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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获得的特许开采权。
关于独立公司的出现会产生什么结果的凶兆预感，没有一个人比那个在谈判中东开采权中最精明能干的卡洛斯特。古本金更强烈了。他写信给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位总裁说，“这些新集团缺乏在中东发展石油特许开采权的经验。他们向当地的一些政府提出异想天开的条件而这些政府也想从我们这里得到难以想象的实惠。
其结果是到处发生麻烦。“也许古本金对格蒂怀有个人的怨恨；毕竟这个美国人在中东石油这个未定的葡萄园中是一个钻营者，这个葡萄园古本金曾十分小心地培植了半个世纪。再者，格蒂在另一个领域中也在向古本金挑战——他们为了争取列入世界级艺术品收藏家的地位而剧烈地竞争。然而古本金的话确实出于他长期的经验，而且是带着一个精明的过来人的智慧而说的。他预言道，”我相信，当地的一些政府之间尽管互相并无好感，然而在石油开采权问题上他们会合在一起尽他们的可能来挤压我们。我怕国有化之风和其他错综复杂的情况……也许也会波及到我们。“
他最后提出警告说，“我不会保持沉默的。”
“撤退是必然的”
一直在迅速高涨的对沙特石油的需求于1949年平静下去了，因为美国发生了一次衰退和英国发生了不少经济问题。由于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生产下降，沙特的岁入也减少了，但是国王和他的王国所承担的财政义务却在继续迅速增长。这种情况使人总要回想起三十年代初和四十年代初的两次财政危机。那时士兵和军官都拿不到薪金，对部族的补助金也停发了，政府债台高筑。
在目前的窘迫时刻，他们向何方求援呢？只能转向非常赚钱、利润很高的公司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财政部长阿卜杜拉。苏莱曼在“杰克”。菲尔比的帮助下曾于1933年巧妙地谈判过早先的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特许开采权。但是现在，他经常威胁要停止这整个的石油经营，除非沙特阿拉伯能分享他所谓的“巨额公司利润”。苏莱曼的要求看来是无止境的：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应当出资负担建筑工程；应当向一项沙特的“福利基金”捐款；应当提供新的贷款。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总顾问说，“每次公司答应＿件事，总是还有一件接踵而来。”但是沙特人真正要的是重新谈判原来谈好的特许开采权，这样一来政府的“所得”，也就是地租的份额会大大增加。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显然是一家十分赚钱的公司，沙特人方面坚持要得到他们应得的份额。他们要得到委内瑞拉人已经得到的份额。
不仅仅是委内瑞拉人最近已经达成交易的消息从加拉加斯那里传过来。一个委内瑞拉代表团正在把“50％对50％”（平分）的概念向全中东推广，甚至不怕麻烦地把有关文件翻译成阿拉伯语。委内瑞拉人负担这些费用并不全然出于利他主义。
在加拉加斯，正如罗米洛。贝坦考特评论的那样，“从中东来的低成本、高产量石油的竞争对委内瑞拉已经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严重威胁。”最好把中东石油的成本提高；如果中东人提高他们的税收的话，这一点是会做到的。所以，用一位国务院石油专家的讥讽话来说，委内瑞拉人是想把“平分原则的好处推广到抢走他们生意的地区——中东”。
委内瑞拉代表团到达离沙特阿拉伯最近的地方是伊拉克的巴士拉；沙特人不喜欢委内瑞拉在联合国关于以色列问题进行投票时的做法，故而不让委内瑞拉代表团进入沙特阿拉伯。不过，“平分”的概念却迅速地跨过了边境；当沙特人看到1949年的数字时，他们能看出差别有多大！那年，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利润几乎是沙特阿拉伯从特许开采权上所得的三倍。然而真正给他们以深刻印象的是美国政府的税收已经上升——上升到了这样的程度，即在1949年，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付给美国政府的税款为四千三百万美元，比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付给利雅得的开采权使用费高出四百万美元。沙特人向美国人说清楚，他们知道该公司赚了多少钱、付给美国多少税款以及它在沙特阿拉伯所付的特许权使用费（经过比较）是什么样的比例。
他们也明白地说，正如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头头微妙地所表达的那样，他们“对这样的情况丝毫不感到高兴”。
保罗。格蒂关于中立区特许开采权提出的新条件，肯定地向沙特人表明石油公司能够付得再多一些。然而沙特人不想压挤得太厉害，因为在特许开采区内还要进行一个投资很大的项目。再者，由于刚刚看到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损失了部分销售市场，沙特人也就不想以额外费用来为难这家公司，加重成本也许会使它的石油不能与其他波斯湾国家生产的石油进行竞争。
也许沙特人可以从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再榨出一些钱而不致直接影响该公司的竞争地位。他们进行过研究；他们甚至瞒着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保留了他们自己聘请的美国税法的顾问；而且他们很高兴得知在美国税法里有一条最有趣和令人好奇的条款，它能使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不受缺损。该条款称为“外国税收抵免”。
根据追溯到1918年的立法，一家在海外经营的美国公司可以从美国的所得税中扣除它向外国所付的税款。立法目的是避免使在国外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处于不利地位。特许开采权使用费和其他固定支出——做生意的成本费用——不能扣除，只有为所得收入交纳的税可以扣除。这个区别非常重要。因为那意味着：如果沙特阿拉伯在已经获得的1949年的特许开采权使用费三千九百万美元之外，还另外收取三千九百万美元的税款的话，那么这笔三千九百万美元的税单可以从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欠美国政府的四千三百万美元的税单中扣除。结果是，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只须付给美国国库四百万美元——四千三百万与三千九百万之差数——而不是四千三百万美元。在沙特阿拉伯方面，它将获得的不止三千九百万而是加一倍——七千八百万。换句话说，加在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头上的总的税额仍是原数，但是其中大部分由利雅得收取而不是由华盛顿收取。在沙特人看来，事情就应当是这样，因为就他们而言，石油是属于他们的。
