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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可轻取。”结果唐僧只得将唐王所赐的紫金钵盂献给二尊，才得到真经。而这事就发生在如来佛的眼皮底下，没有他的默许，二尊也不敢公然索贿。这是吴承恩对神佛的不敬吗？实在反映出他对社会现实众相种种的失望和无奈。当然，也有他的疑问在，人间哪有清净地呢？谁敢把佛陀世界真的当成普度众生的理想彼岸呢？难怪连唐僧都要惊叫：“这个极乐世界，也还有凶魔欺害哩。”
还是引《天上亦人间》那篇文章来说，对于阿难、伽叶二“尊者”索贿，萨孟武认为，“创业之主虽然望治之心甚切，而对于贪墨之臣，又往往认为可靠，而愿寄以腹心之任”。同时，“政局愈混乱，人主愈喜用贪墨之臣”，因为“令好货之徒侍从左右，许其稍事贪墨，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比之任用那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如刘伯升之辈者，安全多了”。因此，“可知阿难、伽叶勒财作弊，何以佛祖不加禁止，反而倚为亲信，令其侍从左右了”，“东方既有叛仙，西方何能保证其无叛佛？”
另外，也有学者讲到，取经路上凡被孙悟空打死的，无论是道的妖，还是佛的魔，几乎都是没有丝毫政治背景和依靠的土妖山怪。而凡是从天宫高级首长身边偷跑下界的妖孽，又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在被金箍棒就地正法的最后时刻，由首长亲自出面，请求法外开恩，免除死罪。此皆为吴承恩以貌似“玩世”的“游戏”笔墨，以对神灵世界凡此种种的描写刻画，给予现实世界以无情的讽刺、揭露和挞伐。借助“文革”语言或许可以这么说，大胆吴承恩竟敢以宗教做掩护，披着神魔的外衣，恶毒攻击伟大的专制皇权和一派繁荣景象的大明江山，罪莫大焉！要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反正我在读《西游记》时，每逢此处，遐想现实，已是会心地莞尔一笑。
可也有让我哭丧脸的事，据报载，自从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产生轰动效应，一些“精明”的制片商开始拿“戏说”开涮《西游记》了，已经出笼的就有《西游记后传》、《东游记》、《大话西游》、《春光灿烂猪八戒》、《童话西游记》等数十个版本，其中有的猪八戒变得吃苦耐劳，深受恋爱季节女生的另眼垂青，以至有刚刚性启蒙的童男童女竟问猪八戒有几个女朋友。还有的版本居然让孙悟空与王母娘娘的养女结了婚，生下一对龙凤胎。连美猴王都成了好色之徒，这不是要将吴承恩他老人家气得还阳！
我以为，抵御低俗文化的最好方式之一就是大力弘扬高雅文化。文学馆的讲座绝不媚俗，读过这本《话说〈西游记〉》的诸君若想亲临现场聆听智慧，作为《在文学馆听讲座》的主持人，我将随时竭诚欢迎您的到来。
（陈建功名誉主编、傅光明主编：《在文学馆听讲座——话说〈西游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
林徽因与冰心
？ 桑 农林徽因以她多方面的才华、脱俗的趣味，以她的热情、大方、直率和健谈，成为当时文化圈里最有魅力的人物，赢得许多男性精英的爱慕、尊敬甚至崇拜。但在上层知识女性中，她几乎是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这里有当时社会习俗的因素，也有女性心理的因素，很难评判其中的是非。林徽因与冰心的矛盾，倒是颇能见出她的性格和脾气。
梁思成与吴文藻在美国留学时，住在同一个宿舍。林徽因与冰心那时就认识了，后来在北平也有过来往。现在已无法弄清冰心出于什么动机，写了《我们太太的客厅》这个短篇小说。影射的对象那么明显，讽刺和挖苦又那么不留情面，而且与林徽因的诗文同时发表在同一份《大公报·文艺副刊》上。李健吾《林徽因》一文写道：“我记起她亲口讲起的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北平，她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时叫人送给冰心吃用。”
