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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观察的对象处于高于个体行为的等级时人们无法随意地作用于这些对象。然而这一与现象等级有关的障碍并不限于社会科学。在自然科学中，如天文学，尤其是在还属于历史学科的宇宙学与地质学中就已经观察到了。
天文学的情况饶有趣味，这是从两方面说的。首先，它表明无须在考察的这一等级进行直接实验，而是当测定又多又准确时，通过理论图式与所作出的测定的汇合，就有可能达到极高的精确度。牛顿的天体力学除了有关水星近日点的一点微小差距外（属于多少分之一秒），就是这样达到了推算与测量数据的非常出奇的相符一致的。这样的汇合可以把测定同理论在问题还没有提出来之前所得出的新结果进行对照，组织相当的实验：这就是人们可以称为米歇尔松与莫尔莱“实验”的情况。他们根据观察者和光源的移动来测量光速。由于测量表明移动不发生影响，于是就只得在下面三种解决办法中选择一种：怀疑测定，可是测定在事实上已经得到了证实；放弃相对性的一般原则，可是这个自伽利略以来已被合理地排斥掉了；或者相对于速度来理解空间和时间，这是相对论力学所选择的道路（同时它在水星近日点的计算方面提供了令人满意的近似值）。
由此可见，在可能预见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观察允许在精确地交替出现的分枝中选择时，推算与测量的相符一致事实上就等于实验。但是还有一条永远对实验开放的间接道路，即从有关某些现象——其等级使要素的分解成为不可能——的一般理论中有时可以得出处于实验者的行动这一等级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进行控制实验；这就是自牛顿力学以来，在其运用于实验室测量（重力等）这一等级和相对论在某些同样可以检验的结果方面（居易和拉芳希关于质量与能量关系等的实验）所发生的情况。
应该指出，天文学的这些成果尽管在更高等级上不可能进行实验，却给一些学科如经济计量学甚至社会学带来了一些希望，只要测量能够相当精确并且能同理论图式进行足够的比较的话。但是，在测量的困难之外，最为困难的是社会现象都不同程度地依赖于历史的演变，而这种历时性过程既不允许实验，甚至也不允许作出纯粹演绎性的图式。不过，这种情况仍然不是人文科学所独有，因为例如地质学也是如此，它既不能进行实验，也不允许作严格的演绎推理。
然而，一旦确定了供必需的年份测定之用的地层（依据矿物学和古生物学的资料而建立的地层学），地质学就能借助地层制定一系列纯粹的因果关系。事实上，大家都知道构造地质学关于上冲层（泰尔米埃）、大陆移动（魏格纳）和阿尔卑斯山脉分期形式（阿尔冈）的一般理论。但是，尽管这些地质学规律是以历史延续的规律性为依据，它们也是同某些结构规律相符合的。例如，数学家瓦弗尔曾就流动板块旋转所产生的效果作出方程式，而这一结构分析为魏格纳的解释提供了依据，等等。
至于有些自然科学，研究的是一去不复返的历史进程，但部分地也用当前的实验来说明，如生物进化论与遗传学的关系，它们的情况在原则上自然要好得多，因为它们同时既享有实验数据，尽管是非常局部性的，又享有数学图式（数学遗传学已经对建立淘汰与复合的模式作出很大贡献）。但是，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无法在大范围内对变化进行实验使得这些学科的处境与社会科学的不相上下。因此。归根结底，人们不能把人文科学看作是从一开始就处于一贯的劣势地位。
B．尽管如此，实验方法问题，测量问题以及实验数据与理论图式之间的对照问题仍然是人文科学的相当特殊的难题。这些难题倒并非完全像以上所说的来自实验本身的限制，因为同样的问题由于等级范围和历史进程的原因也存在于某些自然科学之中。原则上，正象我们强调的那样，严格的实验可以用充分分析观察的结果和测定数据来代替。最严重的问题倒是测量本身的问题，也就是包含观察的事实本身的精确程度问题。在这一点上，人文科学遇到的障碍同生物学的某些学科所遇到的障碍颇为相似。