以一个新的武器装备起来的沙特阿拉伯，继续向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施加压力，直到最终于1950年8 月，该公司只能面对现实，同意就特许开采权的彻底重新修正问题进行谈判。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不断与国务院保持接触，国务院十分坚决主张满足沙特的要求。
1950年6 月，朝鲜战争已经开始，美国政府那时候甚至更担心在中东的共产主义影响和苏联的扩张，以及该地区是否稳定和石油来源的取得是否牢靠。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者必须加以遏制。尽管对美国国库是一个损失，国务院还是希望看到更多的税收流到沙特阿拉伯和在该区的其他产油国的口袋里去，以便保持那些亲西方的政府掌权执政和把不满情绪约束在可以驾驭的范围之内。以沙特阿拉伯的情况来说，尤其迫切需要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来保持美国公司的地位。
自从墨西哥没收美国和英国的石油公司以来，时间刚好过去了十二年。没收这件事一直是作为“事情可以坏到何等地步”的严重警告。国务院一份政策文件有一个结论说，“既然公司撤退是必然的，使撤退尽可能对所有有关方面都有利和有秩序，看来是有好处的。”正如掌管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乔治。麦吉所看到的，“平分”已经成为无可逃避的定则了。他后来说，“沙特人知道委内瑞拉人在拿50％。为什么他们不可以也要一个呢？”在1950年9 月18日的一次国务院会议上，麦吉告诉在中东经营的美国石油公司的代表们说，“避免正面冲击”的时刻肯定就要来到。
最后一块绊脚石是四家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母公司。它们中间有些坚决反对这个主张；原先的关于特许开采权的条款毕竟具体地规定禁止交所得税。但是在下一个会议上，麦吉直率地对那些母公司说，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且长期合同本身产生“讨价还价交易的实际必要性”。在谈到支持“50％对50％”时，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一位执行副总经理说，“从心理观点来看，这样一个定则听起来是公平的而且在沙特阿拉伯也将是公平的。”母公司被说服了。1950年12月30日，经过一个月的复杂的谈判，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同沙特阿拉伯签订了一个新协定，其中心就是委内瑞拉的“50％对50％”（平分）的原则。
但是，即使沙特人对他们新规定的岁入感到满意，还存在一个公开和十分重大的问题：这些税款支付是否够格可以允许税收抵免？事实上，这些支付是否合格一事到1955年才确定；在审核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1950年纳税申报时，国内税务局才批准税收抵免。国会国内收入征税联合委员会于1957年才予以批准，它是根据各种各样的税法、它们的立法历史、司法判决案例以及国内税务局关于“其他类似地位的纳税人”的判决而批准的。在后来的年月里有些人争辩说，美国政府特别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篡改税法，在税收抵免一事上给予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以特别豁免。
但是根据能够得到的记录来看，情况并非如此。对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裁决与税法是符合一致的。
同时以及嗣后，应交税款大量流出，从美国国库转移到沙特阿拉伯的国库。然而在1949年，美国财政部曾经对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征税四千三百万美元，对比之下，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付给沙特阿拉伯的特许开采权使用费当时是三千九百万美元。到了1951年地租的分派就完全不同了。那年，沙特阿拉伯从该公司收取了一亿一千万美元，而在实施税收抵免条例后，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仅向美国财政部缴纳六百万美元。
沙特一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交易对邻近国家迅速产生了影响。科威特人坚持要享受类似的待遇，海湾石油公司怕如不作出反应，定有后果。海湾公司董事长德雷克很担忧，他对美国官员们说，“我们也许一个早上醒来发现我们已经失去了科威特。”海湾石油公司克服了‘莫伊石油公司顽固的董事长威廉。弗雷泽爵士的反对而使得该公司（在科威特石油公司中的合伙人）同意在科威特实施“平分”的分配原则。英国国内税务局反对英伊石油公司的那部分股份实现税收抵免的原则，但是压力来自英国政府中的其他部门，一直等到税务人员最后理解了才同意有一个适当的税收抵免的机制。在邻国伊拉克，“50％对50％”的交易于1952年初也已经到位了。
于是，李嘉图提出的地主与租户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一个新的基础。石油公司这些租户必须掌握其意义。在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内部，有几个部门合作起来就“平分”的安排编制会计核算底稿，提供该公司作内部指导。底稿指明新泽西标准公司自从墨西哥实行没收以来经历了一个大量受教育的过程。“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在任何国家的地位安全与否不仅是有赖于服从法律和合同或者我们向有关政府纳税的税率和税额若干，而是有赖于我们整个关系是否随时随刻为那个国家的政府和公众舆论所接受——也为我们自己政府和公众舆论所接受——而被认为是‘公平’的。如果不被接受，那就要改变。”不幸的是，“‘公平’和‘不公平’基本上是情感方面的概念而不是固定的可资测量的标准。”不管它对工程师、实业家和经营国际石油公司的冒险家来说，使人何等窘迫和讨厌，那是生活现实。“经验已经说明‘50％对50％’的概念包含着某种使人内在地感到满足的东西。”
不论满足与否，那是一种必需。但是关于地租问题的斗争是否已经以一个持久的和平条约宣告结束了呢，还仅仅是一个休战协定呢？是不是石油公司现在有条件能够有效地抵御民族主义、主权主张和民族国家不可避免的要求更多税收的渴望呢？
为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经理一层准备的底稿提出一个严重的告诫说，“要是我们承认在任何国家平均分派不算‘公正’的话，在每一个国家里我们的论点都得被驳倒而站不住脚。”至于“平分”，底稿的告诫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应当就此原则表明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