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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性后果。“当时陈仪长官的部属中，如果有一个有为的政治家，也许可以不致闹到这般严重的地步。”“没有一个有为的政治家也好，只要有仁慈的人在而能够同情被害者，拿出几万元的抚恤金来慰问，民众的愤怒也一定会立刻消除才对。这实在太可惜了，由于坚持一个蠢念做到底，所以造成很多本省外省的死伤人数，这不是可怕的属于封建的官僚社会残渣作风，把一个人当做一只蚂蚁的错觉而发生的吗？”另一方面，作品也批评了台湾民众的做法，指出台湾青年收缴执法人员的武器，“想自动地维持治安”，“这种天真烂漫的行动中，道出了台湾人的稚气的一面，而另一面确是从政治上的无知而来的。”老古不愿参加事件处理委员会，他表示自己“没有政治知识”。他认为，“人有各自不同的专长。但是光复后的本省人，几乎完全得意忘形地连理发师也好，补鞋匠也好，都想当政治家，这实在是很糟的一件事。至于处理委员会完全是光复的缩影，由学者、参议员、国大代表、参政员起，其他各界代表，甚至连政治家的政字都不知道的爱出风头者以及虚伪的投机分子也很多混入在里面。”《无花果》，（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10月初版第7刷，第209、200页。通过主人公的眼光，作者重复了《黎明前的台湾》的观点，只不过在此处点出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
《台湾连翘》几乎是《无花果》中所叙写的主人公老古经历的完全再现。所不同的是，主人公的名字就叫吴浊流；细节更丰富；引用了更多的文献资料；作者还接着写了自二·二八事件发生后至《台湾连翘》写作完成的1974年12月间主人公的生活历程。更主要的区别是，作者对国民党当局的批判趋向激烈，尤其是揭露了国民党统治阶层内部的特殊既得利益集团——“半山”们的罪恶。
在《台湾连翘》中，作者再次抨击陈仪当局蓄意将单纯的偶发事件诱导演变为政治事件，为出动军队镇压提供借口，给了曾满怀爱国热情欢呼光复的台湾民众一记猛击；而且还通过一位P先生之口，披露一份列有两百多名台湾各界知名人士的逮捕黑名单，是由“半山”们拟具的。书中反复谴责“曾经被视为民族英雄，崇敬有加的返自重庆的半山们”，出卖了台湾本土人士，以迎合当局的恐怖统治，并借此达到排除异己、巩固自身既得利益的卑鄙目的。这些取得了代表台湾人地位的“半山”们，与当局相勾结，形成了新的贪污官僚集团。在作品主人公的眼里，“二·二八事件”也使台湾人分裂成超越派、妥协派、理想派和抵抗派。超越派对政治已绝望，不再关心时事；妥协派则改弦易辙，对当局不惜摇尾乞怜，沦为御用；理想派仍一心想挽回颓势，始终努力于批判性的诚实生活，以正直的言论追求自由和三民主义的实现；抵抗派则潜入地下，因无法活动，最后逃离台湾。“只因实施这样的恐怖政策，民心益发离去，遂造成同床异梦，本省人是本省人、外省人是外省人的心理隔阂，一如日本时代本岛人与日本人的关系。”《台湾连翘》，（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9月初版第5刷，第223页。
《台湾连翘》还叙述陈仪去职后，接任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晃了一下民主政治，还是脆弱地下台”。继任的陈诚集台湾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所推行的“耕者有其田”和“币制改革”使“本省人几乎个个被剥个精光”。更残酷的是，他大肆检举共产党人，提出“错百不能漏一”的恐怖口号。“出问题的家里只要被搜去名片，名片上的人便被检举，有合照的相片，也成了逮捕的证据。在‘错百不能漏一’的口号下，只要稍稍被疑，便被抓走。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台湾连翘》，（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9月初版第5刷，第237页。作者在书中将陈诚当局指为“军阀官僚独裁王的法西斯政府”，其所频施的铁血政策，乃“不亚于日本时代的苛酷政治”。书中尚写了“《自由中国》事件”，指出该杂志社社长雷震被捕之后，“宣扬自由民主的笔阵好像被阉割去势，从此偃旗息鼓了”。
《无花果》与《台湾连翘》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其传记性和历史学价值。因为自传体小说这一文体决定了它不是严谨的个人传记（如书中并未涉及作者在30年代曾写过“皇民诗”的事实，在素材的取舍和人物的刻画上，颇见小说笔法），也决定了它不是一部历史学著作。历史学作为一门知识学科，具有严格的学术规范，需要对素材进行严格的考据、求证、筛选、过滤等等。尽管吴浊流也是二·二八事件的见证者之一，但如果将《无花果》与《台湾连翘》作为关于二·二八事件的历史学著作来理解，这将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阅读。当然，我们并非说吴浊流书中关于这一事件的描写一定就是杜撰虚构，但它们只是一个作家对事件的了解与理解，而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或一个更全面、更高或更深层次地介入了这一事件的当事者的描述。况且，即使历史学家或当事人也无法再现历史的原貌。因为历史是过去的事件，它已随一去不返的时间而消逝。历史学的描述只能是对历史的接近或对历史本质的把握，而不可能复原历史的面貌。同时人们对历史的描述总是在现在进行，因此不可避免地打上现实的印记。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美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正是据此提出了“每一部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的历史”这一命题。［意］克罗齐：《历史和编年史》（高恒译），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初版，第400页。英国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美学家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认为，历史的思维也是一种想象的活动。但历史学家作品的想象与小说家作品的想象不同之处在于，小说家只有单纯的一项任务，即构造一幅一贯的画面、一幅有意义的画面。历史学家则有双重的任务，他不仅必须做到小说家的这一任务，而且还必须构造一幅事物的画面（像是它们实际存在的那样）和事件的画面（像是它们实际发生的那样），这种更进一步的必要性就迫使他要服从三种方法规则，而小说家或艺术家一般说来却不受它们的约束。