近年，有论者对林徽因与冰心是否结怨作过考证。冰心直接提到林徽因，仅见于晚年的一篇文章中：“1925年我在美国的绮色佳会见了林徽因，那时她是我的男朋友吴文藻的好友梁思成的未婚妻。”关系交代如此清楚，口气不免有点冷漠。林徽因直接议论冰心的文字，却未见举出。在她写给费慰梅、费正清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被论者忽略了：“但是朋友‘IcyHeart’却将飞往重庆去做官（再没有比这更无聊和无用的事了），她全家将乘飞机，家当将由一辆靠拉关系弄来的注册卡车全部运走，而时下成百有真正重要职务的人却因为汽油受限而不得旅行。她对我们国家一定是太有价值了！很抱歉，告诉你们这么一条没劲的消息！这里的事情各不相同，有非常坚毅的，也有让人十分扫兴和无聊的，这也是生活。”这封信原是用英文写的，由梁从诫翻译为中文。他当然知道IcyHeart是谁，却有意保留了原文。林徽因在英文信中将“冰心”写成IcyHeart，很是耐人寻味。这不是音译，也不是意译，而是“冰心”两个汉字的直译。而稍有语感的人都知道，“冰心”在汉语中是个好词，IcyHeart在英语中却是贬义的。凭林徽因让费正清都折服的英语水平，不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她肯定是有意为之。由上下文，也可看出她对冰心是记仇的。
林徽因是一位非常要强的女性，她希望得到赞美，可遇到别人的菲薄，她又会奋力回击，并且毫不隐瞒自己耿耿于怀的情绪。这些言行，与其说展示了她性格的另一面，不如说是让她的形象更为丰满。处处都要争个胜，这才是本色的林徽因。傅斯年曾上书，请求政府接济战时陷于困境的梁家，其中提到林徽因：“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林徽因读过原信，感慨万千，在致函傅斯年感谢时说：“尤其是关于我的地方，一言之誉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看来，傅斯年的赞词正点中了她的关键穴位。
《赵氏孤儿》另有意
？ 黄 霞
读徐志啸教授所著的《中外文学比较》，在第二章“《赵氏孤儿》在法英”中，徐教授提到了“逾越节”的故事，认为西方人因熟悉此圣经故事而对《赵氏孤儿》产生了亲切的共鸣。我同意“共鸣”这一分析角度，但是却不同意选用这种诠释。因为法英都是基督教国家，人民深受信仰文化的影响，他们了解上帝的属性。
一般的信徒都认为上帝有以下几种属性：一、全知全能全在。二、永恒不变。三、完全圣洁，绝对公义。四、三位一体独一真神。独一真神的许多性情，特别是他的道德属性和人的德行很相似；但是神一切属性的深广是人的品性所无法比拟的。信徒们不会将任何人与完美的上帝比较，哪怕是非常正直的人，更何况他们相信在上帝面前世上连一个“义人”也没有。《圣经》记载当上帝呼召摩西时，摩西蒙上脸，即使是蒙神拣选的人也不敢正眼看上帝，因为上帝是如此完美全圣。因此，任何信徒都不会将追杀赵氏孤儿的屠氏，这个奸诈残忍的无耻奸臣与上帝联想在一起。
两起事件都是从杀男童起的。屠氏要杀一个月以上半年以下者，上帝则要灭“埃及地一切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然而两者的目的完全不同，前者为己后者为他人。《圣经》记载，上帝听到以色列人的哀声，委派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埃及。摩西顺服神的召呼，将神的吩咐正告埃及法老：“容我的百姓去！”为了使法老正视这一从神来的命令，摩西借着神的大能降灾，审判埃及。在这期间，法老数次答应让以色列人离开，可是当灾情有所缓解时，法老竟又出尔反尔。最后神降下了第十灾，这一灾终使法老容许以色列人离开。在降下第十灾的那天夜里，神派灭命的天使巡行埃及全地，天使“逾越”过那些以涂羊羔血为记号的房屋，而将埃及一切头生的都击杀了，包括法老的长子。《旧约》的上帝时常发怒，发的“义怒”都是针对败坏的人或民族；而屠氏设计谋害的却是忠臣一家。
有信仰背景的人不会将这两个故事亲切交织的原因之三，我认为两者间还有结局的不同。赵氏孤儿长大后，以无威之勇生擒屠氏，报了血海深仇；而以色列人的后代则明白顺服神和以血代赎的重要性，开始谨守“逾越节”。
