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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生活在美国的人都熟悉美国人可能采用的所有不同姿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运用所有这些姿势。来自纽约的一位19岁的大学生所用的姿势，会不同于一个中西部的家庭主妇所用的姿势；华盛顿州的一位建筑工人也会运用与芝加哥的推销员的姿势大不相同的姿势。谢弗伦博士相信，一个真正的体态语言学专家可以从一个人谈话时面部的活动方式，辨识出他来自本国的哪个地方。不过，这样的专家尚未出现。
当我们观看炉火纯青的哑剧演员表演时，我们都意识到了体态语言中的这种地区差异。通过一些特殊的姿态动作，哑剧演员不仅能够告诉我们他们扮演的人物来自世界的哪个地方，而且还能告诉我们其生活方式。曾经有那么一些日子，足球运动员是大学生心目中的英雄，当时我还是一个大学生。那时候，学校里许多体育原本不行的小伙子，也会逼真地模仿足球健将的走路姿势，以引起姑娘们的注意。
动作与信息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在其体态语言学方面约著作中，试图极其精确地指出何种姿势表示何种信息。他得到的发现之一是，每个美国人在谈话过程中都会多次摆动头部。如果你拍摄两个美国人之间进行的具有代表性的交谈，然后放慢映片速度，通过慢动作来研究体态因素，那么，你会注意到当他们期待别人回答时，他们的头部有一定的运动方式。每一段谈话之未的头部动作是给谈话对方的信号，让他开始回答。
这是我们用以引导谈话的方式之一。它使一种你来我往的思想交流得以顺利进行，而不必说“你谈完了吗？现在该我说了。”这样的废话。
当然，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信号会与此不同。从理论上可由此导出，观察两个人谈话，能为了解两者的国籍提供一个好线索。
在我们的语言中，一句话末尾的音调变化可以包含许多意味。音调升高，说话者是在询问。问一下“what time is it？”（几点了？）并注意体会你的嗓音是怎样在“it”这个词上升高的。“How are you？”（你好，）“you”一词升高；“Do you like your job？”（你喜欢你的工作吗？），“job”一词升高。
这是一个语言学的标志。伯德惠斯特尔博士发现了一些体态语言学的标志，它们增补了语言学标志之不足。当一个人提问时，请注意观察他的脑袋。“What time is it？”他的脑袋会在“it”一词上向上昂起。“Where are you going？”（你去哪儿？），他的脑袋会在“going”这个词中的“ing”上面扬起。脑袋也象嗓音一样在问句的句末抬高。
问句句未向上抬高的动作还不仅限于嗓音和脑袋，手也总是随着音调的上升而抬起。当我们谈话时，我们会不自觉地做出一些看似无义的手部动作，这些动作其实与音调和意义有联系。眼睑也会随着问话的最后一个声音符号的出现而张得更开。
在问句句未嗓音提高，而在陈述句句未时，音调则会下降。“I like this book．”（我喜欢这本书。）嗓音随着“book”一词下降。“I'd like some milk with my pie。”（我想用牛奶就馅饼吃。）嗓音降在“pie”一词上。
在陈述句句未，脑袋也伴随着嗓音的下降而下降，照伯德惠斯特尔博士的看法，手和眼睑的动作也是这样。
当一个说话者想继续往下谈时，他的嗓音会保持同一种声调，他的脑袋也会保持直立朝上的姿势，他的眼睛和双手都不会发生什么变化。
当美国人说话时，只有眼睛、脑袋、手的姿势变化较少。我们的脑袋在说了一句话或两句话之后仍然保持一个不变的姿势，这种情况即使有也极其少见，作家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意识到头部动作不仅与我们所说的内容有关，而且也与我们的情感有关。要刻画一个既不表现出感情、也体验不到感情的“冷酷者”的形象，作家就会使他显出一副麻木不仁的、连身体也不易动一下的形象。在根据伊思·弗莱明（Ian Fleming）的小说《007》改编成的电影中，肖思·康纳里（Sean Connery）以沉默寡言、静止不动的方式扮演了詹姆斯·邦德（James Band）这一角色。即使是面临绝境，他的脸部也极少动一下。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表演，因为他演的是一个体验不到任何感情的人。
