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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注意的是，在今天，这种根本性的差异对于我们的全面战争观念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陆上战略的目的是瓦解敌人的组织，所以它凭借计划和谋略来实现决定。空中战略则纯粹以物质性的毁灭为目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以工业潜力作为计算的基础。在我们对于现代战争的思考中，这两个观念既互相冲突，又互相结合。关于这一点，我以后还要再加以讨论。
第三节 陆上作战的战略
在军事力量所进行的战争中，会战的行动时间是极有限的。所使用的兵力必须首先使其达到可以互相搏斗的距离，自然，每一方都试图在对自己最有利的条件下进入会战。构成这个过程的部署和调动的总和就称为“作战”。
作战的结构
作战也象会战一样，甚至还有过之。由于武器和装备的改变，作战也处在大范围的演进之中。也还有其他的因素企图使作战发生更大的变化，例如地形以及与所使用的兵力及其机动性相比的战场大小。
第一阶段：作战和会战有区别而各自独立
这个第一阶段包括的时间很长。从古代一直到18世纪末叶。在这个时期中，作战与会战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其原因是在整个这一时期中，装备的条件使一个孤立的分队只能具有一种极有限的抵抗能力。要想在行动时获得安全，必须经常保持兵力集中。当时的军队规模相当小，所以在空间中只不过是构成一个点而已，其一切的努力是为了击败空间另外一个点，也就是敌方的军队。此外，一支军队在摆成“战斗序列”之后，也就是延迟几个钟点到一整天之后，才能开始战斗。因此，当两军遭遇时，一方或双方都经常可以用撤退的方式拒绝会战。一支军队可以向敌方要求会战，也可以接受敌方的会战要求，但也可以拒绝。这就是所谓“互相同意的会战”。
在这种环境中，作战的目的就是强迫敌人在对他不利的条件下接受会战。其方法即为侵入和蹂躏他的国土。为了使这种作战方法归于失败，防御者可以利用一种棋盘式的据点体系掩护自己，而军队则在棋盘上运动。结果，进攻者为强迫防御者出而应战，不得不围攻某些重要的城市，并以占领它们相威胁。这种以筑垒城镇网为基础的作战方法，就成了作战艺术的最高表现，在17世纪尤其是这样。后来人们认为这种战略是胆小的表现，但事实上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十分明显，这是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答案。而且，会战总是一种冒险的行动，其结果可能对整个战争的结局产生好的影响，同时也减少了军队本身所代表的巨大财富。所以一个将军将会作一切的努力，使自己只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接受会战；或者他确认自己拥有巨大的数量优势，或者他认为在地形上据有高度有利的位置，这些都使他有几乎必胜的把握。其结果是战争往往旷日持久，而不具有决定性，其间穿插着一些围城战。这种观念是非常合乎逻辑的，沙克斯元帅在其所著《战争艺术总论》中，对此作了清楚的论述：“我是不欣赏会战的，而我也深信，一个称职的将领可以打一生的仗而不被强迫接受一次会战。应当常用局部性的战斗一点一点地消耗敌人。这是使敌人屈服和达到我方目的的最有效方法。我无意暗示，如果有击溃敌人的机会出现，也不应向敌人攻击，而只是说，使战争摆脱会战带来的危险是可能的。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这位将领就已经尽善尽美了。”这就是古代作战的性质和目的。许多人认为这是指导战争的软弱无力的方法，还认为这样的观点是作者过于小心谨慎的表现。这些议论是多么错误！
