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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易于接受姑娘的调情；姑娘也很可能搔首弄姿，这就使男人难以僧恶姑娘的闯入。但是，这种情形对两位女人来说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此，一般说来，妇女们总是小心谨慎，提防姑娘们的闯入。
闯入者所送出的信号常常是，“你是一个非人（non…person），因此我可以走近你。而你是不在乎的。”
在老板与雇员之间的工作关系上，这一信号会挫折雇员的锐气而对老板却很有用处。实际上，它能够再次肯定老板的地位。
在拥挤的地铁火车站里，对这些信号的解释又稍有不同。在这种场合，重要的是彼此都将对方视为非人。否则，他们被迫挤得很紧这一状态就可能非常糟糕。在拥挤的地铁上用有声语言侵害他人，口出污言，这是蠢夫之举，这家伙可能是个笨伯，缺少机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保持一种严格的退却姿态以忍耐难受的处境。很遗憾，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哪一部电影描写过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大姑娘在拥挤的地铁上相遇。确实没拍过这种电影，即使在好莱坞也没有拍过，这实在大遗憾了。
萨默认为，地铁列车上的拥挤状态之所以能够被人们容忍，只是因为乘客们总是把对方当作非人，如果由于一次急刹车而迫使他们承认对方的存在，他们可能就会僧恶这种状态，因为他们在这一状态下发现了自己的存在。
反之亦然，在一个不拥挤的环境中，一个人要是被别人当作非人来看待，他会很不高兴。我们那位在图书馆进行研究的小姐特别提到一个男人，他抬起头来冷冰冰地凝视着她，用体态语发出信号说，“我是一个人！你有什么权利打扰我？”
他是在用体态语言来反抗她的闯入，于是她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被侵犯的人，而不是侵略者，她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个男人的厌恶之情，以致于她没法去把那天的实验进行下去。
她之所以不能继续实验，是因为她正在侵犯其个人空间的那个男人突然冲破了她自己的防线，在实验中，她第一次把他看作一个人而不是一件东西。认识个体人性，这种能力对于我们在体态语的运用和在种种人际关系中如何行动、如何反应，是极端重要的。萨默博士指出，一件东西，一个非人，是无法侵犯他人的个人空间的，就象一棵树和一把椅子不会侵犯人的个人空间一样，同样，也不存在侵犯一个非人的个人空间之类的问题。
萨默举了许多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医院的护士可以在病人床边同他谈论病情；白人家里的黑人侍女也可以伺侯客人们用晚餐，尽管他们正在讨论种族问题，甚至掏空办公室里的废纸篓的看门人，当他走进办公室时也不必劳神费事地敲敲门，而办公室的主人也并不介意他的闯入，在他看来，看门人不是一个真正的人。看门人在主人眼里是一个非人，正如主人在看门人眼里也是一个非人一样。
仪式与座位
我们如何认识侵犯，如何对之作出反应，这里面包括了许多萨默所说的“认识仪式”。在正常环境中，当你侵犯他人的领土时，不论是在图书馆还是在咖啡厅，你都会传达出一套不同的信号。用有声的语言来说，你实际上是在向人家道歉并问道：“这个位子有人吗？”当你坐下时，你也会使用体态语，把你的眼光往下看。
当你要在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占一个座位时，恰当的礼节是双眼平视前方，不要看坐在你旁边的人，在其他场合下，又另有礼节了。
