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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构成人文科学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是达尔文发现了或重新发现了有机生物的进化。诚然，当人不再被设想为从一个绝对的起端开始就一成不变时，有关人类活动的全部问题当然就要以全新的方式来提出，因为人们已不能参照有关（预先形成的或预先确定的状态）确定人性的全部规范潜在性的最初情况，而是面对着因果解释的问题，这些问题迫使人们去研究从动物性脱胎而来的人类，根据何种事实因素竟能创造语言、社会、精神生活，发明技术和经济组织，简言之，产生了这数不清的结构。直到那时对这些结构的思考只认识到了其存在和最表面的特征，但从那时起问题就在于理解它们的形成。同时，即使这一历史形成的初期淹没在人类古生物学的神秘之中，整个有关变化的问题，无论是目前的或是过去的变化，在这种进化论观点的角度下，由于它要求解释性的分析而获得了全新的意义。孔德的实证主义学说既没有吸取拉马克进化论的教训，又创立于达尔文之前，所以它可以把科学的理想归结为根据规律作出预见这一唯一作用。而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更深刻的作用在于理解被孔德所指责、而被自然科学与人文正题法则科学所孜孜不倦追寻的现象的“生产方式”。
如果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因此曾对社会学产生过不容置疑的影响－－这一影响是从斯宾塞开始的－－那么它对科学心理学的影响就更为直接，因为精神生活与行为同生物机体的情况有更紧密的关系。达尔文本人研究过情绪的表达方式，他是比较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在人类心理学方面，虽然我们只知道史前人的技术，而对他们的智力功能和情感功能知之甚少，但进化的概念却推动了儿童心理学这种精神的胚胎学的发展，以及它与心理病理学的密切结合。心理病理学研究的是与发展所特有的整合相对称的分解。这也是为什么从十九世纪末开始，美国人把儿童精神结构形成的研究命名为“发生心理学”的缘故。
C．第三个对人文科学发展起决定性影响的是自然科学所提供的模式的影响。在这里还必须区分两个因素。第一个是十九世纪实证主义哲学以及各种科学主义形而上学所可能产生的作用，因为十九世纪的气候可以说是特别有利于科学精神向一切知识领域的普遍扩展。正是本着这种精神，譬如说，泰恩企图把文艺批评建立在自然主义考虑的基础之上，并写了《智力》这本书，把智力归结为“图像的珊瑚骨”。
事实上，这一哲学因素与其说在客观研究的细节上起了作用，倒不如说在动机或普遍还原论态度方面发挥了作用。反之，有些学者认为，同前一个因素多少相混的、而另外一些学者却认为显然有别的第二个因素，则是自然科学所启示的模式作用。关于这些模式，人们很自然地会问，它们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所获得的成功难道不能在人文科学中导致同样的成就吗？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实验心理学最初对知觉的研究。神经生理学使我们看到了外部刺激引起反应的种种过程，这些程序可以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在反应伴有意识状态如“感觉”或知觉的情况下，问题自然就在于客观地评价感觉并设法确定物理刺激与其被知觉的方式之间的正确关系。由此便产生了“生理心理学”，其大量学术成果至今仍然是有效的。因此，韦伯、费希那、赫尔姆霍兹、赫凌（Hering）以及其他许多学者的论述在十九世纪开辟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根本尚未走到尽头，因为主要问题依然是生理学领域与心理分析之间的协调。
同样，加尔东的人体测量学提出了一些有关测量的一般性问题，其中包括统计分析法和相关方法。他所作的努力应当被视为测验技术的起点之一。
