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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着重谈谈越南的字喃文学。字喃的产生，是越南希望摆脱中国文学束缚的一种标志。这种新文字消除了语言与文字不相一致的矛盾，扩大了越南的创作队伍，产生了大量的民族风格浓厚的文学作品。据传，最早用字喃撰写诗文的是陈朝的阮诠，人们把他比作中国唐朝的韩愈，故阮诠又名韩诠。在韩诠之后，人们借用汉诗的韵律，结合越南民歌的格调，创造出越南的新诗体——放八诗体。后来又进一步改进，出现了双七六八诗体。到了十八、十九世纪，字南文学进入了成熟阶段。这方面的代表作家是阮攸（1765—1820）和十九世纪初的女诗人胡春香。
胡春香是越南很著名的女作家，也是位叛逆女性，敢于向封建礼教挑战，嘲讽那些伪善者，揭露他们的种种丑行。胡春香的诗文大多散佚，保存至今的仅有《春香诗集》中的五十首，其中《扇子》、《午睡的姑娘》、《被姑娘迷住的和尚》等等，都是她的名篇。人们认为胡春香的创作，把越南的字喃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当然，既便是胡春香的作品，也没有能够摆脱汉语文学的影响，比如她的这首《无夫而孕》：
只因迁就成遗恨，此情此景郎知否？
天缘未曾见冒头，柳分却已生横枝。
胡春香，这位被公认为是当时诗人中最越南化的，她的作品依然有汉诗的影响。上面这首诗平仄谐调，对仗工整，尤其是一幅对偶句。“天缘未曾见冒头”，是说“天”字不出头，尚未成“夫”；“柳分却已生横枝”的“柳”字，与越南语音的“了”同音，“了”生横枝即为“子”字，全句意为：尚未结为夫妻，却生了孩子。胡春香的这两句诗，完全是拿汉字来作“拆字猜谜”的文字游戏。如果作者不是很懂得的汉文的话，她是难以作到这一点的。
十九世纪末叶，法国帝国主义依靠炮舰强制占领了越南的领土，并且开始了它全面的殖民化的政策。在文化领域里最突出的事件，就是使越南的文字拉丁化。其目的，一是为了便利殖民当局在行政上的管理，二是为了割断越南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联系。与后一条相配合的是取消汉字、取消科举制、加强报刊检查、禁止中国书籍入境、强制越南人接受法国教育制度等等。
然而，中越文化的关系源远流长，绝非强国所能断绝。在推行拉丁化越南文的初期，越南人都把它视为殖民统治者用来奴役越南人的工具，曾经拒绝学习它。如爱国诗人阮廷昭就一生以学习这种文字为耻，坚持用字喃和汉文当作他的爱国诗文的写作工具。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以拉丁字母为符号的拼音文字，也有它的优点，那就是易学易记。当时一些革命的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到这种新文字的优点，把它当作一种很好的革命宣传工具。同时，新文字给越南的文学创作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许多人在报刊上发表口语化；新样式的文章。于是，报刊成了越南新文学作家成长的摇篮。或者说，大部分越南新文学众矢之的最初都是以报人的身份出现的，他们从事文学工作的第一站就是报社。
有趣的是，这种拉丁越南文，又成了翻译介绍中国文学的最好工具。当时报纸上连载的用拉丁化越南文翻译的中国长篇小说，对读者产生极大的吸引力。如《中北新闻》每天都刊登阮杜牧等人翻译的中国古代小说，可是报纸的篇幅有限，每日只能刊登片断，远远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所以章回小说以一回为单元翻译出版的办法就在越南盛行起来了。
从实际情况来看，虽然当时法国殖民者统治着越南，而且法国文学也是世界上最丰富最伟大的文学之一，但越南翻译介绍的作品仍然以中国的为主，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法国。这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复杂，而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接受者的情感和兴趣。中国和越南有两千多年的交流史，在长期的文化和文学交流中，越南人民已经把中国的文学作品当作他们自己祖国的文学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对中国作品由熟悉而产生偏爱，是十分自然也是十分明显的。中国的一些名著，如《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等故事，在越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越南学者邓台梅先生有一段自述，十分有趣：