这三种方法的规则是：首先历史学家的画面必须在空间和时间中定位；其次一切历史都必须与它自己相一致；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历史学家的图画与叫做证据的某种东西处于一种特殊的关系之中。历史学家或任何其他人所能借以判断其真理的惟一方式，就是要靠考虑这种关系；我们问一项历史陈述是否真实，实际上就是指它能否诉诸证据来加以证明。而证据不仅必须是历史学家此时此地可以知觉到的东西，而且他必须在心中带着正确的问题与它进行接触。“如果我们没有历史知识，我们就什么也学不到。只是到有人历史地思索它时，证据才成为证据。否则它就仅仅是被知觉到的事实而已，而在历史上却是沉默无言的。”柯林武德还指出，正如在一切严肃的问题上一样，在历史学的任何成就都不是最终的。可以用来解决任何给定问题的证据，都是随着历史方法的变化和历史学家的能力的变动而改变。用以解释这种证据的原则也在变化着，因为对证据进行解释乃是一个人必须运用他所知道的全部事物的一项工作，不仅要有知识，而且还有各种心理惯性和累积，而这些因素没有一样是不会变化的。正因为有这些永不停止的变化，“所以每个新的一代都必须以其自己的方式重写历史；每一位新的历史学家不满足于对老的问题作出新的回答，就必须修改这些问题本身；而且——既然历史的思想是一条没有人能两次踏进去的河流，——甚至于一位从事一般特定时期的一个单独题目的历史学家，在其试图重新考虑一个老问题时，也会发现那个问题已经改变了。”［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译本（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4月初版，第279—281页。柯林武德认为这并不是一种拥护历史怀疑论的论证，而是对历史思维的第二维，即历史学的历史的揭示。
恩格斯指出：“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转引自高哲、温元著、贾建梅主编：《马克思恩格斯要论精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8月初版，第248页。我们认为，如同真理一样，历史最终是可以认识的。但只有运用正确的方法，亦即只有遵循历史的规律，我们才能认识和把握历史；同时我们所认识的历史不是历史的全部细枝末节，而是反映历史本质的东西。因受到认识主体的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历史认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的主体也可能有不同的认识。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每一时代都会产生对历史认识的新的冲动，都会产生对历史的新的阐释。历史认识正是在这样的辩证发展中才能逼近和抵达历史真相。这也正是不断有关于二·二八事件的著作问世，而且对事件真相的叙述和解释也不尽一致甚至大相径庭的原因。比如，事件中的死伤人数迄今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台湾历史学者戚嘉林说：“二二八事件，本省人惨遭杀戮，其死伤人数，扑朔迷离，众说纷纭。有谓一二千人，有谓一二万人，台独人士则称有十余万人；无可讳言，官方报告则似欲减缓本省人对外省人的怨仇，其数据较为保守，台独分子则似借此刺激本省人对外省人的仇恨，以诱导并凝聚分离意识，而惟恐台人死伤不多。”
戚嘉林：《台湾真历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1月初版，第192页。
诚然，一个作家和历史学家的角色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吴浊流当然也可以写出历史著作，在历史学领域作出成就。但《无花果》和《台湾连翘》的自传体小说的文体表明，这种角色转换并不存在。虽然两部作品也采用了历史著作的某些方法，如史料的引证等，但这些方法的运用只是局部性的，它们并未对整部作品文体的性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无花果》和《台湾连翘》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们凸现了吴浊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社会批判意识，是吴浊流对光复后台湾社会的理性反思。
“知识分子”是一个需要界定的概念。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1929年至1935年监狱期间写的《狱中札记》中指出，如果以是否具有一定智能来区分知识分子，那么，“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他将在社会中履行知识分子职能者分为两类：传统的知识分子和有机的知识分子。乡村型知识分子（教士、律师、公证人、教师、医生等）属于传统的知识分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的有机的知识分子是工业技师、政治经济专家、新文化和新法律体系的组织者等人员。葛兰西认为，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要积极地参与实际生活，不仅仅是做一个雄辩者，而是要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劝说者’（同时超越抽象的数理精神）”。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的观念还必须从作为工作的技术提高到作为科学的技术，又上升到人道主义的历史观，没有这种历史观，一个人就只是停留在“专家”的水平上，而不会成为“领导者”（专家和政治家）。［意］葛兰西：《狱中札记》中译本（曹雷雨、姜丽、张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初版，第4、5页。
英国当代学者鲍曼（Zygmunt Bauman）则说，“知识分子”一词在20世纪初刚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是为了重申并复兴知识分子在启蒙时代的社会核心地位，重申并复兴知识分子在启蒙时代与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相关的总体性关怀。当时的“知识分子”一词是用来指称一个由不同的职业人士所构建的集合体，其中包括小说家、诗人、艺术家、新闻记者、科学家和其他一些公众人物，这些公众人物通过影响国民思想、塑造政治领袖的行为来直接干预政治过程，并将此看作他们的道德责任和共同权利。鲍曼认为，“知识分子”一词的外延并没有划定一个客观的边界，这个词语意味着一种召唤、邀请、被招募和自我应征。通过唤起人们的关怀、忠诚和促发自我阐明的活动，使得专家们和艺术家们，从某一领域的权威成为知识者团体的政治、道德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