第二阶段：作战和会战有区别但互相联系
但是到了18世纪末，有一些最好的军事首脑，例如普希古尔，弗拉德，尤其是吉伯特开始明白，新的武器将使一种更具有决定性的作战形式变为可能。已经发生的事实是滑膛枪的发展使火力大为增强，这就有可能采用三列的单薄战斗序列；同时这转而使筑垒的防线越来越扩大，最后导致一切作战行动的瘫痪。于是战争无限期地拖下去。火力的增强意味着一个孤立的支队都能作长久的抵抗。所以现在一支军队可以分开运动，并能从农村取得给养。这就是这个时代的伟大理论家所发明的“区分的原则”，这个原则开辟了一个美好的前景，注定了将在作战的艺术上产生一次伟大的革命。吉伯特曾经呼唤“新的亚历山大”将他的理论变为实践。回答他的祈求的是拿破仑，他是了解这种新发展所带来的一切可能性的第一个人。
拿破仑作战体系的基础，把以下两个不同的组织形式严格区分开：一是由疏开队形编织成的散松的网，这是他用于作战的部署；二是会战要求的集中部署，他的敌人还是依照传统的老规矩行动，或多或少地保持集中的方式。拿破仑的那种广为分散的部署，使敌人无法看出他企图在哪里集中兵力，以迷惑敌人，并使之瘫痪。如果敌人静止不动（如在乌尔姆），他就可予以包围，或者做得更好些，即迂回到敌人后方并切断其交通线，从而迫使敌人反转身来背向正面战斗（如在耶拿）。不管怎样，甚至在不利的条件下，他总能够使敌人无法撤退，被迫接受会战。所以在这个历史阶段，支配的因素是作战而不是会战。战争又再度变成了一种具有决定性和压倒性的行动。
在拿破仑时期，作战的技术固然是活跃的，但它还是要以后勤为基础。其基本内容就是一连串的行动计算（是否有集中的可能性，各部队是否能互相支援，敌人能否被包围等等），再加上使这些行动变为可能的后勤计算。此外，拿破仑的军队行动敏捷，所以能很快地投入战斗或脱离战斗。因此他的作战战略就使他能够连战连胜。
不过，慢慢地他的敌人也学会了这套游戏规则。他们逐渐地不再跟着拿破仑的曲调跳舞了。结果，在他们这一方也采取散松的网式作战部署，以掩护战场的大部分。因此我方再按拿破仑传统模式行动就日益困难。最后，法国在资源方面的全盘劣势导致拿破仑的失败。
人们从拿破仑的作战战略中获得的教训，往往是错误的，因为他们以为在他的行动里可以找到一套普遍有效的答案，而事实上，那些答案只在当时的条件下有效。我们不应因为这位大皇帝的计算所具有的数学正确性而受骗，事实上，他有其他的优势。他的思想远比他的敌人先进，而且法国陆军是在革命的旗帜下作战的，这个政治光环增强了他的优势。几乎在任何地方（例如意大利和日尔曼），爱国者们都给予法军以帮助和抚慰。但是，当不再有爱国者的时候，例如在西班牙和俄国，他的那种作战方法所冒的危险就太大了。拿破仑以后，就再没有人能够运用他的那种作战体系。
第三阶段：作战和会战合而为一
拿破仑体系的消亡还有一个更具决定性的原因。那个体系，对于火力曾一度是最为适应的。但随着火力的继续增强，拿破仑的战略就不灵了。在19世纪时，火力和军队的数量同时增加，使得本来适宜于运动的部署，越来越快地转变为会战所要求的部署。过去为了运动而作的部署，是用平行纵队组成的广为散开的网，现在却变成了“正面”，无论是为了运动还是为了会战，在地面上的部队都足够密集，可以构成一道几乎连续不断的人墙。在演进的最后阶段，作战和会战合为一体。沙克斯元帅和拿破仑运用的那种古老的作战艺术就完全消亡。而会战的战略变得像过去的作战战略同样重要。火力的突破行动变得困难了。因此，重要的作战变为把正面延伸得宽于敌人，以实施对其未设防侧翼的包围（例如沃尔斯、色当、沈阳之战，以及施利芬计划）。由于武器生产成本日益低廉，加上征兵制的普遍实施和铁路的出现，这就有可能建立和维持越来越庞大的陆军，同时正面日益加宽，而防御的人力可以不断减少。