……开始，我顺手抓到《三国》。真太好了，我完全被它迷住了！
……对那些所谓 ‘天下大事’都略过去了。可是看到有关曹操、孔明的段落就不同了，连
饭拿到嘴边都不愿把书放下。我读着、读着，快乐与悲痛轮番叩击我的心扉。记得有一次，夜
已很深了，我还在读，祖母醒过来把书抽走，逼我上床才算罢休。
邓先生的阅读经历在越南是带有普遍性的。不仅是《三国》，其它许多中国的古代小说，都深受越南人民的喜爱。可见中国文学对越南的影响之大、之深。
中国古代小说对越南文化的影响，已经渗透到越南人民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比如，越南人与中国人一样，也崇拜关羽，许多地方也建有“关帝庙”。同中国人一样，越南人也把某些传说或历史人物以及事件，当作形象化的修饰语，在日常对话中使用，比如：
张飞脾气——脾气暴躁
是个貂蝉——喜欢撒谎
是个董卓——很阴险
象曹操——生性多疑
武松打虎的招式——高强的武艺
诸葛亮计谋——高明的主意
害齐宣王病——好色或害性病
象鬼谷子——料事如神
刘备借荆州——久借不还我们在前面提到的越南著名学者邓台南先生，对中国和越南两个国家的文化交往，作了很精彩的总结。他说：“在整整八个世纪，在我们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实际占统治地位的还是用中国古语写成的官方文学。……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一作家群中间，竟涌现出许多由于他们纯洁的思想、高贵的灵魂、深沉的人道主义情操和独特的风格而获得历代人民敬仰的人物。”这就是说，越南的作家正确地运用了汉语文学这一工具，为越南文坛创造了宝贵的财富，同时又大大地发展了中越两国的文化交往，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繁荣昌盛。
下面来谈谈缅甸文学同中国的关系。
1989年的秋天，笔者在云南西双版纳旅游，来到中缅边界的打洛镇，在经过边防人员的允许之后，我与几位同伴跨过国界，在缅甸的土地上散步。这一次的旅行，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在边界这块地方，中国和缅甸几乎就没有什么区别，一样的绿水青山，一样的热带风光，一样的建筑，一样的风俗习惯，一样的庄稼和植物……走在缅甸的土地上，你完全没有“出国”的感觉。
的确，中国和缅甸有许多相似之处。中缅两国民族渊源相通，既是山水相连的近邻，又有相类似的发展历史，加之两国之间自古以来关系密切，所以在缅甸那些最古老的口头文学创作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少与中国早期神话传说相似的内容。比如关于月亮，缅甸和中国都有同样的传说：月宫中有一女神，有一老人在不停地舂米，还有一只兔子经常在老人身边。又比如，对于月蚀，中国古时候就有天狗吃月亮之说。在缅甸除了有些细节与中国不同外，狗吃月亮这一点，是完全一样的。再比如，传说封建王朝统治者是天帝之子，是天帝的后裔，中国和缅甸也是如出一辙。
在缅甸漫长的封建统治时期，中缅两国的友好关系与交往，在缅甸文学上也有所反映。比如公元1300年左右的《信蒂达巴茂克碑文》，就记载了当时缅甸与我国元朝的关系。又如缅甸民间流行着一句成语“去中国卖针”（意即：班门弄斧），这句成语就出自一位缅甸憎侣诗人的四言长诗《离东敦枝》。在缅甸的瑞波一带流传着一首民歌，中间有这样两句对唱：
你进城去干什么？
去买广东产的有穗的波浪纹男筒裙。
可见中国手工制品、针、丝绸等，传入缅甸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还有一个例子：贡旁王朝著名诗人越马沙纳瓦德（1755—1840）撰写的“茂贡诗”（即记事诗）——《中国使节莅缅》，记述了中国使节到达缅甸时，受到缅方隆重接待的情景，歌颂了两国人民通过相互交往日益增进的友谊。
当然，同越南相比，中国文学对缅甸的影响不是很大。这中间的原因很复杂，可能主要是由于印度佛教对缅甸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太大了。十九世纪后期，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英属印度的一部分，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才脱离英国的统治获得独立。在这一时期，西方文学涌入缅甸，促进了缅甸与外国文化的交流。随着英文在缅甸的流行，缅甸人开始通过英译本对中国文学有所了解。这一点，与我们前面谈到的日本、印度、朝鲜、越南等其他东方国家都不相同。
