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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代康亲王：杰书子椿泰，袭。康熙四十八年，薨，谥曰悼。
第六代康亲王：椿泰子崇安，袭。雍正十一年，薨，谥曰修。
第七代康亲王：杰书子巴尔图，袭。乾隆十八年，薨，年八十，谥曰简。
第八代康亲王：崇安子永恩，袭。乾隆四十三年，复号礼亲王。袭爵垂五十年，淡泊勤俭，出处有恆。嘉庆十年，薨，谥曰恭。
第九代礼亲王：永恩子昭梿，袭。嘉庆二十一年，坐陵辱大臣，滥用非刑，夺爵，圈禁。
第十代礼亲王：昭梿从弟麟趾，初封辅国将军，嘉庆二十一年袭，父永諲，乃崇安子、永恩弟也。追封礼亲王。道光元年，薨，年六十六，谥曰安。
第十一代礼亲王：麟趾长孙全龄，初封奉恩将军，袭，父锡春，追封礼亲王。道光三十年，薨，年三十四，谥曰和。
第十二代礼亲王：全龄第三子世铎，袭。逊位后三年，薨，年六十八，谥曰恪。
第三代礼亲王：世铎长子诚厚，初封不入八分公，1913年袭。薨，年五十三，谥曰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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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亲王多尔衮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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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十月二十五日降生在赫图阿拉，生母阿巴亥。这时，努尔哈赤已不再是地位低微的小部落头领，而是统一了女真各部的“聪睿恭敬汗”，并且正在进一步发展统一事业，为建立清朝奠定基础。当多尔衮诞生未满百日，努尔哈赤就率大军进攻乌拉，最终灭亡了其妻阿巴亥的母国，多尔衮母子面临着被打入冷宫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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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英雄出少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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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十月二十五日降生在赫图阿拉，生母阿巴亥。这时，努尔哈赤已不再是地位低微的小部落头领，而是统一了女真各部的“聪睿恭敬汗”，并且正在进一步发展统一事业，为建立清朝奠定基础。当多尔衮诞生未满百日，努尔哈赤就率大军进攻乌拉，最终灭亡了其妻阿巴亥的母国，多尔衮母子面临着被打入冷宫的危险。但是，由于努尔哈赤优待降顺者的政策，以及阿巴亥富于心计，善为周旋，使他们母子安然度过难关。天命元年（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年号天命，两年后以“七大恨”告天，发动了对明朝的进攻，揭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在对明战争节节胜利中，后金内部的矛盾斗争也不断发生。天命五年（公元1620年）九月，努尔哈赤宣布废黜大贝勒代善的太子名位，而“立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铎、多尔衮为和硕额真”（和硕hoso，满语为方和角的意思，放在爵位之前有管辖、管理一方的意思，额真ejen，意思是主人，和硕额真直译为管辖一方的主人的意思，即旗主），共议国政。也就是说，从此时起，多尔衮以八龄幼童跻身于参预国政的和硕额真行列。
这样一个改变后金政治格局的重大行动，是从当年三月努尔哈赤休弃衮代皇后富察氏开始的。当时虽然给大福晋富察氏头上加了四条罪状，但是都缺乏足够的根据，例如四大罪之一，便是代善与富察氏关系暧昧，实际上，是有人对他们进行陷害。富察氏被休弃之后，取代她作为大福晋的正是多尔衮之母阿巴亥。这样，努尔哈赤爱屋及乌，多尔衮及其兄弟阿济格、多铎地位上升便在情理之中了。
