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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战略的“调式”
（d）易变性因素
小结
第五节 战略的应用
第六节 结论
莫利哀剧本中的约尔丹先生能写出好的散文，却并不了解这种文体，今天许多人正象约尔丹一样，在运用战略，也并不了解它。不过，他们同约尔丹先生不同的是，产生好的战略要比写出好的散文困难得多。战略这个词经常被使用，但实际了解其意义的人相对来说很少，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产生这种现象有许多不同的原因。这个用得很多的词，长期以来只是指一位统帅所实际使用的科学或艺术。很明显，这种科学或艺术只是极少数人所从事的行当。其诀窍多少采取秘传的方式，由上一代传授给下一代，也就是跟着著名指挥官的范例去学，就象在其他各行学习名师的手艺一样。尽管战争比起其他任何手艺，是一个远较复杂的行业，但因为战争的发展缓慢，所以这种向经验学习的方式似乎就可以满足需要了。
但是逢到变革时期，这种传统的传授手艺的方法就变得不适用了。作战行动的实施会造成许多显然不可解决的问题，其结果是旧有思想破产，并且使整个上层社会，而不仅是某些王公或将帅，都面临着那个时代的战略问题。于是，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人在战略领域内努力研究。这种研究从根本上说是追随着那个时代的思想主流的。例如，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从韦格提乌斯和其他古代历史学家的著作内去寻找当代战争的秘密；到了18世纪，纯理性主义又产生另外一些思想方法，后来被拿破仑出色地加以利用；在19世纪，人们仍然迷信拿破仑的成功，相信他对于那时的一切问题都能提供解答。不过在19世纪，又出现了克劳塞维茨，这位一代宗师的理论，部分是社会学，部分是哲学，其地位介乎康德和卡尔·马克思之间。造成20世纪战争具有异乎寻常形式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对这种理论作了过分浪漫化的解释。
20世纪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但是在这个紧要关头上，战略却蒙上了一层阴影。1914年到1918年的阵地战，常被人用来证明“战略破产”，但事实上，它所证明的不过是一种特殊战略的破产而已。主要在法国（但当时的法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国家），战略被认为是一种过时的科学，一种虽然与战争有关，但已赶不上时代发展的思想方法。变革看来使物质较之思想、战争潜力较之作战行动、工业和科学较之哲学处于更重要的地位。这种观点披上了现实主义的外衣。结果，“战略家”被认为是一群赶不上时代的腐儒；一切的努力都集中在战术和装备方面。可是正因为时代的发展迅速，所以这个时候更需要一种特别高明的远见——而只有战略才能产生这样的远见。法国人在1940年遭到军事上的失败，但德国人也同样未能消化其胜利的成果；其原因是双方对于情况的分析判断都犯了错误，双方都是在过分狭隘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判断的。
于是欧洲的世界霸权随之崩溃，剩下来的是面对面的两大强国，美国和苏联。两大强国之间的冲突由于有了核武器而显得更加可怕，现在已经对真正的和平与战争问题投下阴影，但并不能掩盖这样的事实，这就是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观念还不存在。我们只说一切都要归咎于新出现的核武器，但没有真正认清，这是因为我们缺乏一种全盘性的观念，以致不能预知和控制世事的演变。在苏联方面，很早就有人企图以马克思主义为起点研究战略，并在斯大林统治下，发展了一套以社会学为基础的总体战理论；这种理论是经不起技术发展的考验的。在美国方面，人们嘴上推崇克劳塞维茨，而实际上轻率地想解决完全以战术为基础的一整套技术问题。然而战略这个主题毕竟太重要，它终于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他们循着科学发展的新趋向，开始以一种分析的体系为基础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案。