从原则上讲，测量就是把数应用于所要评价的不连续的或连续的材料。而人们之所以求助于数，并非因为数学的威望或某种认为数量高于一切的偏见，因为数量只不过是质与质之间的一种关系而已，而且也不可能把任何一种结构甚至纯逻辑结构的质与量这两个方面分割开。数的工具价值来自数构成一个远比组成它的那些逻辑性结构要丰富得多的结构，即类的包含。它一方面统治着分类体系和顺序，另一方面又标志着系列的特征。因此，数作为包含与顺序的综合体，具有丰富性和灵活性，这两种特性使得它的结构对于一切有关比较的问题，亦即一致与同构的问题格外有用，由此产生度量的必要性。
不过，度量和数的应用都必需以建立“单位”为前提，也就是要有为求同而可能忽视异质的那种对要素的考虑。在单位制度未能建立之前，结构分析只能朝套入体系或顺序体系这两个互相补充的方向进行，所得到的多少是不完全的代用物或测量的或大或小的近似值。但要作任何准确的测量就无能为力了。的确，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等领域的准确测量只是从建立单位制度——确定单位的固有性质以及从一个单位过渡到另一个单位的关系——之时起才开始的。
综上所述，人文科学的主要困难，同时也是一切涉及总体结构而非孤立的个别过程的生命科学所遇到的主要困难，就是缺乏计量单位。这或许因为还无法把单位建立起来，或许因为相应的结构尽管极可能是逻辑－数学性的（代数的、序数的、拓扑学的、概率的等等），但却不呈现纯数字的特性。
（a）人文科学中唯一不遇到这一基本困难的学科是人口学。人口学的计量是由具有这种或那种特性的个人的数字来提拱的。但是，正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所应用的方法——统计方法——可以比较简单（尽管某些增长问题带有复杂性），这些方法也就不能搬用到其他人文学科的领域里去。因此，尽管人口学对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关系重大，它的研究领域仍是相对封闭的，但却兴旺发达。不能进行实验（指狭义的因素分解）为测量的相对精确以及种种有关变元和各种可计算的函数关系的统计方法的成功所补偿。
（b）从某些方面看，科学心理学正好与人口学的情况相反，这是从两个意义上说的：心理学在实验方面比较容易，但在形成过程或功能运转过程方面，却几乎完全缺乏计量单位。正如以上所说的，心理学的实验与生物学的实验属于同一类型，因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一般生命面貌之一的行为。在某些情况下，相对来说可以使其他因素多少不起作用而使一个或一组因素变化，但无论在心理学还是人口学中，困难仍然是保持“所有东西都一样”，因为机体和行为一样构成一个功能性整体，其因素在不同程度上相互依存。至于人类的行为，由于伦理的和技术的原因，因素分解并不总是可能的，但病理状态却经常向实验者提供了那些禁止实验的东西。例如，失语症或聋哑症实际上就实现了语言与思想的分解等等。另外，虽说人不如动物那样易于操纵，但人具有一般都能口头描述他的部分反应的巨大优点。至于心理学的历史或历时方面，虽然从精神观点来看，几乎不存有人类古生物学和史前的资料（除非像勒鲁瓦·古尔汉那样通过技术设法重新构造智力），个体发展心理学却能利用对各级年龄的实验并因此构成我们认识各种形成机制的一个取之不尽的宝库。
