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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知道狂人喊的“从真心改起”是指的改什么。而坚持“绝望的抗战”态度的狂人喊叫一通之后，也不清楚自己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的确，还没有人知道事情的深浅，因为连母亲都在吃人。
母亲想也知道；不过哭的时候；却并没有说明……
母亲也没有说不行。一片吃得，整个的自然也吃得。但是那天的哭法，现在想起来，实在还教人伤心，这真是奇极的事！
母亲还唆使和怂恿、勉励和奖励吃人。她从不说明。总是吃得那样自然而然，毫无破绽。她还对我谆谆诱导，那样真挚感人，总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她那样的哭法，好像有点过意不去似的，热泪盈眶地，就在她伤心我也伤心中吃人。这种一边哭一边吃，真是太奇怪了。或许，如果深挚的感情就是要吃，如果根据家族亲情非吃不可，如果，我们做人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好歹赖以为继的精神支柱，安身立命的归宿，正是以吃人为前提……这真不敢想，不能想了。
这是想不出的，想不清的。只能从自己的亲身体验出发来冒险发音：
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这些“疯话”，正是鲁迅的自我意识和深深的忏悔精神，是一种原罪感。这罪孽就是作为混迹于社会的正常人，自己也吃了“妹子的几片肉”。虽然是无意中吃的，虽然事实上是客观形势所至，是浑浑噩噩中的无知的吃，但毕竟是自己吃了妹子的肉。现在轮到自己，也只好忍着（“做一世牺牲”）罢。
一个人，除非因“见他”（精神分外爽快）的冲动而在恐惧中感受到这道德世界的全面包围；除非因“发狂”而陷入生存绝境，是不可能这样拼命喊叫的。这是血的蒸气，是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这里的“抉心自食”和“创痛酷烈”，是鲜明具体的感性和犀利的逻辑理性的结合，是道德文明中破天荒第一次的自我否定。这些“荒唐之言”，正是三十多年来鲁迅第一篇敢怒敢哭敢骂敢打、敞露血肉、记录自己生存真相的日记（这与他平时那从不涉及事情本身的流水账式的日记是多么不同啊）。这位狂人，他不但指出了不分层次、分不出层次、没有彼此、无处不在的吃人，他尤其还指出了国人的最大困难——也是他的最大觉悟——现在明白了自己的道德尊严即面子人格：一旦醒过来就会晕眩，说不出，讲不清，难于启口，实际上见不得“真的人”。
中国人历来相信“不知者不为罪”，难道对不知道（无意之中）做下的事也值得忏悔吗？狂人的回答是：是的，否则你永远也不可能知道，永远是“集体无意识”。忏悔、反省或发狂是第一性的，“知道”或自知之明只是结果；人的心灵永远是个有待认识的谜，而不是当下即能“返身而诚”地把握的本心或本性（“性本善”）。甚至儿童（“赤子”）即已有犯罪的萌芽，只是尚未自知罢了。
而这里的忏悔，并不是道德化的“悔过自新”（“吾日三省吾身”），不是要清除自身的“精神污染”（“洗脸洗澡”），即不是通过“检讨”来自辩和辩诬、标榜“本心”的纯洁而恢复良好的自我感觉；而是先有了“他们要吃我”、“我有勇气，他们便越想吃我”的感受；再察觉“他们一伙里面，也会自吃”，发现没有年代的满本道德历史都写着“吃人”两个字；最后觉悟到自己也在吃人，认识到自己原本（本心）就是有罪的：这浑浑噩噩中以“爱”和“恨”为名目的罪孽，与生俱来，与命同在；而“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惭愧。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还差得很远很远”。于是突然间，实在忍不住了，决定亲自发狂，即使人们“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也不顾了，索性“以疯作邪”，以更深更真切地体验自己的罪，并在极度恐惧中骤然迸发出“一不做，二不休”的疯狂勇气：说破大哥的吃人隐情，诅咒赵贵翁陈老五和人们狗们都是青面獠牙的吃人一伙，揭发母亲明明知道还伤心还是要吃，呻吟地说出自己也在吃……而且偏要说“从真心改起！