不多久，每一所美国大学都有了自己的研究机构，并都有充足的经费供其支配。研究论文大量积累，许多几乎是故弄玄虚的抽象思想体系建立起来。然而，正是这样，现阶段最需要的全面战略中的某些精粹内容开始一点一点地问世了。不过，这种热烈的思想追求对于欧洲却难以产生影响。某些材料偶尔也有人研读，但一般说来，欧洲人都认为只要采用美国的术语和美国的装备就够了——因为人们还是相信装备比思想重要，虽然没有人公开承认这一点。尽管法国的雷蒙特·艾仑和英国的利德尔·哈特都是研究战略问题的，但他们的思想对一般的人民，甚至军人，都不曾产生影响，军人还是只根据技术的进步与战术来考虑问题。但是由于核武器的出现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再加上印度支那、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等战役失败的教训，这多少使人们模糊地认识到，有必要更好地了解有关战争的一切现象。所以这似乎是很自然的希望：早在1915年被判死刑的战略，现在将恢复生命并进入鼎盛期。
第一节 战略的分析
战略的含义
战略这个词作何解释？
依照军事战略的传统观念，它应该指运用军事力量以达到政治策略所定目标的一种艺术。这个定义是利德尔·哈特1929年拟定的，与克劳塞维茨的定义并无太大的差异。雷蒙特·阿龙在他的近著中，几乎一字不漏地照抄这个定义。
依我看，这个定义的局限性太大，因为它只说到军事力量。我愿予以修正如下：一种运用力量使之对于政治策略目标的达到作出最有效贡献的艺术。不过，这个定义对于整个的战争艺术都可以适用。按照传统，战争艺术分为战略和战术，最近又加上了第三个部分，那就是后勤。如果战略既非战术，又非后勤，那它又是什么呢？战术显然是在会战中使用武器的艺术，其方式要能使武器产生最大的威力。后勤是补给与运动的科学。二者所关心的都是“物质因素的相互作用”，所以二者更多地具有物质科学的性质，例如工程学。
劳埃德曾经划清“天赐的火花”与“物质因素的相互作用”之间的区别，而在拿破仑的词汇中“天赐的火花”就是战略。从这里只要再前进一步（这是常采取的一步），就可以把战略等同于天才的火花。但是又有人说天才就是一种无限度忍受痛苦的能力，所以不管是不是天赐的火花，战略必须以思想和理智为基础。如果它既不是一种物质科学，又不是政策的一个方面，那么它又是什么呢？
依我看，战略的本质就是一种抽象的相互作用，用福煦的说法，它是从两个对立意志之间的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战略是一种艺术，它使一个人不管使用何种技术，都能驾驭任何意志冲突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其结果也就能使技术的使用发挥最高的效率。所以，它是力量的辩证法艺术，说得更精确一点，是两个对立意志使用力量解决其争执时所用的辩证法艺术。
这个定义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而措词很普通。但如果我们要想了解战略的思想过程，以及由此所产生出来的原则，就必须从这个水准上来思考。
战略的目的
一旦开始研究战略的目的，上述定义的重要性就很清楚了。
可以认为，战略的目的就是对于所能动用的资源作最好的利用，以达到政策所拟定的目标。这个目标又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性质，或者是进攻性的（例如胁迫对方接受某种不利的条件），或者是防御性的（例如保护某些地区或利益），也可能只是维持政治现状而已。因此，十分明显，象克劳塞维茨提出的“决定胜负是会战中胜利的结果”这个公式并非对于所有的目标都适用。只用下述这条一般原则可以适用于一切情况：不考虑解决问题所用的方法，而只考虑想要达到的结果。这个想要达到的结果就是迫使敌人接受我们想强加于它的条件。在这种意志的辩证法中，当对敌人己经产生某种心理效果时，问题就已经解决了：那也就是说，他已深信再发动或继续斗争都是无用的了。
自然，这种结果可以用军事胜利来获得，但那并非唯一的方式。有时，军事胜利可能是无法获得的（例如对阿尔及利亚的反抗力量）；其他的方式可能更为有效，这常为事实所证明。如果能从正确的角度，也就是从敌人的心理反应的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则对于什么是决定性因素，就能够获得正确的认识——而且根据同样的道理，我们就可以确立一个思想过程，使其对于战场上的直接军事胜利，以及所谓新的核威慑战略，都能同样适用。
