。一个在中共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会议正在举行。
全国形势突飞猛进，新的奇迹像雨后春笋般在涌现。原来设想一个，几个世纪才能实现的美好的“大同世界”，现
在居然在几个月，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实现了，粮食不是年增加百分之几，而是翻几番，从几千年前的《太平经》
到近代康有为的《大同书》中所幻想的“天堂世界”，弹指间便降到人间。全国一派人欢马叫，热气腾腾的景象。
正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的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钢铁要翻一番，由五百上十万吨增加到一千
零七十万吨，全国高级社一律升为人民公社，要大办教育，大办钢铁，要展开千军万马的大兵团作战，农民生活，要逐
步做到每顿四菜一汤，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的时代快要到了。
“神话”时代的狂热鼓动者康生，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从北戴河一回到北京，他没呆几天，便又马不停蹄地跑到
山西、河南、安徽、上海等地，巡视了两个多月。他走到那里，就讲到那里，调门越来越高，花样也越来越新。
康生很得意在宣传鼓动方面，几乎没有谁能同他比试高低。陈伯达虽然管意识形态，但他是茶壶里煮饺子，肚子里
有货倒不出来；再说，他讲话时，哼哼叽叽的，老让人听不懂。其他又有谁能同自己相比呢？没有了。凭着自己这张能
说会道的嘴，加上会出新点子的优势，足可以把旗鼓相当的竟争对手压下去。只要在这场“神话”时代运动中，搏它一
搏；东山再起就指望了。再说，鼓吹，煽动，不过是吹吹牛，起起哄，既不担什么风险，也用着什么真功夫，却能收到
事半功倍之效，再之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又待何时？他决心显示一下自己的非凡才华。“现在时代的最大特点，”他喃
喃自语：“就是要敢想，敢干，哪怕闹它个天翻地覆都没有关系，怎么想，怎么干，都有理。它符合神话时代的大方向。”
他感到浑身是劲。想什么都像吹口气那么容易，人世间，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只要能想出来，就能做得到。
北戴河会议之前，曾在北京举行了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康生以中央广教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出席了会议。“教
育部过去有严重的方针性错误。”他在向会议作的讲话中突然严厉批评了教育部：“第一个五年计划，花了不少钱，没
有勤俭建国的空气，对学生思想很有害，没有起到好作用。”随后他就宣布：“过去教育部制订的教育规章制度，一律
无效。这些规章制度是些什么东西呢？”他摆出一副关切学生的样子说：“是套在学生脖子的绳索，谁套上这种绳索，
谁就动弹不了。教育部吃罢，饭没事干，天天开绳索匠铺，放绳子。”
“教育部犯了严重错误啦！”人们心里嘀咕着。会场笼罩着一股紧张，不安的气氛，教育部的干部，上至部长，下
到一般工作人员，都像当头浇下一桶冰水，浑身凉透了。在这种泰山压顶之势面前，每个人不论理解或不理解，都各自
进行了检查。
第十章时代的“吹鼓手” 2
北戴河会议后，康生游说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于对中央首长的尊重和热爱，华东师大作了充分准备，从校园到
礼堂，都清扫得干干净净，举行报告会那天，十分隆重，就像迎接一位贵宾似的。校长恭恭敬敬地把这位闻名的教育改
革家引进会客室，休息了一会，便陪他走进会场。参加报告会的师生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康生。
“康生对于教育改革问题，提出了很多卓越的设想，对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是个极大的鼓舞。”主持会议的校
长一开始先作了介绍，然后宣布：“现在请康老作指示！”
接着，康生开始了他那长篇大论的报告。他强调要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来破除旧的教育制度：“我走过不少地方，也
看了一些地方，给我的感觉，是‘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你们把教育部过去所有的东西都摊开来看看，零敲碎打不行，
要来个彻底革命。你们对教育部过去的东西，没有进行批评，那怎么行呢？”说到这，他显得有点激动：“要彻底否定
旧的那一套，他们搞的那套制度，都是套在学生脖子上的绳索，没有一场群众运动，要扫除旧习气是不容易的。”
几天之后，他在上海化工厂半工半读技校，又号召学生“要革教育的命，革资产阶级教育的命。”他说，“基础课
教育，实际上是一些教条、空话和垃圾，是虚假的理论……今后根本不需要什么教学计划，每节课上四十五分钟，实在
不合理，没有科学根据。有的课只讲十分钟就够了；从前认为讲足四十五分钟，才是好教师，其实，这是最差的教师。”
“我问过许多生理学家、医学家，为什么要放假，他们也说不清楚，理由无非是两条，其中一条认为学校是脑力劳
动，所以要放假。”这时，他改用一种质问的口气道：“我向这些生理学家，医学家提出一个问题，中央领导人算不算
脑力劳动？我想，我们也算是脑力劳动，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放假？”
康生鼓吹的教育改革中，有一项就是“停课闹革命”。只要听说那个学校按照他的指示去做了，他便会闻讯赶去。
一九五八年七月下旬，一个骄阳似火的夏日，中国人民大学的全体师生，正根据康生的指示，决定“停课劳动建校”，
他们挥汗如雨地劳动着，一个个光着膀子，打着赤脚。师生们正干得起劲时，康生来了。他一下汽车，便兴致勃勃走到
工地。
“同学们好！”他摆出一副中央首长的派头，站在人群里，以赞扬的口吻说：“什么叫文化大革命？这就是文化革
命。文化革命一点也不神秘，挑土和泥，建人工湖，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
十月中旬，康生在郑州召开的全国的全国农林系统院校校长会议上作报告说：“同志们！现在对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