……”在发作中，狂人的愤怒、强韧和羞愧、脆弱纠缠一团，勇气和罪疚难解难分，倾力冲动而颓然沮丧，不屈不挠而又无地自容，“天理”和人欲、面子和反叛、善和恶狭路相逢，而目标无法确定，他就在“万分沉重，动弹不得”之中把这发狂当作自己的生存之道。他现在知道了，要进入反省就必须“大病”，要忏悔就要发狂，好像是故意犯罪，以便有机会忏悔一样，必须拖着这病体挣扎作恶并承担自己的恶，不让人们按住自己的口，偏要说破隐情。而从此以后，再不可能有良好的自我感，只有“黑暗的心”。
可见，这种忏悔基于一种求生的本能，复仇的欲望。而这种自戕性质的复仇，是复仇者将自己分裂为二（见《野草》）：使两者“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旷野，在四面是敌中却“也不拥抱，也不杀戮，而且也不见有拥抱或杀戮之意”，使得蚂蚁式的看客们无聊和干枯到失了生趣，就这样完成了“无血的大戮”，而让自己去钉十字架。
狂人就是敞开了自身、解剖着自己、沉酣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抒发着大痛楚大悲悯的鲁迅。是他的热烈的生命激情，是他在长期压抑、苦闷、焦虑和挣扎反抗中的突然的爆发，是他这结晶了的沉重的悲哀和愤怒之火，使正常的看客和论者们以为是他在发疯，而根本不知道自己们在昏睡。而他在呐喊中不单发现了中国是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还发现这铁屋子就在自身之内，发现了自己一方面要反抗传统势力的外在压迫，另方面又背负着传统势力的内在压迫的矛盾，体验到作为“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无法彻底根除自己身上的传统劣根性的痛苦。
是的，在这无声的铁屋子里，只有发狂才能够触及灵魂，只有在疯狂中“自啮其身”，才能够揭示出事情真相。而这一场疯狂，自始至终发生在“太阳也不出，门也不开，日日是两顿饭”的家庭之内，表明家庭是窝里斗的基本单位，家族和亲情是吃人的基础：人们的全部传统道德观念的根基和价值依据，最终都可追溯到生物性的血缘关系。
然而，这位狂人，当他以对现实的清醒理解和对道德底蕴的透彻把握、以他绝望中的执拗和表演性的顽强，与一般人的愚弱麻木作了鲜明的对比之后，当他倾泻了热烈而冷隽挺峭的语句、敞露了他那蓬勃的生命和饱满的血液、并显示出他独特的严厉表情之后，他却一改狂热而响亮的令自己着迷的音调，仿佛实在是无可奈何，屈服于人们，把目光转向常人，而陷入困惑之中了：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这诚然也还是一声呐喊，却不再发狂而恢复了正常，而主要是面向“他们一伙”的倾诉了。这“救救孩子”的口号虽然真挚感人，却是空洞无力，而且无法落实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甘愿做一世牺牲；像一匹疲牛一样忍受还自视为“废物”，又甘心为张家耕地李家挨磨随便让人挤奶甚至被人宰割，这样自暴自弃的烂忠厚，连自己都救不出，又何能救孩子？孩子长大若成为又一条任人宰割的牛，便不能说已经得救；但要不被任意宰割，首先又得有不让人宰割的榜样，否则拿什么去救孩子？——然而，狂人（在发过狂之后）这种投奔集体的合群的自欺心态，却正是这道德文化的必然。
要反抗吃人的道德，就只能继续发狂，不让他们给自己治病，也不让他们安生，亦即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要活着不死，要“早愈”和“赴某地候补”，就只能回避事情真相，靠遗忘或忍从来敷衍苟延。二者必居其一，没有别的选择。这就是鲁迅站在“五四”的前列，作为反传统文化的急先锋呐喊之后，却又不得不陷入长期彷徨的原因。