这样，就出现了当时人士所不理解的新发展，这就是：要使对敌人侧翼的包围具有决定性作用，只有迅速予以实施，不让敌人有时间撤退或动用其预备队。只要正面仍相当狭小，而敌方预备队的机动性并不比我方实施包围的兵力高，这种局面就可以造成。但是到了1914年，这种部署也没有效果了；这时正面已延伸到了两百哩的长度，而施利芬计划的目的是用徒步前进的步兵去包围法军的一个侧翼。在侧面受到迂回时，正面采取撤退的方法自救。忠于这一时期战略学说的敌人又发动了一个新的迂回运动，结果又受到反迂回。这就是所谓“奔向大海”，它标志着包围战术的最后破产。于是，正面一直从瑞士延展到北海，作战的活跃时期就告一结束。
第四阶段：战斗正面与战场共终点
横跨整个战场，构成一道稳定的正面，这是双方都感到十分惊奇的现象。然而，在美国内战和日俄战争时，就已见到这种现象了。在那两次战争中，野战工事曾大规模地被使用，不过仍存在开放的侧翼，就是说迂回的行动仍有可能发生。出现这样一条连续、固定的战线，是由于下述两个事实：步兵装备了机枪并得到有刺铁丝网及堑壕的保护，其防御能力已非常强；同时所用兵员的数量非常大。因为迂回的行动已不再可能发生，于是作战或会战都只剩下了一个企图，就是突破敌方的正面，以求随之恢复作战的机动性。
所以，战争现在似乎不再是一个运动的问题，而是一个火力的问题。其要点是首先集中足够的装备（火炮和弹药），以摧毁敌方的正面，然后再使用大量的步兵来扩大火力所造成的缺口。正如包围行动的失败是由于迂回的侧翼缺乏适当的机动性，现在，突破行动的失败同样是由于以步兵实施攻击，不能象敌方的预备队那象可以利用铁路或公路实现快速运动。于是攻击陷入“口袋”，这使参谋部的军官们大失所望，他们不了解战术机动性的重要性和可能的效果。突破既已不可能，于是作战退化成为消耗战（凡尔登和索姆河之战），而人们却自我安慰地说，他们正在消耗敌方的预备队。福煦终于想到一种连续有限攻势的作战观念，其目的是制造许多可以互相支援的“口袋”。不过，在法国这种战术必须使用大量的资源。作战，或者如当时所称的“战略”，除了双方在物质资源上作拼命的竞赛以外，就再无其他的意义。我们正是带着这个原则，进入1940年的战争的。
第五阶段：会战成为作战的准备
1940年的战役显示了上述这个原则的失效。在战术方面的新因素是飞机和坦克的结合，面对着我们的静态直线式的正面，敌人到处都可以实现迅速的突破。其原因是攻击的战术机动性与对方的预备队的战略机动性相比，终于已经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水平。这样，运动战又再度是可能的了。作战于是分成了两个阶段：先是短促而猛烈的阶段，这时供突破之用的兵力进入位置，发动攻击；接着就是扩张的阶段，进行深入的穿透和包围，这是具有决定性的行动。说来也奇怪，这恰好是18世纪体系的复归：会战的行动在前，并构成决定性作战的准备。运动因素又再度占有主要的地位。
不过到了上次大战的末期，这种发展有点过时了，这是因为防御的战术已经使突破的行动变得不那样容易。在苏联和西线的作战都包含一连串的会战，每个会战后面都接着有一个扩张的阶段。在第一阶段内的主要因素为攻击能力，在第二阶段内则为机动性。几乎没有一次作战象18世纪那样纯粹是运动，也许唯一的例外是在利比亚，因为在那里的兵力与广阔的战场相比太小。所以作战与会战仍然混为一体。
此外，在1939年到1945年之间，有一个新的作战概念第一次应用于实际，这就是：利用空军所造成的消耗，也有实现决定的可能。在30年代，这个概念各自同时在英国和意大利发展起来，其前提是陆军已不能实现一个决定。事实上，从杜黑的观点来看，由于当时的战术限制再加上阿尔卑斯山的障碍，陆军是软弱无力的。英国皇家空军也希望仅凭空中行动来决定胜负，尽管事实上，1940年刚刚证明在陆上仍有决定胜负的可能。于是英国的轰炸机指挥部以炸毁德国为己任，以后他们又获得美国人的增援。所使用的资源非常巨大，其消耗也很惊人，但轰炸本身却没有决定意义。正象1918年一样，战争的胜利是一连串陆上会战或陆空会战的结果，封锁和轰炸造成的消耗起辅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