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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堵勖拦拿裰鳌罚�1835）亦屡屡提醒必须防备“多数暴政”。这样，阿米绪得以保持自己的八年教育制，不必将孩子于十四岁后送往公立学校，而美国教育法规定所有孩子必须接受教育至十六岁。美国国会承认：人和人不一样，少数人有少数人自己的理由。任何多数都无权代替少数选择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代替他人选择先进文化与现代价值观念的“高尚”行为，得到他人的同意或授权了吗？
在这样的理念下，美国人宽容了顽固抵制现代文明的阿米绪，宽容了他们所坚守的宗教信条。不仅在教育法的执行上让步，而且也因尊重阿米绪的和平主义，同意“良心反战者”的阿米绪在二战中可以不参军服役，而是进入与战斗没有直接关系的医院或工厂，以两年“替代性服役”间接完成应尽的战时公民义务。
一战期间，一名青年阿米绪被征入伍，违反了阿米绪的绝对和平主义的宗旨。几周后，由于实在受不了良心的谴责，这位阿米绪脱下军装要求退伍。军官将他带到三座新坟前，拍着手枪警告他：如果明晨还不穿上军装报到，那么他就是第四座新坟。第二天早餐时，这位阿米绪来了，但仍未穿军装，只穿了传统的阿米绪黑服，为了宗教，为了自己的良心，他选择了死。但这位从来说一不二的军官却没有枪毙他，而是让他退了伍。
通过美国人对阿米绪的态度与立场，我们更深一层地认识到宽容的重要性，更深刻地洞察到民主的内涵。“少数服从多数”，固然是民主共和对封建独裁的重大历史进步，计数的民主终究要比个人独裁或少数统治更利于社会发展，更能调动社会成员的参与积极性，但进至“多数尊重少数”，则是民主精神的进一步延伸。尊重少数的选择就是尊重民主本身，民主的存在就是因为选择乃是一种必需。更何况民主还有一种工具性价值，能够使人们得到相互学习的机会，有助于各种社会价值观的形成与推广、深化与改进，使社会发展更为整体化，不致于忽略少数而造成阳光未及的阴角。所谓思想自由，就包括了“保护少数”的原则。善待阿米绪还表明现代社会决不会因科学的发展而湮没人文精神，尊重少数不仅体现了民主理念的精确化，更体现了现代文明的核心理念——人文第一。为此，宽容与自由、平等、团结、尊重自然、分担责任一起成为六大核心国际价值观。而且，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基础价值理念是不能讨价还价的，必须具体落实到每一细部。
即便从认识论上承认人的认识能力有限，不可能一步到位，不可能洞穿所有真理，那么适度的宽容与忍让就相当必要了。因为只有给予适度的宽容与忍让，才能为认识预留下发展的空间，才能为认识的深化提供逻辑上的可能性，才能对认识的提高设定确切的必要性。如果将多数绝对化，就会从根子上压制一切新认识、新发现、新思考的萌发，因为一切新事物最初必然是少数，真理常常是由少数人首先发现的。失去少数人提出的异议，既有理念便会失去修正与补充的推力。完美是挑剔的结果，进步是由于发现了不足。保护少数人的歧异，等于保护了真理的扩容力。
此外，如果当民主变成“崇拜多数”时，民主本身的实质也就大受威胁了。别忘了，1937年墨索里尼曾经叫嚷德意两国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健全的民主国家”，因为当时德意两国成千上万的群众向两位独裁者欢呼。鲁迅当年就指出：“以独制众者古，以众虐独者今。”失去对少数的保护，也就必然意味着走向另一种独裁——多数对少数的压制与暴政。尊重少数，不仅是民主意识的深化，更是民主内涵的升华，民主并不是简单的“多数决定”，其最紧要的精粹乃是对异议的容纳。这是当代中国在走向民主时必须应予参考的一项内容。尊重自己的信仰，同时也尊重别人的信仰，即能够认识到信仰背后的信仰，认识到行为背后所联系的价值支撑，这才是真正的现代民主与自由的核心内涵。
