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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秘闻-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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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陈伯达看来,徐向前的发言,无疑是一种报复。他没有回答徐向前提出的质问,而是用眼神作了回敬。
    这时,叶剑英忽然想起了几天前新闻导报中大事宣传的上海人民公社,便又问道::“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
这么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做出决定,这又是想干什么?”
    他的目光与陈伯达相遇了。他压制住自己的表情,用讥讽的口气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
公社原则,请你给我们解释一下,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
    这是一场短兵相接的“白刃战”,碰头会不欢而散。
    “文化大革命”以来,在中国大地的上空,阴风四起,党不成党,政府不成政府,唯独军队还没有大乱。但也已处
于风雨飘摇之中。一切忧国忧民之土,都感到焦虑和不安,好端端的一个国家,居然人为地弄成这样一个乱摊子,何时
何了?!身居党、政、军要职的将帅们,眼巴巴地望着国家在遭难,人民在受苦,他们忧心如焚,早把个人的得失荣辱
置诸脑后了。他仍决意要同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一帮人决斗个明白,反正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二月十六日下午三时,中央碰头会继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与会者正在陆续进入会场。门口处,谭震林碰到了刚从上海回来的张春桥,看见他那沾沾自喜的样子,想到了另一
个人,便问:“陈丕星同志来了吗?”
    谭震林之所以提出陈丕星来京的问题,是因为一些省市委书记被红卫兵游斗之后,毛泽东指示:“要把全国各省市
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
    “群众不答应啊!”张春桥的心还在上海人民公社的王位上,漫不经心地答道。
    “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党?党不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张春桥从心里笑着这个不识时务的老头,都什么时候了,
还要党出来工作。
    说得多么不负责任,多么轻松!千百万干部的命运,就这样被他们决定了。
    谭震林仰头怒视了一眼张春桥说:“哦!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啊?!”
    他们同时进入会议室,一个左,一个右,各自坐进了同居一类的行列中。不过,今天右边又增加了姚文元、谢富治
和列席的王力。
    谭震林刚坐定,又把陈丕星回京的问题提了出来:“陈丕星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他用
眼睛刺了一下坐在斜对面的康生:“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他们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准他们来?”
    张春桥高姿态地说着风凉话:“群众起来了,这些事都要跟群众商量啊,我们都得尊重群众的意见嘛……”
    “什么群众!”谭震林打断了张春桥的话,他不想再听这些了。“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一天到晚,
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他怒不可遏地指着对面的几个:“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
一个个打下去。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谭震林拍着桌子:“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是个反革
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
一次!”
    谭震林站了起来,边穿衣服边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就是砍脑袋,坐监牢,开除
党籍,也要斗争到底!我谭震林一生中犯了三个错误:第一,不应该参加革命;第二,不应该加入共产党;第三,不应
该活到现在。”说话间,人已经快走到门口了。
    “回来!”周恩来脸色很难看,向谭震林喊了一声:“不要走!”
    “不要走嘛!”陈毅最不喜欢事情还没个眉目就要离开的人,他叫住谭震林:“要在这里跟他们斗嘛!”
    “陈老总,”谭震林收住了脚,转过身子,愤愤地说:“我,讲了就不怕,怕了就不讲,我哪也不走!”他气呼呼
地回到了座位。
    陈毅讲话了。他说:“这些家伙上台,他们就搞修正主义。在延安,有人整老干部就整的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
了许多人,到现在还有意见。当时,周总理也是被整的一个。”
    一直沉默不语的康生不阴不阳地插了一句:“我就是整人的。”
    从会议一开始,康生便把烟一支一支地放在嘴边,然后一口一口地吸着,吐着。透过潦绕的烟雾,他观察着这些自
负的老帅。要记住他们所说的一切,甚至每一个表情、动作。他估量了一下,靠左边这几个中央文革的人,是制服不了
这些对手的。因此,要想出一个万全之策。
    “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陈毅话里有话:“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会有,还会证明。
……斯大林把班交给赫鲁晓夫不是搞修正主义吗?”
    “文化大革命”伊始,陈毅就曾多次针锋相对地同他们进行较量。当北京的街头出现打倒朱德、贺龙的大字报、大
标语时,他就气愤地说过:“有的人真卑鄙,他们躲在幕后,鼓动一些学生,用恶言恶语去对一些老帅进行人身攻击。”
“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那怎么解释人民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这叫过河
拆桥嘛!这么大的党,有那么多的坏人,就你们几个是好人,这公道吗?”
    现在,他点出了问题的关键。
    张春桥抬起头看了看陈毅,赶快又低下去匆匆地记着笔记。
    叶剑英接着陈毅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
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证,怎么工作?”