萨默博士认为，保护个人空间的活动，包括运用恰当的体态语信号或动作、姿态以及选择一个位置，当你希望阻止他人和你坐在一起时，你以什么姿态在一张空桌子边坐下？你使用什么体态语言？萨默在大学生中进行的研究表明，当你在一张空桌子旁坐下，需要清静而不愿有人打扰时，这一坐的动作通常涉及两种方法的运用，你会使自己尽量远离其他那些使你心烦的人，以寻找清静；或者你会独自一人占据整张桌子，以求清静。
如果你是通过避开他人来寻找清静，那么，你是以逃避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此时你就会找一个隐退之所，通常是坐在桌子角上。在体态语言中，你是在说，“如果愿意，你不妨和我共用这张桌子，不过请别打扰我，我坐在角落上为的是让你们后来的人尽可能离我远些。”
另一种方法是设法独自占有整张桌子。这是一种进攻性的态度，选择这一态度的富于侵略性的人会坐在桌子一边的中央。他这种坐势是在说，“别来打扰我。你无论坐在哪一边都会使我不快。请另找桌子去吧！”
萨默博士的研究还有下列重要发现：处于退却状态，希望尽可能远离他人的那些学生不会把脸对着门的方向，而是朝向另一边。而希望独占整张桌子、处于防卫状态的学生，则面朝大门．绝大多数学生，不论是退却还是防卫者，都喜欢坐在靠屋子里面的地方，绝大多数学生都宁愿选择小桌子或靠墙壁的桌子。
在体态语言中，坐在桌子某边的正中央的学生是在维护其统治地位，显示他支配局势的能力以及独占桌子的愿望。
坐在桌子角上的学生则用体态信号传达出他希望不被打扰，“你要和我共用这张桌子，我并不介意，我已经坐得远远的了，你要是在这儿坐的话，也该象我一样，坐远一点，这样，我们大家都可以清静。”
对公园里的长凳来说，情形也是这样，如果你想要清静并选择一条没人的长凳，那么你很可能会坐在长凳的某一端，这意思是说，“如果你也想坐在这儿，那么位子还宽得很，你尽可以不打扰我。”
假如你并不想与别人共用这条长凳，你就会坐在长凳的中央，这一姿态表明，“我想独个儿占有这条长凳，你要是坐在这儿的话，就是强行闯入。”
假如你愿意同别人共用这条长凳，并且愿意将心里话说给别人听，你会坐在凳子的一边，但不是在顶端上。
这些争取清静生活的方法反映了我们内心的人格。这些方法表明，外向型性格的人大多使他人远离自己，以追求清静；而内向型性格的人则与别人共用自己占据的空间，但要与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寻找清静。在这两种情况下，所涉及的体态语言都包括了一套备不相同的信号，不是身体动作的一个信号，而是身体姿态的一个信号，“我坐在这儿，我这样做是在说，‘走开点’或‘可以坐在这儿，但别打扰我。’”
这与根据环境用各种姿势所传达出来的信号是一样的。在办公室里，坐在办公桌后面，是说“离远点。对我要尊重”。坐在法庭最高的位置上，即法官席的顶端，是说“我远在你们之上，因此，我的判决是最公允的”。或者，走近某人，侵犯其身体区域，这是说“你无权占有你自己的区域。我可以随意靠近你，所以我又你的上级，是长官”。
5、知人知面难知心
微笑是一种假面具
我们用来保卫我们的个人空间领域的方法不计其数，其中之一便是戴上假面具，使我们呈现在外部世界面前的面孔不是我们的真面孔。在我们的面部表情和我们的行动中表现出我们的真实感受，这种行为是例外的，而且甚至是特殊的。当我们的真情实感要通过我们的面孔和身体表现出来时，我们运用了一条小心谨慎的原则。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博士在其题为《公共场所的行为》一书中说，这一条原则最明显的证据之一，是我们打扮外貌的方式，我们选择服装和喜爱的发型。
这些都是我们向朋友和同事传达出的体态语言信息。戈夫曼博士相信，在公共场所，我们社会中标准的男人形象应该是衣着整洁，下巴光生，头发不乱，手脸干净。戈夫曼博士的著作是六年前写成的，它没有考虑到今天年轻人的长发披肩，不修边幅，漫不经心或随随便便的外貌特征。这一特征已经逐渐获得了社会的承认和接受。不过，这种外貌也是理所当然的或正式形成的，它符合一种普遍的理想。
