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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推测，茂陵中仍遗存着极为珍贵而丰富的古代文物。
汉文帝被称为倡导“薄葬”的皇帝，《汉书·文帝纪》说：“治霸陵，
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但晋建兴年间（313—316
年），人有盗掘了霸陵和杜陵 （汉宣帝的陵墓）却获得了大量珍宝，以致当
时的晋愍帝都大为惊叹：“汉陵中物何乃多邪！”（《恶书·索琳传》）。
汉成帝为修造陵寝，“大兴徭役，重增赋敛，征发如雨”、“取土东山，与
谷同价”。 （《汉书·扬雄传》）。其劳民伤财的情况就可想而知。结果弄
得国库空虚，民穷财尽，竟然到了“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日之储，上
①
下俱匮，无以相救” （《汉书·谷永传》）的地步，也真是骇人听闻了。
秦汉时期不仅皇帝的陵墓高大如山，贵族的汉墓也具有相当的高度。《周
礼·春官·冢人》注引汉律：“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
如同周代相比，则汉代列侯坟墓的高度超过周天子的陵墓。因为周天子的陵
① 《文物》1975 年第11 期、1978 年第5 期、1979 年第12 期。
①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167—1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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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墓才高三仞，即高二丈四尺 。
又如汉文帝窦皇后幼年家贫如洗，其父以钓鱼为生，不幸坠渊而死。后
来窦氏入宫，被立为皇后，于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朝廷派遣使者重
新安葬了皇后父亲，起大坟于观津县城之南，高大如山，百姓号曰“窦氏青
山”。西汉名将卫青死后，武帝为他筑冢像庐山。霍去病死后，武帝为他筑
冢像祁连山，并在冢前雕刻了大型石人石马及其他动物塑像。其中像马踏匈
奴、跃马、卧马、伏虎等石雕，都堪称一流的珍品。
贵族厚葬的习俗在考古发掘中也可窥其大概。如湖南长沙马王堆一、三
号墓尽管受当时文帝“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禁令的限制，没有随葬金银珠
宝，但所花费的钱财仍然十分惊人。拿漆器来说，西汉漆器被统治阶级视作
很时髦的东西，价钱很贵。据 《盐铁论·散不足》说：“夫一文（纹）杯得
铜杯十”。就是说一件有花纹的漆杯要卖十件铜杯的价钱。如果家里拥有大
批漆器，被认为是豪富。《史记·货殖列传》列举了当时“通都大邑”商贾
们用以致富的若干种商品，其中就有“木器髹者千枚”一项，认为手里掌握
了千件漆器，只要经营得法，可以富足得“比千乘之家”（和千户侯一样的
富有）。这里虽然没有具体地讲到漆器的价钱，但可看出它一定是十分昂贵
①
的。马王堆三座墓共出土七百多件漆器，该是要耗费多大的一笔财富 ！此外，
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墓的墓主是一普通地主，但从墓中发掘的大量豪华
②
的随葬品来看，其葬礼竟与周天子不相上下 。
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载，东汉初有人对社会上的厚葬陋俗感叹道：
“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殚财，法令不能禁，礼仪
不能达”。因埋葬死者弄得倾家荡产，致使活着的人无法维持生活。光武帝
针对这一弊病而提倡“薄葬送终”，但收效甚微，到了东汉中期以后，不仅
厚葬之风未能稍减，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史载，安帝恭陵高十五丈 （《后
汉书·礼仪志》注引《古今注》）。其高远远超过茂陵。一般大臣死后，也