    谭震林也插了一句:“许多老干部,战争年代受了伤,现在又遭到残酷虐待。”
    身受战争创伤的余秋里,这时也参加了舌战的队列,他气冲冲地说:“许多干部被揪出来斗,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
行?照这样干法,下次再揪,我就不去,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面对这些久经沙场的老将,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成员或者默默不语,或者略作辩驳,但火力都很弱,退却吧,
他们又不甘心。
    康生面前的烟缸里,烟头已越堆越多。他面不改色地坐在那里。他是从来不把自己摆在一种难堪的地位上的,宁肯
暂回避一下来势汹涌的锋芒,也不愿仓促上阵,大败而归。他正在盘算着究竟用什么良策来收拾这些对手。文化大革命
能不能继续下去,这是关键的一仗,如果被打个落花流水,那文化大革命只能是半途夭折,前功尽弃。
    李先念的发言,打断了康生的思索,他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
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现在是从全国范围内大搞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对组织?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接着这个话题又说道:“高干子女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女就揪,这就是反对的血统论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
嘛!”他越说越气愤:“我说渔船出海不能搞四大,你们连逼我四次,说在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
转而他又心情学生地说道:“我从来没有哭了,现在哭了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去哭,跟前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
里流眼泪。我不笑自己,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我也哭过三次。”李先念说:“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社论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对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全国就开始了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倒了!”
    这时,周恩来说话了,他问康生:“康生同志,《红旗》第十三期社论,你看了吗?”
    “我没有看。”他摇摇头,假装不知。
    “这么大的事,”周恩来十分生气地对着康生等人说:“为什么不给我们看看呢?”
    周恩来心里明白,这样重要的社论,不经康生的手,谁敢往外发?这个半人半鬼的人物,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
策划哪一件事,能离开他呀!
    周恩来没有冤屈康生。这篇号召造反派向全国干部进军的社论,正是在康生的密谋下发表的。当时,康生和陈伯达
一致认为,必须写一篇像“号角”那样有份量的社论,以便再加一把柴,把火烧得更旺,向全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发起总攻。于是,他仍就组织人写了这篇社论:“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小
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一旦有机可乘,他们就要阴谋篡党、
篡军、篡政。他们是我们最危险的最主要的敌人。”
    社论写完,立刻要送康生审定发排,见报后,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老干部顿时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境地。
    聂荣臻也坐不住了。他说:“对干部子女采取关监的办法是不教而诛。毛主席在军委八条命令中特别加了一条,各
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如果父母不教育,责任就在父母。不能为了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诛连家属。
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就是不安好心了!”
    这次碰头会,完全出乎林彪、康生、陈伯达和江青等人的意料,他们大为震惊。在他们看来,这些老帅居然敢向他
们这些大权在握的人发起进攻,蔑视他们的权威,实在是太猖狂了,必须想个办法整肃他们一下。
    夜,钓鱼台八楼,康生在房内踱着方步。这几天所发生的事,是一种公开的挑战,这些人根本不把中央文革放在眼
里,事情明摆着:要么把权力拱手让给他们,中央文革解散。“文化大革命”宣布告吹,这样,天下将会是他们的,自
己则会成为被审判的对象。要么就动员一切力量,采取一切手段,把他们的锐气打下去,一个个围剿,一个个击破。他
们所以敢于这样明目张胆地发动攻势,是因为有后台,这个后台,不是别人,就是周恩来,只有把这株大树砍倒,才能
树倒猢狲散。
    “但这棵大树暂还倒不了。”他摇摇头,“搞掉一个刘少奇,已经伤了众,再搞周恩来,这两股势力汇合起来,还
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局面哩!再说,最高领导也未必能下这个决心。”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奏上一本,说明他们这样
猖狂进攻,矛头是对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对着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统帅。无论如何要用“激将法”把统帅请出
来,镇镇邪,稳住阵脚。这虽是治标不治本的“下策”,但也只有这样了。他主意已定,便给江青拨通了电话。
    二月十六日晚,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王力来到人民大会堂。康生那泰然自若的神情没有了。他大口地吸着
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要搞一个中央碰头会的《记录》,把这个《记录》递给毛主席。”
    几个人紧张地进行笔记的整理校对。运筹帷幄者康生,自然用不着亲自动笔,这样的事由王人等人代劳就可以了。
    “他们不是反对我么,”康生很激动,“我们在他们眼里并没有什么地位。他们是反对毛主席,是孤注一掷,背水
一战。同谁背水一战?这个问题很清楚。你们没看谭震林那个反革命气焰,恨不得动武、行凶、杀人,他叫嚷什么不平
了,不跟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这是叫号,是宣战,是向毛主席挑战!擒贼先擒王,就先拿
他开刀。”
    “一般的帽子,已经压不住他了,”江青嚷道:“只有叛徒这顶帽子,才能把他压住,先给他戴上再说。”
    “陈毅恶毒地攻击延安整风运动,还把林副主义比喻为赫鲁晓夫,一定要汇报。”康生提醒道。他不愿意提起延安
整风中的“抢救”运动,那是他“走麦城”的一个败仗,因此他恨陈毅当着众人的面,捅了他的伤疤,他要报复,要借
一只强有力的手进行报复。而且,要让被报复的人有口说不出。
    按照康生的意图,一份“在闹中南海”的《记录》拟出来了。旋即又让张春桥和姚文元拿着江青写的条子:“主席
: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前往中南海,等待接见。
    几个小时以后,毛泽东召见了张春桥、姚文元。
    毛泽东的会议室里,烟雾弥漫。毛泽东一口一口地吸着烟,静静地听着汇报。
    张春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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