戈夫曼博士认为，也有一些时候，比如地铁的高峰期，我们所罩在自己身上的严严实实的面具无法遮得那么紧，处在“一种暂时的、不小心的、自然而然的疲惫状态中”，我们原形毕露了。我们撤消了防线，并且，出于困乏和愤怒，我们忘了板起面孔．玩玩下面的这个游戏吧：在每天下班时的高峰期，去看看拥挤的公共汽车、地铁或火车。看看人们脸上表现出了多少赤裸裸的人性。
我们日复一日地将这种赤裸裸的人性遮盖起来。我们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自己，生怕我们的身体送出我们因精神麻痹而隐藏不住的信息。我们总是面带微笑，因为微笑不仅是幽默或愉快的象征，而且也是一种致歉、一种防卫或原谅的表示。
在一家熙熙攘攘的餐厅里，我在你旁边坐下时，微微一笑，表示“我并不想打扰你，但再也无法找到其他坐位了”。
在拥挤不堪的电梯里，我挤了你一下，这时我对你微笑，那是说“我不是故意碰你，无论如何，请你原谅”。
在公共汽车上，一个急刹车便我一下栽到某人身上，这时我的微笑是说“我决不是有意想伤害你。情多多包涵”。
就这样，我们整天面带笑容，虽然在这种微笑下面，我们所感到的实际上可能是愤怒和烦恼。在工作中，我们对顾客、雇员和老板微笑；在平时，我们对邻居、孩子、丈夫或妻子以及亲戚朋友微笑。我们的微笑极少具有什么真正的意思。它们不过是我们佩戴的面具而已。
面具式的伪装不止于面部肌肉的活动，我们随时都在运用整个身体来进行伪装。女人学会了一定坐态，以遮掩其性器，特别是当她们穿着短裙的时候。男人们所穿的衬裤常常也把生殖器官紧紧包起来。女人们戴着乳罩，以便使乳房位置固定，遮住过多的性感。我们昂首挺胸时，衬衣也扣上扣子，拉上纽扣遮布，勒上腰带，收缩肌肉，免得肚子凸出去，并且还运用种种面部的遮掩动作。我们有舞会面孔、校园面孔、葬礼面孔，甚至在监狱里也有一种特殊的监狱面孔。
在一本名叫《监狱礼仪》的书中，B·菲利普斯博士（B。Phillips）指出，新犯人学会了表现出一种“士兵相”学会了表现出一副无动于衷的、平淡无奇的表情。但是，当犯人独自在一处时，在对白天那些保护性地装出来的士兵相的再现中，他们会过分地表现和夸张其微笑，会过分地反映并夸大他们对看守们所抱的嘲笑和仇恨。
岁月流逝，年龄不饶人，我们所使用的面具常常会变得难于佩戴，一辈子靠容貌的美丽而生活的那些女人会发现，她们已经难以使布满沟壑的老脸归为一个整体。而老头子们往往会忘记自己年轻时的模样，变得蝶唉不休，或任凭老脸肌肉松弛。随着年岁的增长，会出现面部痉挛、下巴松垂、额头无法舒展、皱纹永不消失这么一副委靡面容。
脱下面具
在某些场合中，面具也会落下来。在小汽车里，当我们的身体区域扩大了时，我们常常感到容易摘下面具。如果有人在我们面前驾车超过去，或紧跟在我们后面行驶，我们可能会口出污言，因为这些脏话在失去平衡的情感中搅动，不吐不快。为什么对这种区区小事我们的感受会如此强烈？一辆小车强行超过我们或紧限在我们后面，会有什么大的不同呢？
但这儿的情形是，我们处在大体上不很显眼的位置，伪装的要求荡然无存。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反映才会如此之强烈。
面具一脱下来，我们会非常充分地意识到，人是多么地需要乔装打扮。在精神病研究所，面具经常被摘下来。精神病人也象年迈的老人一样，可能会忽视平时所期望的基本的面具。戈夫曼博士曾讲到这样一个女人，她因为向其他女人发起攻击而住进了医院，她攻击其他女人的原因，是由于她们的内衣穿的不恰当。她居然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去为这些女人示范如何正确地穿戴，那方法只不过是撩起自己的裙子。但当她这样做没有效果时，她就把自己的衣服全部脱到地上，把它们整理一番，然后又默默地穿上。
这种不顾一般的伪装手段（如衣服）的态度，这种忽视外表和自我照料的态度，常常是精神病行为的最惹人注目的征兆之一，反过来说，在精神病研究员，病人的病情好转，常常也就等同于病人开始对自己的外表感兴趣。
这些近似于精神病的行为造成病人在语言交际中东拉西扯，凭空捏造，胡说八道，与现实世界失去联系。同样，这种行为也造成了他的体态语言混乱不堪。在体态语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