在犹太人的民间故事中，有生命的假人是一个毫无表情，当然也体会不到任何感情的人。崇高风尚的模式使她自己表现出一种笔挺的、装腔作势的姿态，以免传达出感情的暗示。然而，一个正常的男人或女人在说话的时候，他总是会朝左看，朝右看，一会儿抬头，一会儿低头。他眨眨眼睛，扬起眉毛，咬住嘴唇，摸摸鼻子，——每一个动作都与他说话的内容有联系。
因为个人的动作千变万化，所以常常难以把特定的动作与特定的信息对应起来。但是，按照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意思，动作即信息，这点仍然是千真万确的。谢弗伦博士在研究精神病治疗活动的过程中发现，当治疗学家向病人阐述某件事情时，他可能会使用某种头部姿势。但当他向病人解释某些话语或行为时，他可能会采取另一种头部姿势，当他打断病人的谈话时，他用第三种头部姿势。当他倾听别人的谈话时，他还有第四种头部姿势呢。
病人也如此。当他倾听治疗学家谈话时，他采取某种确定的姿势。在谢弗伦博士研究的一种情形中，当病人孩子气地表现自己时，他把头偏向右边。当他咄咄逼人地、深思热虑地说话时，他会保持脑袋端正、挺直。
要研究和解释这些动作，困难在于它们是个人的体态语言情感，并与这个或那个特殊病人的亲身经历有关，并不是所有的病人在稚气可掬地行动时都把脑袋歪在一边。同样，也不是所有的治疗学家在听病人说话时都表现出同样的头部动作。然而，确凿无疑的是，同一个人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一个动作。在30分钟的谈话过程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的这些头部动作是那么僵化、固定，这使谢弗伦博士大为惊讶。不过他还是强调说，也象在他们研究过的其它许多会谈中一样，病人和医生都极少使用大幅度的身体动作。
于是，要想找出某人的特殊姿态并把它们同谈话联系起来，或者将其与陈述句型、疑问句型、回答句型、解释句型等联系起来，就不应该有太大的困难。
姿势与观念
头、眼睑和手的动作并不是真正的姿势动作，谢弗伦博士称它们为“要点”。几个要点的连续，他称之为“状态”，这就跟姿势很相近了。他说，一种状态是由“至少涉及半个身体的总的姿势变换而组成的”。一种状态可以持续5分钟左右。
在某一社会情景中，许多人会表现出二至四种状态，尽管谢弗伦博士已经观察到心理治疗学家在一次治疗过程中保持一种状态达20分钟之久。
为了说明状态的运用，请设想这样一种情景：一个人正在坚持某一特殊的观点。听者坐在椅子里，往后靠着，双臂抱在一起，翘着二郎腿，一边倾听着说话人的意见。当听者抓住了他不同意说话人的某个观点时，他随即改变自己的姿态，准备同说话人展开辩论。他可能会身体前倾，放开抱起的双臂和翘起的大腿。当他开始反驳说话人时，他也许会抬起一只手，食指指着对方。说完之后，他又会象原先那样靠在椅背上。双臂抱起，二郎腿翘起一一或者，他会表现出第三种姿态，这是一种更容易为对方接受的姿态：当他往后靠时，双臂和双褪都随之松开。这一姿态表明，我正洗耳恭听呢，你但说不妨。
如果你掌握了一个男人或女人在一次谈话过程中所采用的全部姿态，那么你就获得了谢弗伦博士所谓的“观念”。一个观念能够持续几个小时，它以位置的彻底改变而告终。离开旁间，打个电话，找香烟，上厕所一一中断谈话的任何一种活动都宣布了一种观念的终结。如果去的人又回来了。那么又开始了一种新的观念。
谢弗伦博士认为，交际中姿势的功能在于标出这些单位、要点、姿态和观念。单位本身在会谈中起标点符号的作用。不同的姿态与不同的感情状态有关，而且，当一个人又回到姿态最初出现过的那种状态中时，常常可以再次捕捉到先前有过的情感状态。耐心细致而又观察力敏锐的心理治疗学家，不出多久就能认识到，什么姿势与什么情感状态相关。它们反映的道理也与瓦赫特尔博士所发现的道理相同。他研究的那位妇女愤怒时总是表现出一定的姿势。