至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全部关系问题，在这里无需多言，因为下文（第六节）还要谈到。目前我们只需指出：如果说，这二者的比较在初期尤其以还原倾向为其标志的话，那么学术研究的历史发展表明：一、应用借自自然科学的模式丝毫不排除对高级现象的特征的考虑；二、为人文科学领域所设计制定的许多技术反过来影响了生物学，甚至物理…化学。早在十九世纪，达尔文关于选择的思想就是部分地受到经济学和人口学概念的启发，而并不仅仅是受到饲养员人工淘汰的启发的。
D．过去各科学分支，如脱离了哲学这一最初共同树干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它们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划定问题范围的倾向和与之相结合的一些方法论上的要求。实证主义认为，这正是它主要的独创性，有一些“不变”的边界标志着科学的界限，因而按各个问题的性质本身就能区分出作为科学的问题和作为哲学的或形而上学的问题。实际上，只要对历史发展加以考察就能看到以下两点。第一点是，这些边界是不断变动的，各种科学也总是无限地“开放”的。例如，主体自身对自己意识的内省曾被孔德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并被他归类到形而上学的问题中去（因而心理学便被孔德从科学名单中除名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德国的伍兹布赫学派和法国的比奈系统地运用激起的内省以证明思想不能还原为精神图像，而是由真正的行为所组成的。这等于为智力与行为建立关系开辟了一条道路，为行为心理学开辟了一条道路。行为心理学自然把内省的作用缩减到了有限的程度，但这是经过一系列长久的系统实验，“客观地”提供了缩减的理由之后，而不是武断地加以规定的。
第二个观察到的基本事实是，如果哲学与科学之间边界的变动根本与各种问题的“先天”分配无关，人们仍然可以对这些边界的逐渐划定给予如下的确切理由。以实在总体为目标的哲学必然具有两个构成其独特性的特点。第一个是哲学不可能把问题彼此分开，因为它所特有的、应做的努力就在于统观全体。第二个是，在关系到整个人类协调时，每个哲学观点都假设一些评价和介入。这样，在有关价值不可还原的情况下，就排除了各种思想普遍一致的可能性（唯灵论或唯物论等等）。正是从这一观点上说，曼恩·德·比朗或维克多·库赞的唯灵主义内省不可能适用于孔德，因而孔德把它说成是形而上学的问题就不无道理了，因为内省的公开目的在于证明自由等等，也就是为无法取得一致的或事实上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种种信念作辩护。反之，一旦人们同意把问题同评价或信念诸问题分离开并把问题限定起来，使问题的解决从属于人人都能看到、都能检验的事实时，科学就开始了。这并不是说，人们事先就知道这些可限定的问题将会是什么，因为只有实验才能证明这种做法对或不对；而是说，人们力求把问题限定起来，以便思想能取得一致。伍兹布赫派和比奈正是这样利用内省以确定判断与精神图像之间的联系，把自由或心灵的性质等问题排除在他们的研究范围之外，从而走上了科学的道路，虽然是极限定的道路，而实践证明他们已取得了一致（尤其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德国人和法国人在开始研究时彼此是互不通气的）。
简而言之，有些科学如心理学、社会学、逻辑学等等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并不因为它们的问题永远属于科学的性质，与哲学无关，更不是为了事先发给自己某种高级精确证书，而仅仅因为，为了在学术方面有所进展，必须限定问题，把目前不可能取得一致的问题放在后面，而在那些人人都能看到、都能检验的领域里勇往直前。有时，同初始的共同树干的分离或分枝是默默无声的。逻辑学就是如此。它在其推理和代数的领域里，轻而易举地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方法与自主，因而不免使外行人感到眼花缭乱，难以遵循。在其他情况下，宣告独立则比较引人注目，如心理学。因为在心理学方面，人人都自认是行家，而且费了许多时间，人们才承认它的专门性研究的地位和有效性。但是所有这些情况都是在相似的专门化原则的启示下前进的，而专门化则出于在应用共同的和相交的方法上取得一致的需要。