而西方之所以能够达成“保护少数”这样高级的社会共识，根源还在于精深厚实的人文思想。早在1859年，约翰·密尔的《论自由》就写道：“假定全体人类统一执有一种意见，而仅仅一人执有相反的意见，这时，人类要使那一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人（假如他有权力的话）要使人类沉默可算较为正当。这里的论点有两个：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所力图窒闭的意见是一个谬误的意见；假如我们能够确信，要窒闭它也仍然是一个罪恶。”“在今天的政治思想中，一般已把‘多数的暴虐’这一点列入社会所须警防的诸种灾祸之内了。”〔1〕可见，没有精确深厚的价值定位，便不可能迈上“保护少数”这一民主的第二台阶。
是否可以这么说，美国宪法体现了精深的人文理念与深邃的理性认识，乃是人类智慧的集中编织，尤其意识到必须对公权的约束与限制，必须以保护个人权利为一切法律设置的起点，赋予公民与官府警察分庭抗礼的权力，实在是抓住了事物的主要矛盾与现代法学的精髓。
注释：
〔1〕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17页。
张献忠的一桩公案
——从成都大悲寺屠戮士子事件说起
？ 耿 法
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十一月，张献忠率大西军主力开进四川，第二年八月攻占成都，除少数地区外，四川省绝大部分都已处于大西军管辖之下。张献忠遂正式建立大西政权，他本人初称大西国王，随即又称帝，定年号大顺，以成都为西京，蜀王府邸为宫殿。仅仅隔了一年，即大顺二年（1645年），在张献忠一手策划下，成都发生了一桩举世罕见、骇人听闻的屠杀读书人的事件。
这年十一月，张献忠宣布举行“特科”考试，下令各府县生员一律前往成都赴考，违命者以军法论处。于是，各地士子络绎不绝从水路、陆路被送往成都，集中在大悲寺。待各地士子基本到齐后，张献忠突然找借口派重兵包围大悲寺，将全部应试士子统统杀死，死者人数达五千多人。这真是四川读书人亘古未有的一场浩劫。大悲寺一时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笔墨成丘冢，史称大悲寺屠戮士子事件。原来，所谓“特科”考试压根儿是个精心策划的骗局。张献忠因大西政权的各地官员不断被四川地方势力捕杀，四川各地反抗大西政权的浪潮越来越猛烈，于是迁怒于四川百姓，尤其迁怒于四川的文化人，认为各地生员是士绅阶层的主体与精英，下决心大规模报复，设下这一计策聚而歼之，一网打尽。整个四川省仅雅安一地由于大西政权驻当地监军郝孟旋事先知悉内情，又心生异志，密谋反水，于是伪造张献忠的诏书曰：“雅系边地，承平时自专心文墨，今羌夷不时窃发，久已弃诗书而事干橹矣。宾兴之典，宜俟异日。”遂将已经启程在途中的雅州生员全部追回，使他们幸免于难。四川其他各地生员几乎被一网打尽。此事件对四川知识文化界是个致命重创，如此对读书人设下应试骗局加以集体血腥屠杀者，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如何看待大悲寺屠戮士子事件？历代史籍上都把此事作为张献忠在四川大屠杀的罪状之一，与此事并提的还有该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张献忠悍然下令将成都“城内居民一律杀绝”，军队把居民驱赶到成都南门集体就刑，杀人无数，接着传令各乡镇村民“均可移居成都城内为京都居民”，后来又一把大火将成都焚毁，其状惨绝人寰。解放后一些史家因张献忠是农民起义领袖，对此或讳莫如深，不置一词，或不顾史实，千方百计为张献忠辩护开脱，包括血染大悲寺事件和屠杀成都市民事件在内。辩护的理由主要是：张献忠是明末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封建统治者出于阶级仇恨，蓄意夸大其杀人数字，污蔑张献忠“屠蜀”；张献忠在成都建立政权初期，并没有大开杀戒，相当重视延揽四川地方人才，开科取士，也正是为了延揽人才，曾经开科两次，应试者颇为踊跃；只是后来由于四川官绅地主大肆叛乱，形势日益严峻，南明弘光朝廷此时又成了四川官绅地主心目中的正统旗帜，严重威胁到大西政权的生死存亡，张献忠才不得不大开杀戒；当然张献忠本人由于历史局限性，“镇反”产生过激行为，杀人面过宽了些，导致大西政权逐渐丧失民心，这也是应当记取的历史教训。看来，这种观点似乎辩证得很，一时充斥于各种历史书籍。那时，谁要论证一下张献忠凶残的历史真实面貌，揭露张献忠设“特科”考试骗局，血腥屠杀读书人的罪恶行径，是要冒站在污蔑农民起义的反动立场上的政治风险的。