阿巴亥，乌拉纳喇氏，她是海西乌拉部贝勒满泰之女，满泰死后为其叔布占泰收养。乌拉部在吉林乌拉街一带，辖区辽阔，人口众多，又有貂参之利，是海西女真四部中实力最强者。当时努尔哈赤为了统一海西女真，对乌拉部采取团结拉拢的联姻结盟政策，将自己的侄女和女儿许给布占泰为妻。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布占泰亦运用同样的手段，以缓和乌拉与建州的矛盾，亲自把年方12岁的侄女阿巴亥送往建州费阿拉城，嫁给比她大31岁的努尔哈赤为妻。阿巴亥，聪明美貌，强大的乌拉部为其后盾，因此努尔哈赤不敢轻视慢待，在诸福晋中最受宠爱。不过生活在古代皇室的女人，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无忧无虑，温馨如意。他们伴君如伴虎，荣辱沉浮瞬息变幻，不知何时就会祸起萧墙。到了后金天命五年（公元1620年）三月，她被告发与大贝勒代善之间有不正当的暧昧关系。努尔哈赤对代善这种欺君蔑父的行为十分痛恨，不久就废除他作为后金汗的继承人。而对阿巴亥，怕丑事外扬有失自己的名声，虽然暂时没有追究，但是夫妻间出现了很深的感情裂痕。
然而一波未平，另波又起，紧接着阿巴亥私匿财物的罪行被一个小庶妃揭发，努尔哈赤对她更加愤恨，地位一落千丈。尽管母亲阿巴亥失宠，多尔衮在诸贝勒中受到歧视，但是其父努尔哈赤仍然很喜爱他们兄弟三人。同年九月，努尔哈赤提出不再立嗣子，由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多尔衮兄弟三人皆为和硕贝勒。后来努尔哈赤又将两黄旗的大部分牛录分与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子，多尔衮年龄虽小，却受到努尔哈赤的钟爱器重。在努尔哈赤去世不久之后，他最宠爱的大福晋阿巴亥被四大贝勒逼迫生殉，理由是努尔哈赤有遗嘱在先：大福晋虽然年轻貌美，但心怀嫉妒，常常使汗王不快，如果留下，将来恐怕会成为乱国的根源，所以必须殉夫。按当时的习俗，妻殉夫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爱妻，一是没有年幼的儿子，阿巴亥虽然符合前一条，但她确有两个幼子需要抚育，而且她不相信汗王会留下这样的遗言，她要据理力争。但是，四大贝勒告诉她：这是汗王的遗命，他们纵然不忍心、不愿意，却不敢不从。而且，从殉的仪式都已经准备好了。按规矩，当殉者盛装坐炕上，众人对之下拜，然后以弓弦扣颈勒毙；若殉者不肯殉，则群起而扼之，至死为止。到了这一步，阿巴亥还有什么办法？她只能屈从，换上礼服，戴满珠宝饰物，虽然照规矩殉者不得哭，她还是哀告诸贝勒，请求他们照顾她的幼子多尔衮和多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她还说了些冠冕堂皇的话：“我自十二岁侍奉汗王，丰衣美食已二十六年；汗王恩厚，我不忍离开他，所以相从于地下。”
女真族与蒙古族一样，有父死子娶庶母、兄死弟娶嫂的传统习俗，努尔哈赤自己就从死去的族兄那里继承了嫂子衮代为大福晋，而且他自己也公开表示过他死后由代善继承阿巴亥。现在，阿巴亥出于对未来地位的考虑，提前向身为储君的代善传情，表达自己的倾心爱慕，可谓预做准备，原也在情理中。须知，努尔哈赤已经年过花甲，须发苍白，而阿巴亥正当三十岁的盛年，最是女人丰姿绰约的成熟时期，老夫少妻、白发红颜，很难不生外心。再说，拿贼要赃，拿奸要双，并无通奸的确证。所以，努尔哈赤赦免了大福晋的死罪，但予以休离。
人们不禁要问，一个毫无地位可言的小庶妃如何胆敢去告深受汗王宠幸、贵有三子的大福晋？而且牵连自领两旗、居参政“四大贝勒”之首、老汗王欲立为太子的大贝勒代善？诬告大妃与代善关系暧昧的邪风从哪里刮起？人们不难看出，这一切皆缘于爱新觉罗氏家族的权力之争。因为老汗王年事已高，汗位的继承人为谁已成为诸子侄中明争暗斗的焦点。因为努尔哈赤时代在政治上实行八旗制，以八旗和硕贝勒“共理国政”，即以八旗旗主分权统治的制度；在经济上则“予定八家但得一物，八家均分之”。军事上凡行军打仗亦以八旗旗主为统帅，各有统属，联合作战。这就必然形成八个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实力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集团统治，也就会在汗位继承上导致“诸王争国”的恶劣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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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英雄出少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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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八旗人马中，皇太极掌握两黄旗，代善掌握正红旗，阿敏掌握镶蓝旗，莽古尔泰掌握正蓝旗，所余镶红、正白和镶白三旗旗主，分别是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在他们分别只有十九岁、十二岁和十岁的时候，就成为拥有一旗、与诸兄并驾齐驱的权势很大的旗主。诸兄能够成为旗主，完全是因为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流血拼命，而幼弟恃母亲受宠而得汗王厚赐，怎能让人心服口服？