熟诸体态语言并且使用它们的普通市民是理解这些姿势的，他能将姿势与所了解的人的情感状态联系在一起，尽管他可能没意识到这一点。这样，他就能够在与这些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实际上占着上风，高人一筹。这门艺术是可以教给别人的，因为它是耐心观察的作用结果，不过，倘若某人意识到了这门艺术的存在，那么他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掌握它。
在如此细致深入地分析姿势之前，精神病学家就已意识到了姿势的存在和作用。本章开头那段轶事中的冶疗学家，就很了解他那位病人的姿势变化。他并没有自觉地认识到经受严重压抑的自杀动机与某种姿势有联系，与死气沉沉、不苟言笑和沮丧颓唐、萎靡不振有关，但他确买不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这种意识十分强烈，致使他烦躁不安，并最终采取了必要的手段去挽救他的病人。
低头表明陈述句的终结，扬头说明疑问句的结束。与此相同，大幅度的姿势变化也表明了相互作用中要点的完结，表明了思想的结束和谈话的结束。例如，变化一下姿势使你不再面对同你谈话的人，这就常常意味着你不想再谈下去。你希望暂时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去。
当小孩受够了父母的教训时，这种姿势就会以夸张的形式表现出来，对这种姿势，我们都很熟悉。他的“好啦，好啦，我懂！”这句话是伴随着一个实际的转身动作而来的，这一姿势传达出来的信息是“够了！让我走！”
不过，谢弗伦也象伯德惠斯特尔和其它研究者一样警告说，我们不可妄想把特殊的姿势变化与特殊的口头声明混为一谈。我们应该避免妄下断语，说此种姿势变化总是意味着这个意思，彼种姿势变化总是表明那个意思。他解释说：“一个事件的意义或作用并不包含在事件本身之内，而是存在于事件与其背景的联系之中。”姿势改变意味着发生某件事情。它并不总是明确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必须结合整个背景来研究姿势变化，以找出所发生的事情。
在不同文化中，这些姿势变化也是千差万别的。在操拉丁语的国家里，手臂在交际中可能起巨大作用，每一句话都伴随着挥手的动作。在人际关系更为紧张的北方国家，我们谈话时很少挥手。
有一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见了福音传教士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我发现他有许多严格的体态语言的姿势变化．他最爱用的一个动作是手指在面前从左到右地慢慢摆动。当他向人们许诺上帝的报偿时，他右手的食指随着他说的话指向上方，而当他斩钉截铁他说完一句话时，这个指头又猛然向下划一个大圈。他爱用的另一个动作是两手伸在胸前平行张开，从上到下做砍切状。他的听众的数量，因他之功而皈依他这一教派的信徒的数量，确凿无疑他说明了他的姿势的有效性。虽然从旁一望便可知道他这些姿势都是事先安排好了的，而不是什么无意识的举动。但关键在于它们配合语言而传达出了一种感情的背景，它们确实创造出了一种“气氛”。
著名影片《康王》有这样一些场面，巨猿走路时的姿态简直跟人一模一样。其间最主要的原因是制片人对体态语言的理解，当康王把费伊·雷抓在手里并看着她的时候，他昂起脑袋偏向一边，那样子恰似一个彻头彻尾的人道的典范。
在使一个人道的或友善的形象得以生动表现的过程中，、体态语言是何等地重要！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已经导致在政治上窃居高位的人运用形形色色的体态语言通则，以期获得我们称之为神授能力的那种难以定义的东西。
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就具有这种神授能力。不论他说了些什么，几个随意的动作，一副正确的姿势就迷住了他的听众。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本来就算不上一个高大的男人，但他通过对姿势的利用，就显得很高大。约翰逊（Johnson）在体态语言方面受过训练，但欲改变其形象竟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