中国文学作品是在什么时候被译成缅甸的文字，并在缅甸发表？已经很难考查清楚了。缅甸文学界开始关注中国文学，是在本世纪的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也就是在缅甸发生“实验文学运动”时期。当时，缅甸仰光大学的部分青年师生，不满文学界的现状，本着“试探时代的爱好”这样的精神，进行了一场文学革命——实验文学运动。
中国五四运动时期提倡新文学，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运用接近群众的语言来描写现实生活和斗争。以郭沫若的《女神》为代表，一批五四新诗人，用白话文写新体诗，冲破了旧体诗格律的束缚。而缅甸实验文学在诗歌方面，主张不受旧的韵律的严格规定和句子长短的限制，提倡最大限度的自由，以便能使诗人自由地抒发感情。在散文方面，反对冗长繁琐、晦涩费解的旧文风，提倡简洁、朴实的新文风。在写作的内容方面，则认为文学应该反映时代的生活，要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缅甸实验文学运动的鼓吹者和参加者们，从当时的英文杂志上读到了中国五四文学主将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这对他们的创作思想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种影响，我们在实验文学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是炽烈的爱国热情，清新、明快、朴实的写作风格，浓郁的生活气息。
中国的文艺思想在缅甸发生更广泛的影响，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期。二次大战后，缅甸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空前高涨，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也不断创新。堪称时代号角的缅甸《星》杂志，一方面刊登具有新思想的文学作品，一方面用大量篇幅介绍中国的文学作品和文艺思想。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介绍给缅甸文艺界的。《讲话》译文的发表，在缅甸文艺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讲话》中关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唯一源泉、文学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斗争中去的思想，以及继承一切优秀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的观点等等，都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和肯定。这对当时开展的新文学运动起了指导、推动作用。
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人们对“新文学”的认识逐渐成熟。1950年，缅甸出版的第一期《新文学》杂志指出：“新文学应该是站在劳动阶级一边。批判今日的资产阶级社会，反映群众革命和群众生活的，不满当时的社会制度的，向前看的、进步的”。而中国的文学作品，正是在缅甸新文学运动蓬勃发展的情况下，被大量介绍给缅甸读者的。如鲁迅、蒋光慈、秦兆阳、刘白羽、赵树理等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都是在四十年代后期、五十年代初期，由缅甸作家翻译发表。
随着缅甸知识界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和了解，中国文学在体裁和写作手法方面，对缅甸文学产生了影响。譬如，早在1913年发表的吴腊（1866—1921）的小说《茉莉花》，就有中国章回小说的痕迹。作者常常在一章的末尾写两行诗概括全局，吸引读者继续往下看。《茉莉花》每章结尾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正是……”、“诗曰：……”之类的笔法，在中国的章回小说中，是可以经常见到的。另一方面，缅甸的文学作品，也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发表，促进了中缅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
阿拉伯、波斯文学与中国“一百零一”与“一千零一”
标题中的这两个数字，分别代表两部文学名著。“一百零一”，代表古代伊朗大诗人海亚姆的诗歌《鲁拜集》，因为这部诗歌集正好一百零一首；“一千零一”则代表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