封建统治者对张献忠“屠蜀”确实有夸大其词的一面，如《明史》卷三零九中说张献忠“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显然是蓄意夸大了，明代后期当时全国人口总数只有六千多万。但是张献忠在四川血腥屠杀民众和知识分子毕竟是史实，决不能因为他是农民起义领袖而回避，或者寻找种种借口以开脱、减轻、淡化其罪责。以大悲寺屠戮士子事件来说，张献忠绝不是偶然心血来潮一时冲动之举。就前两次开科取士而言，早已隐含着血腥味。张献忠规定“未取童生不许躲闪，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不得在乡居住”，“秀才在乡造言生事，并家眷尽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还规定谁家若有父兄胆敢阻挠子弟赴试，必将受到严惩。这种霸王硬上弓式的“开科取士”岂是尊重读书人？岂不吓破老百姓的胆？粗通文墨的张献忠行伍多年，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满脑子称王称帝思想，他代表的实际上是一种游民思想和游民文化，对文化人始终抱着蔑视、仇恨、提防、控制和利用的态度，倘若文化人稍不顺从，便要其人头落地。他于大顺二年二月十三日立的一块“圣谕碑”，颇能表明他的真实思想，碑文只有两句话：“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这里的“天”，指的就是他自己，他认为自己代表上天，已将万物恩赐于四川的百姓，而四川的百姓有负于他的大恩大德，实在忘恩负义，他对四川民众百姓是极其失望而怨恨的。他深知，广大生员即读书人是老百姓的头脑，士绅阶层的骨干，是他最难驾驭的人群。一旦形势变得严峻，变得于他不利，他就要对四川百姓大开杀戒，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先除去读书人这一心腹之患。为达此目的，张献忠这个武夫没有任何顾忌，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设下“特科”考试骗局，不惜公然失信于普天下应试士子，一手制造了血洗大悲寺惨案。对这种灭绝人性、灭绝文化的极其野蛮的兽性，必须毫不留情地给予揭露和深刻批判，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态度。
大悲寺屠戮士子事件，再次表明了历史上农民起义及其领袖人物的时代局限性和自身严重的缺陷。具体到张献忠，此人暴戾成性，反复无常，目光短浅，缺乏起码的人道主义和政治见识，导致他后来一手制造了数起灭绝人性的大惨案。他当了短命的偏居一隅的四川土皇帝对四川百姓当然是个灾难，但相对来说又实在是件幸事，因为他的权力所限只能危害四川一地；倘若他真的成为中国一代帝王，建立了一个朝代，那么必然是一个祸害全国百姓的暴君，罪恶将大得多，而决不会有什么高瞻远瞩的政治作为，对中国历史进步不会有任何推动作用。他的刑罚极其残酷，包括拿活人剥皮之类。他的义子、心腹孙可望也像他一样多次使用剥皮酷刑对付不听从他的主张的臣民。因此鲁迅先生说：“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张献忠的私人生活更是荒淫无耻，称帝之后仅后妃就多达三百余人，并使用大批太监用于后宫服务，他的腐化程度与李自成后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也同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样，下令各地恭避御讳，不准人们使用“献”字与“忠”字，甚至连以往历代留传下来的石碑上的“献”和“忠”字都一律要铲掉，以至后人叹息“蜀无完碑”。
由于郭沫若先生《甲申三百年祭》的影响巨大，对李自成大顺政权因骄傲自满、腐化蜕变而招致失败的历史教训，人们谈论得很多，见诸报刊的有关文章也已不少，但对于与李自成齐名的另一位重要的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及大西政权则有所忽略，有关研究文章也较少。笔者希望重提张献忠屠戮读书人的这一桩公案，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