往往在冢前修筑石祠、石庙、石阙，雕梁画栋，备极华丽。如 《水经注·济
水篇》载：“黄水东南流，水南有汉荆州刺史李刚墓，有石阙、祠堂石室三
间，椽架高丈余。镂石作椽瓦，屋施平天，造方井，侧荷梁柱，四壁引起，
雕刻为君臣宫属、龟、龙、麟、凤之文、飞禽走兽之象，作制工丽，不甚伤
毁。”此外，还有弘农太守张伯雅墓、汉司隶校尉鲁峻冢、蜀郡太守王子雅
墓等，其墓旁建筑也都规模巨大，石材精美，雕镂工丽。对于当时的这种厚
葬陋俗，时人多有讥讽。如《后汉书·赵咨传》说：“国资糜于三泉，人力
单于郦墓，玩好穷于粪土，伎巧费于窀穸，自生民以来，厚终之弊未有若此
者。”
贵族死后，国家有时特遣羽林孤儿或派军队列阵送行。如西汉重臣孔光
死后，送葬时羽林孤儿诸生共达400人，车辆达万余乘，道路皆举哀以过丧。
①
霍去病死后送葬时，武帝发属国玄用军阵送行，从长安一直摆到茂陵 。由于
厚葬成风，所以有时一般人的送葬队伍也蔚为壮观。如 《汉书·爰盎传》：
“剧孟虽博徒，然母死，送葬车千馀乘。”《后汉书·范式传》：“乃见有
② 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岳麓书社1991 年版，第231 页。
① 何介钧等：《马王堆汉墓》，文物出版社1982 年版，第30—31 页。
② 纪烈敏等：《凤凰山一六七号墓所见汉初地主阶级丧葬礼俗》，《文物》1976 年第10 期。
①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171—1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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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车白马，号哭而来。会葬者千人，咸为挥涕。”又《后汉书·郭太传》：
“四方之士千余人，皆来会葬。”
厚葬成风还表现在助丧家钱财的赙赠上。赙赠分为官赙和私赙两种。如
果说私赙还具有某种“助生送死”的意义的话，那么官赙则完全是厚葬的产
物并促进了厚葬的盛行。西汉时官赙并不常见，从史料记载看，只限于诸侯
王、三公、太后、太后之师以及二千石官吏。到东汉时，官赙已很普遍，见
于正史记载的就很多，再加上其它文献资料，东汉官赙内容十分丰富，并且
不限于钱和帛，绢、缣、布和粟也成了官赙的内容。据《后汉书·光武十王
列传》记载：“自中兴至和帝时，皇子始封薨者，皆赙钱三千万，布三万匹；
嗣王薨，赙钱千万，布万匹。”据此可知，在东汉光武帝至和帝时期，诸侯
王的赙赠是有明确规定的，一般都遵照执行。但个别也有超过赙赠制度的规
定，如光武帝的儿子中山简王刘焉，死后竟得“赙钱一亿”，这是汉代赙赠
钱数最多的一次。相当东汉全部官吏一年俸禄的二十分之一。安帝时，官赙
制度发生了变化，由于“戎狄叛乱，国用不足”，始封诸侯王和嗣诸侯王的
官赙数量不得不有所削减，如始封诸侯王在和帝前为赙钱三千万，安帝时减
为一千万；嗣诸侯王在和帝前为赙钱一千万，安帝时减为五百万；二千石赙
①
钱为百万 。
在厚葬之风盛行的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有识之士反对厚葬的薄葬之
论。如《汉书·杨王孙传》载，武帝时杨王孙“学黄老之术，家业千金，厚
自奉养生，亡所不致。得病且终，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
亡易吾意！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即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
但对于杨王孙的要求裸葬，其儿子却很为难，如按父亲的遗嘱办则于心不忍，
如不按父亲的遗嘱办又违抗父命。不得已便将此事告诉了父亲的好友祁侯。
祁侯反对杨王孙裸葬。于是杨王孙重申自己的薄葬论。说裸葬的主要目的是
要矫正和改变当时社会盛行的厚葬之风：“盖闻古之圣王，缘人情不忍其亲，
故为制礼。今则越之。吾是以裸葬，将以矫世也。夫厚葬诚亡益于死者，而
俗人竞以相高，糜财单币，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与暴骸于