在对于克劳塞维茨的分析中，列宁曾经创造了经常为人所引用的格言，明白地指出决定性因素是心理性的。他说：“在战争中最正确的战略就是尽量延迟行动，直到敌人的精神崩溃，足以使一个致命的打击变得可能和容易时才动手。”不过，他是作为一个革命者来考虑问题的。他把政治行动看成是一种心理上的炮火准备——这和克劳塞维茨的古典的军事观念恰好相反，后者认为要用军事的胜利来摧毁敌人的精神。所以，照我看来，可以拟出一条普遍性的原则如下：要想解决问题，必须首先创造、继而利用一种情况使敌人的精神大大崩溃，足以使它接受我们想要强加于它的条件。
这就是对立意志的辩证法中的基本原则。
战略可用的手段
当我们再进一步考虑战略所应用的手段时，这种正确的推理过程就更为清楚了。
要想达到所要求的结果，战略必须有一整套可用的手段，包括从核轰炸到宣传鼓动或贸易协定这个范围的所有的物质和精神手段。战略的艺术就是要从所有可供使用的手段中，选择最合适的手段，并且配合使用，使它们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压力，足以达到所要求的精神效果。
要想选择最适当手段，必须根据自己的能力选定敌人的弱点。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分析什么是我们所要求的决定性精神效果。我们想要使谁屈服呢？最后必定是敌方的政府；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在领袖人物身上做工作，可能比较容易（例如在巴特·戈德斯贝格或慕尼黑的张伯伦）。所选择的论据必须是他们所最易接受的。有时，最好的方法是直接针对某一部分舆论做工作，这种舆论可能影响对方的政府，或其同盟国的政府，或联合国组织。如果争执的问题颇小，则这样的压力也就足够了。如果所争执的问题比较重大，也许就必须采取行动，包括使用武力。但在选择手段时，还需要对敌方的弱点和我方的能力都加以充分的考虑。举例来说，一个传统形式的军事胜利也许是不可能获得的，或是冒险太大的。如果是这样，也还有其他许多方案可以采用：（1）以引起国际行动为目的的革命暴动。例如在慕尼黑会议之前，苏台德区的日尔曼人所采取的行动。（2）以推翻政府为目的的暴动。例如1948年在布拉格发生的政变。（3）经济压力。例如1935年对意大利所作的经济制裁。（4）与国际压力相配合的长期游击战。例如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的对抗。在作选择时，还必须分析：在所有各种可能的方案中，哪一种最足以对敌人领袖的思想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最后还是必须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其目标是什么？是否应根据克劳塞维茨的学说，以“消灭敌人军队”为目标？这是否可能？如不可能，则是否应以局部的成功为满足（例如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如果应当这样，则应在何处寻求成功？敌人的哪一部分兵力是它的生存所必需的（例如在英国为海军，而在法国则为陆军）？哪个地理区域是它的生存所必需的？对其首都的占领是否极为重要或者毫无价值？是否仅作毁灭的威胁就够了？如此等等。这种分析工作必须不断地进行，直到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些手段，我们既有能力使用它们，而它们也适用于产生我们所要求的结果。
战略计划
现在就可以做出战略计划来了。我们讨论的是辩证法问题；所以对于每一个拟议中的行动，都必须计算敌方可能的反应，并做好防范的准备。敌人的反应可能是国际性的或国内性的，是心理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或军事上的。所计划的每一个连续性行动和对于敌人反应的对策，应综合成为一个相关的整体，其目的是确保执行计划的能力，而不受敌人抵抗的影响。如果计划是良好的，则应无挫折的危险。其结果就是一种“防风险”战略，这种战略的目的是要确保我们自己的行动自由。自然，战略对于导致最后解决问题的一连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