我读《赵氏孤儿》时，的确产生了共鸣，我联想到的是《圣经》中的另两个故事：一是有关摩西的出生。当埃及法老见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生养众多，心生畏惧，就下命令要杀死所有以色列人的男婴。当摩西三个月时，他妈妈无法再藏，就把他放在蒲草箱中，再把这个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里。后来法老的女儿发现了小摩西，非常喜爱便收养了他，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请了孩子的亲妈来做奶妈。摩西长大后，为躲避得知真相的法老追杀而逃往米甸旷野，四十年后他重回埃及，藉着神的大能降灾给法老，带领神的百姓脱离了法老的奴役。
第二个故事是有关耶稣基督。耶稣在婴孩时代也和摩西、赵氏孤儿一样遭到屠杀的谋算。《圣经》记载希律王为杀害耶稣，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两岁以下的男童都杀尽了。然而，最终耶稣没有像赵氏孤儿那样复仇，他为所有人做了“代罪的羔羊”，为害他的人祈求神的赦免和祝福。所以细想一下，第二个故事与《赵氏孤儿》的相似点较第一个故事来得少。
我想，故事情节的相似或许正指示出人性残忍面的相似，“斩草除根”，“宁错杀一百不漏杀一个”不仅仅是中国奸臣的思维特色，还是各方“奸残者”一贯的思维方式。此外，在屠杀中幸存的男童，又总是天赋重任的那一位，从这一点上我们能看到劳动人民美好的愿望与期待。
第二处我持有异议的与信仰有关的部分是在第四章。徐志啸教授通过两位诗人的比较，得出了“中国文人在表现自然美方面比西方足足早了一千多年，说明自然情趣兴起中国比西方早得多”结论。对于这个结论，我只是在直觉上感觉有待考证，因为西方有着浓重的信仰文化，《圣经·创世纪》中详细记载了神创造世界的过程以及目的和心愿，神创造美好的自然界来彰显自己的尊贵和能力，并借此得着荣耀与尊崇。日月星辰、树木森林、雨雪霜雹、山川河流、飞禽走兽都一同欢呼，见证它们的受造是何等奇妙。一般来说，虔诚的基督徒在观看神所创造的美丽和谐、井然有序的自然界时，都会情不自禁地发出赞美和感叹之声。诗人大卫曾感叹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以前我对大自然的美不是那么敏感，当我听见一位基督徒作见证，以赞美小鸟来感谢神时，我曾在心里暗暗取笑过她。深入了解基督教义之后，心里仿佛被多开了一双眼睛，世界还是同一个，可是每一株小草都变得那么青翠动人，园中的小花也经常令我想起经上的话：“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自然界不仅很美而且还充满了情意，这种情意就是徐教授在书中提到的神秘主义色彩了。就我所知，自然情趣的兴起西方应该不会晚于东方。或许西方知名文人在表现自然美方面要比中国文人迟上千年，但自然情趣世人皆有之，不应该从几个文人身上得出结论。同时，我还相信，西方应该有一些小文人、小作家在早于陶渊明的时代就写了一些山水田园诗，因为大自然会给人普遍启示，在这充满情谊的启示面前，对于能读懂它的人来说，心中的欣赏与感恩之情是无法抑制的。
（徐志啸：《中外文学比较》，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版）
治古典文学者不应有的知识欠缺
——读章偶得
？ 金文明
最近我以养病之闲，拜读了复旦大学著名教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章培恒先生的几本学术专著和有关中文艺术美的访谈录，一方面为他的博学泛览、骋思善辩之功所折服，同时也为他书中经常出现不应有的知识欠缺而深感惋惜。古语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里，我想选摘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略加考辨，供章培恒先生参考。
（一）唐代的“者”、“下”是否押韵，不能用现代读音去判断。
2004年4月，章先生在接受作家陈村的采访时，谈到了唐代诗人陈子昂的名篇《登幽州台歌》，他说：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里面其实押韵都不押，句式也不整齐，也不讲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