阿巴亥的三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所掌握的力量已经超过四大贝勒中的任何一个，如果再有他们的母亲阿巴亥以国母之尊联缀其上，那么其他五位旗主谁不畏惧？谁又敢不服从？那么阿巴亥就能因此而左右八旗、左右整个大金国的政局，破坏八王共执国政的均衡，对大金国、对他们每个人，尤其是对与阿巴亥有宿怨的皇太极和莽古尔泰，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必须除掉阿巴亥。因为除掉这个总挈首领的母亲，就容易使三个同母兄弟分离，不能形成三人联合的雄厚力量。一旦多尔衮、多铎成年，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一定要马上将他们的母亲处死，才能保证后金政权的稳定。
而且，更重要的是，努尔哈赤临终之时，只有阿巴亥一人守在身边，她向诸位皇子传达老汗王的遗嘱是“多尔衮嗣位、代善辅政”的努尔哈赤的临终遗命。遭到四大贝勒的断然否定，他们是有道理的，因为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不但汗王生前反复强调，而且书写成训示交给了每位贝勒，白纸黑字，证据确凿；而所谓的临终遗言没有第二人能够证明，即使汗王真的在去世前的昏迷中说了类似的话，也只能视为错误的命令，不可执行。但是这个女人既然放出了所谓“临终遗言”，即便不能把家族推向斗争的血海，也会埋下不睦的种子，早晚酿成灾祸。而且，皇太极地位声望渐隆，怎肯将皇位让给还不懂事的多尔衮呢？所以大福晋没有别的选择，她必须死去。
从上面的情况来分析，导演努尔哈赤大福晋生殉这场惨剧的应该是四大贝勒，而不太可能是努尔哈赤遗嘱所命，她的殉葬反射出爱新觉罗家族说不清道不明的皇权之争。此时多尔衮只有15岁，父死母殉对这个少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家庭悲剧使他深深感到人世间的冷酷无情，故养成孤僻、放荡、任性、残暴的性格，这对他一生的成长和政治生涯，都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
天聪二年（公元1628年）二月，十七岁的多尔衮随同皇太极进军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获敖穆楞大捷。因其作战英勇有功，深得皇太极赏识，被赐以美号墨尔根戴青，意为聪明王。从此，聪慧多智、谋略过人的多尔衮，逐渐成为后金军的主要统帅之一。多尔衮几乎是每战必出征，而且每次都表现得无比英勇。
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他随皇太极自龙井关入明边，趋通州，直逼明都北京城下，败明的援兵于广渠门外。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又随皇太极攻明于辽西。大凌河之战，他亲自冲锋陷阵，直抵大凌河城下，城上炮矢猛烈，后金军颇有伤亡。事后，皇太极怒责他的部下不加劝阻，说：“墨尔根戴青亦冲锋而入，倘有疏虞，必将你等加以严刑，断不宽容。”攻锦州时，他又一马当先。祖大寿从锦州城头向南发炮，洪承畴军由南已向北发炮，多尔衮被夹击于中，几乎被击毙。以后祖大寿投降，多尔衮曾向他谈到当时的危险情形。祖大寿惶恐不安地说；“果有此事！如彼时炮中王马，为之奈何！”多尔衮则坦然说：“彼时两仇相敌，唯恐不中，大寿言不由衷，诚为可笑！”由于多尔衮在军事、政治上已经成熟和可以信赖，在天聪五年皇太极设立六部时，命他掌吏部事，更全面地参与军政大事。多尔衮不负皇太极的厚望。
天聪七年（公元1633年）六月，皇太极与诸贝勒、大臣探讨进一步兴国的大计，询问他们征明及察哈尔、朝鲜，何者为先？多尔衮以锐敏的目光，直抒了他的战略思想。他从夺取全中国的目标出发，力主以征明为先，他说：“宜整兵马，乘谷熟时，入边围燕京，截其援兵，毁其屯堡，为久驻计，可坐待其敝。”这种深入内地，消耗明朝国力，然后再与之决战的战略，深得皇太极的赞同，以后的几次征明，基本上都是照着这个方针行事的。
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五月，多尔衮从皇太极征明，克保安，略朔州。次年，在招抚蒙古察哈尔的归途中，多尔衮自山西平鲁卫侵入明边，在山西、宣大一带，又捣毁了明朝的宁武关，攻打了代州、忻州、崞县、黑峰口及应州等地，俘获人畜七万余。
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将左翼，岳托将右翼，自董家口等地毁明边墙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