然而，心理学的最大困难是缺乏计量单位。当然，测验法和多种多样的“心理物理”方法能提供无数的所谓测量数据，因为这些数据只侧重于行为的当前可测量的方面，也就是说，侧重于反应的结果，或者如果人们愿意这样说的话，侧重于“性能”。但是，就以这些结果而言，还谈不上是计量单位：譬如说，如果一个人记住了十五个词中的八个，在记忆力的测验中，记住了空间轨道六个区中的四个，那么人们既不知道这些词或这些区彼此是否相同，也不知道如何把词的记忆和轨道的记忆来相比。批外，尤其重要的是，对结果的测量还不能告诉我们所观察的反应的内部机制，而要测量的正是这些内部机制。当然，人们通过二次方的相关能作出所谓“因素”的分析，但对这样发现的“因素”，人们既不知其性质，也不了解其活动方式。事实上它们仍然完全与所采用的测验有关，与结果或性能有关，而不直接属于形成机制。总之，心理学的测量方法提供了一些数据，这些数据对细节的比较并从各种智力运算的结果这个观点来说都是有用的，但它们达不到智力运算本身，因为缺乏能够由果溯因的任何单位制。
尽管如此，情况也不是毫无希望的，甚至也不是令人忧虑的，因为数字或测量结构丝毫不是逻辑－数学结构的全部。同时，虽说数字的使用比较来看极为方便，但在数字的对应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同形的东西。因此建立单位制的困难可能来自生物性或精神性（或二者兼而有之）的总体的结构本身，这些总体倒是更多属于拓扑学或质量代数学，而不属于数字的“群”，“环”或“集合”。哲学家常常就心理学对度量的这些抵制进行思辨。谨慎一些的心理学家则首先拒绝相信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在问题解决之前，他们使用分列在由多种概率论模式和多种代数逻辑模式、当然还有控制论模式构成的两极之间的，更大更灵活的逻辑－数学结构和工具。正是这样，在智力领域里，质量代数结构可以描述运算本身的运转，而不仅是唯一可以度量（目前来讲）的运算的产品或结果。此外，人们还可以分析这些运算结构，把它们当作属于控制论模式（包括决策论或博奕论的模式）先前发生的多种调节完全达到平衡后的形式来分析。至少在目前，在一切有关发展的问题中，凡是严格的度量不能成功的地方仍然有可能应用等级顺序排列（如古特曼等级表）。萨泼斯曾描述了一整套从名称分类到数字等级之间的等级。尤其是，当一个值与下一个值的间距不能还原为单位的组合（彼此相等），但已经能被过高或过低评价时，它可以说是“超顺序”等级。
借助这些不同的模式，心理学尽管还没有控制度量的问题，即全部化为数字和单位制的问题，但却已具有许多统计数据和质量逻辑－数学结构，它们在许多情况下足以对现象作出某种预见（例如在知觉和智力领域里），尤其是某种解释（请阅后面第7节）。
（c）经济科学差不多处于人口学和心理学所构成的两个极端状况的中途。这就是说，它的度量要比心理学容易，但实验却比心理学困难，其困难程度与人口学的不相上下，除了在某些情况下国家或私人对经济的种种操纵相当于实验（做得比较好或很糟糕的实验）。
度量在经济学中要比在心理学中容易做到，因为经济领域里的价值交换同标志着伦理性的、政治性的或一般情感性的社会关系的质的交换相反，其本质就在于被量化。例如，有两个大学生很乐意或很高兴彼此自由看望，一个谈数学，另一个谈语言学，我们就不能说这是经济交换。但如果他们商定将这种交换定期化，规定每次用一个小时谈数学，一个小时谈语言学，那么这种交换就变成经济交换了，尽管交换的内容没有丝毫变化，而且这一交换还含有计量（此处是时间的计量，因缺少对提供的信息或主意的计量）。价格、货币等等就是这样构成并不仅仅是顺序的或“内涵的”，而且还是外延的或度量的量化整体。因此在经济科学领域内很容易找到各种真正的度量机会，并使其具有与各分领域相应的专门度量单位（如在社会…经济形成比较中的人均产品）。但是，我们距离一个象物理学那样各单位之间可以取得等值的完整的单位制还遥远得很。
相反，在经济学中，狭义的实验，即分解要素和系统地变化要素是无法进行的。人们给经济学实验下的定义是：从非常广泛的意义上讲，实验是为了引起或收集可观察的结果而对特定现实施加的直接行动或间接行动（索拉利）。实际上，如此设想的实验首先就是在一大套抽象概念的指导下所进行的观察，而这些抽象概念本身受到新选择的作为假设的理论模式的启示。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