鲁迅是不加入“与人奋斗”的革命队伍，不信任阿Q党或“做戏的虚无党”的；在他看来，在国民道德不能改变、个体素质普遍低下的情况下，任何外在斗争都没有什么意义。他“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他“梦见”和自己的坟墓对立，想从墓碣文中读出某种答案，搞清自己的“本味”，但终于还是无法回答，“离开”了。
鲁迅之所以凭着数量不多的作品而高踞于中国文坛的峰巅，就是因为他努力探索“本味”，他的深刻的文化心理批判，首先是针对着自身的传统毒素，落实在自我否定之上的。自我否定（“向死存在”）是能动的自我创造过程；人只有在疯狂般死里求生的途中，才有可能“走近鲁迅”。
现实中的鲁迅先生，是德高望重、光明磊落、最讲诚信的厚道人，而贯彻在《狂人日记》里的却始终是压抑和窒息，他就在阴森恐怖氛围中出场，按“自害的脾气”亲自担任精神变态者，将最敏感、最羞于启口的事（“吃人”）来大声叫喊，表达自己对“真的人”的向往并最大限度地承担起自己的罪，将自己驱赶到骚动不安的黑暗中，揭示出自己沉沦在地狱深处的真相。“他于是亲临地狱，坐在中央，遍身发大光辉，照见一切鬼众”，以他的“反狱的绝叫”造成醉心的大乐，“且去寻找野兽和恶鬼”，而终于，“是地狱门上也竖了人类的旌旗”！（《失掉的好地狱》）
显然，这地狱是他创造的，私人的地狱。他在这地狱里活着，将世俗的肮脏、猥亵和超世的神性的悲悯、将大恶心和大无畏揉为一体，让病痛直接发声，就像那只“也是从茅厕里爬出”却“蓦地跳了出来大喝一声‘其实都是蛆虫！’”——像那奇迹般的蛆虫一样（见《论语一年》）。蛆虫本来是无声的；而现在这位，竟卑微而顽强地喊出了自己的名字，就成为“特别的伟大的蛆虫”了。这呐喊企图在广大蛆虫中挑起矛盾，启动自审的机制；可惜没得到什么响应，因为所有的蛆虫都怯懦着，不敢相信奇迹。
人们责怪鲁迅偏狭和刻毒好斗，把人比作猴子、狗、垃圾、苍蝇、蛆甚至比作“大便和毛毛虫”，而且“一个都不宽恕”；但没有人理解他对这整个道德体系的反抗和诅咒正是他对民族（也是对人类）的爱的方式。其实，针对整体的大恨也就是爱。正因为爱，他才能“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迭淤积的凝血”，他才会“毒蛇似的在尸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驰”（《华盖集》）。因为爱，他才执守着灵魂上“人我所加的伤”，他对这铁屋子的“真的愤怒”才会导向憎恶自己和“自啮其身”，促成内在的灵魂撕裂。而昏睡的人们意识不到，见不到真的人，超不过自然（“天人合一”）的争斗，没有个体意志，没有自由的声音：这和没有语言能力的猴子等等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
语言是人的界限的真正标志；而失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主要的问题。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面对致命的自身矛盾，在巨大的精神张力逼迫下发明语言，对千古不变的吃人原则和平淡麻木作了一次强烈的冲撞，显示了他作为奴隶、苟活者、“求乞者”的“摩罗诗力”，以及作为“枭蛇鬼怪”和战士、作为孤魂野鬼和民族英雄的内在统一。
《狂人日记》是鲁迅自我解剖的开端。从自我意识出发而透视到道德吃人的狂人，体验了这道德的超稳定的僵固强大、吃人事业的不容置辩和“天经地义”，感受到自己面对传统势力时的软弱、退让、和必然的屈服。而他的硬骨头精神，就在于他处在矛盾中的倔强和坚韧的透彻态度。《狂人日记》发表后三年，他“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终于“言归正传”，以阿Q的名义进一步深入自我解剖，公布了他之所以不因疯狂而病殁、而混了过去、而“欣然活着”的秘方：精神胜利法。
《阿Q正传》是探讨国民灵魂的经典。一九二五年鲁迅在为俄译本《阿Q正传》作的序中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他是通过从精神悲剧（“精神胜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