中野何异？”又说：“故圣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于亡用，不损财于
亡谓。今费财厚葬，留归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谓重感。于戏！吾
不为也。”最后祁侯称“善”，杨王孙也实践了自己的裸葬主张。此外，刘
向、王充和王符等人对厚葬之风的盛行也有猛烈的抨击。
这一时期的居丧习俗也值得注意，居丧又称守丧、值丧或丁忧，是人们
为了表达对死者的哀悼之情而产生的一种习俗。在居丧期间，死者的亲属或
其他有关人员一般要遵守某些特定的规范或禁忌，这些规范或禁忌在不同的
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
秦始皇曾以法令的形式首先在国丧中强制人民实行居丧制度。如 《晋
书·礼志》：“秦燔书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乃至率天下皆终重服，
旦夕哀临，经罹寒暑，禁塞嫁娶饮酒食肉，制不称情。”按照儒家礼制的规
定，臣为君服斩衰三年，民为君服齐衰三月。而秦朝却规定臣与百姓一律为
天子服丧三年，所以《晋书》的作者说是“率意而行”。秦朝规定天下臣民
皆为天子居丧三年，并不准饮酒食肉，嫁女娶妇，显然不太符合现实，所以
《晋书》说其“制不称情”。
① 齐书深： 《汉代赙赠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89 年第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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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时的居丧制度出现了礼、法统一的趋向。西汉初年，汉高祖国江山
草创，所以下令承袭秦制，“因而不革”，“率天下为天子修服三年”。但
实行不久，汉文帝便意识到“其制不可久行”，在遗诏中改变了这一制度，
要求“出临三日，皆释服”；既葬，“服大红（功）十五日，小红（功）十
四日，纤七日，释服”。（《汉书·文帝纪》）。在这里，儒家的三年之丧
制度被“以日易月”，变成36天，并垂为定制。儒家原来服丧三年的主张，
到此时被文帝的一纸遗诏修正了。
武帝初年，“好儒术”的窦婴、田汀讼牖指慈寮以吹娜曛ブ啤�
度，但未能成功。据《汉书·翟方进传》记载，成帝时方进为相，其后母终，
葬后三十六日除服，起视事，声称“不敢逾国家之制”。可见当时仍然遵循
文帝之制。到了哀帝时，又开始提倡三年之丧。如《汉书·哀帝纪》：哀帝
诏曰：“河间王良丧太后三年，为宗室仪表，益封万户。……博士弟子父母
死，予宁三年。”行三年之丧而可得万户侯的封赏；博士弟子虽有父母死，
也诏准告假丁忧。王莽时，开始盛倡三年丧制。《汉书·王莽传》说：“平
帝崩，大赦天下，莽征明礼者宗伯凤等与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丧三
年。”又说：“居摄三年九月，莽母功显君死，意不在哀。令新都侯宗为主，
服丧三年。”“建国五年二月，文母皇太后崩，莽为太皇服丧三年。”这样，
汉文帝的短丧制度又被正式取消。
东汉光武帝刘秀执政期间，国政多趋向简易，因此遗诏丧葬制度“皆如
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 （《后汉书·光武帝纪》）。诏告大臣不许“告
宁”。但在这一时期，三年之丧在社会上已蔚然成风。如《后汉书·韦彪传》：
“彪孝行纯至，义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寝。服竟，羸疾骨立异形，医疗
数年乃起。”《后汉书·鲍永传》：“永迁扬州牧，会遭母忧去官”。《后
汉书·廉范传》：“父遭丧乱，客死蜀汉，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归乡里。
年十五，辞母西迎父丧归葬，服竟，谐京师受业。”《后汉书·刘平传》：
“拜济阴郡丞，太守刘育甚重之，任以郡职，上书荐平。会平遭父丧去官，
服阕，拜全椒长。”《后汉书·江革传》：“建武末年，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