E．于是构成人文正题法则科学建立的第五个决定性因素就是对这些方法的选择。我们将在下文（第六节）讨论这些方法的特征。在这里需要强调的，从它们的历史发生的角度看是它们作为检验工具所具有的普遍决定性作用。一门科学只能在充分限定问题之后成立，这样就可以划定研究范围，使思想有取得一致的可能。在上文中我们已经看到必须与形而上学分离的那些科学正是这样产生的。然而这里所说的一致是什么呢？它的性质不同于使同一哲学学派、政党或艺术团体的成员们团结在一起的那种一致。一门新生科学的信徒们用何种标准才能感觉到已经成功地建立了一致呢？这种标准根本不是静止性质的，因为在研究同一问题的实验者之间比在某一思辩学说创造者的信徒们之间的争论和分歧可能要多得多。使我们所谈的科学从形成时期就得到统一的和共同的检验愿望，这种检验的精确度正是通过相互监督、相互批评而提高的。
在带有对价值的基本判断和行动介入的领域内，唯一可行的方法是思考与直觉。这时，限定问题使之脱离它所依附的生命或情感的信念就在于寻求共同的检验场地：有关事实问题时用广义的实验检验法，有关如逻辑学中的推理事实时，则用算法的和形式化的检验法。当然，一切大的哲学体系，在思辨的要素之外，都富有精确的观察或事实的根据。尤其是过去的大哲学家几乎都是自然科学或人文科学的创建人。但是，当研究者把可检验的东西与只能思辩或直觉的东西分开，制订出适用于自己所研究的问题的专门方法——可以同时是比较法和验证法，这时，研究才开始进入科学阶段。
这就是第五个重要因素。它连同前四个因素，可以说明有关人文正题法则科学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运动。
三、人文科学的特点及其认识论基础
一般说来，实验科学是在推理科学很久之后建立的。希腊人发展了数学和逻辑学，并且试图解决天文学的问题。然而尽管有如苏格拉底的学者们那些充满希望的思辩和阿基米德本人，也仍需要等到现代人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实验物理学。实验落后于推理的原因至少有三个。这三个原因同样与人文科学的认识论有直接关系，虽然人文科学的状况要复杂得多。
A。 第一个原因是，精神的自然倾向是对实在的直觉和推理而不是实验。因为实验不象推理那样是智力的自由构造或至少是自发的、直接的构造，它要顺从外部的要求，这些要求需要更大的（在心理学上也是更“昂贵”的）配合工作。
第二个原因延伸并反过来解释第一个原因。它就是，在推理领域中，最基本的或最原始的运算同时也是最简单的运算：结合或分离；把不对称的关系串连起来（等于排列）或把对称的关系
并列起来，使其协调一致；等等。反之，在实验领域里，直接给与物是非常复杂的，因而先决问题总是要在错综复杂中分解其要素。比如，在物理学方面，必需要有伽利略的天才才能描述可用方程式表达的简单运动；至于树叶的坠落、云的浮动，在测量看来都是非常复杂的。
第三个解释实验落后于推理的原因是一个更加重要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对经验的所谓“释读”从来就不是简单的阅读，而是意味着对实在施加的一种行为。因为分解要素就包含有逻辑的或数学的结构。换言之，没有逻辑——数学的框架，就不可能达到实验的事实。因此，尽管人们常常忘记这一点，在能够实验之前和为了能够实验，必需掌握某些推理框架。这是不言自明的。
以上三个原因在人文科学领域内更是适用，甚至还大大地加强了。这是由于问题日益复杂，尤其由于对需要认识的实在可能进行的直觉所具有的表面看来显然更加直接的特点。这就延缓了系统实验的需要。其结果，首先是推理和思辩倾向在很长时间内压倒了实验的要求，对要素的分解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困难重重，要建立逻辑数学的、质的或或然的框架也远非易事（而且还远远不够）。如果说，实验物理学曾经落后于数学数世纪，那么人文科学对自己的缓慢形成也就无可惊奇的了。而且从还需要做工作和合理的希望这一角度看，还可以满怀信心地把目前的状况看作是一个极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