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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丁，全名米格尔·利丁，是智利影坛的著名电影导演，五千名流亡国外的智利重要人士之一。皮诺切特政府一直到该报告文学发表之际还将他们拒之国外，认为他们是最危险的人物，“智利的全部国境线都必须提高警戒，防止他们过境回国”。
《智利地下工作者利丁》写的就是利丁如何回国做地下工作的故事。他骗过智利的公安机关，秘密回到祖国，花了2个多月的功夫拍了一部反映智利目前局势的电影。电影胶片长达七千英尺。任务完成后，他又悄悄出境回到以前的避难处。此外，作品中还回忆了海上遇难者贝拉斯科的著名历史。这段历史或事件， 《观察家报》曾在五十年代做过连续报道，而加西亚·马尔克斯也为此事写过14篇的报道，轰动一时。
文学谈话录
《番石榴飘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哥伦比亚另一个著名的小说家兼记者普列尼奥·阿普莱德·门多萨的谈话录。该书于1983年1月在西班牙布鲁格拉出版社出版。这部谈话录共十四章，具体而详尽地叙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生平、创作实践和社会活动。
这位蜚声世界文坛的哥伦比亚作家通过侃侃而谈的对话，向读者介绍了他最初的文学训练、所受的文学影响，对自己作品的剖析以及对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解释。这些来自拉丁美洲的第一手材料极其重要。原因很简单：对于自己的作品，创作家比评论家更具有发言权。作家将谈话录题名为 《番石榴飘香》也另有用意，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该书中说，精选素材有可能加工提炼出番石榴的香味这是一个极富拉丁美洲特色的比喻：番石榴系南美洲一种常绿灌木，其果实呈球状或卵形，香味浓郁，可供鲜食或制成果汁、果酱等。文学作品也是这样，只有经过精心的提炼加工，文学素材才能成为艺术品。
与加西亚·马尔克斯进行文学对话的普·阿·门多萨是哥伦比亚著名的小说家兼记者，曾在委内瑞拉、哥伦比亚、法国等多家报刊中担任重要职务。著有短篇小说集《逃兵》、长篇小说《逃亡岁月》等等。
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分别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
《霍乱时期的爱情》和《智利地下工作者利丁》外，还于1986年开始撰写他的回忆录，并于1986年11月在哥伦比亚《品尝家》报上首先发表出来。
加西亚·马尔克斯向报界表示，他将继续“为了朋友们更加爱我而写作”。
这篇回忆录的第一章 《访罗马教皇》，记叙了加西亚·马尔克斯那次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会面，虽然不过短短的十五分钟，但是这位前波兰大主教却给加西亚·马尔克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印象是，教皇的音容笑貌甚至举止手势都象捷克斯洛伐克当代著名作家米兰·混德拉，外表和善慈祥，但似乎不太机灵，甚至有点笨拙，因为临别送客时，教皇甚至连自己办公室的门也开不了，后来还是呆在外面的一位助手来解了围……第二个印象是，教皇似乎不仅在梵蒂冈，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孤立无援的，几乎与世隔绝，尤其是与现实中的人民隔绝，因而也令人感到有点可怜。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大恭敬地议论道，这样一位“好好先生是怎么能指望他来祈祷上帝降福人类、维护人权呢？尽管他为了出访墨西哥，还捡起了他曾在中学时代学过的西班牙语，但是一个甚至连第三世界的教徒都会对之产生怜悯之心的教皇，恐怕其威望也是有限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
关于写作生活
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向一位评论家证实，他们那一代人是能够出作家的。除了写作，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能使他更加喜欢，他在写作中经历了许多的苦乐时光，加西亚·马尔克斯是这样谈他在创作中的感受的：“我在开始写作的时候，刚刚探索到写作的奥秘，心情欣喜愉快，几乎没有想到自己要负什么责任，还记得，那时候，每天凌晨两、三点钟，我干完报社的工作，还写上四页、五页，甚至十页书。有时候一口气就写完一个短篇小说。”“现在一天能写完一个大段落就算万幸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写作已经变成一件苦事了”。
为什么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自己写作技巧越来越娴熟的情况下，却又感到写作很苦呢？“问题很简单，就是责任心越来越强了，现在我觉得，每写一个字母，会引起更大的反响，会对更多的人产生影响。”
正是因为他成了名，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写作越发地小心谨慎起来。
对于成名之后的许多事他都感到厌烦：“我非常讨厌自己变成众目睽睽的对象，讨厌电视、大会、报告、座谈会……”也讨厌采访。
对于写作，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写出了一些成名之作后更是感到焦灼：“除了医学上所说的悠闲恐怖之外，最使我感到焦虑的就是这件事了。但是，我听了海明威的忠告之后，这种焦虑就一扫而光了，他说，只有对第二天要干什么心中有数时，才去休息。”
对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不是直接从现实中取材，而是从中受到启迪，获得灵感。我记得，我们住在阿拉卡塔卡的时候，我年纪还小，有一天，我外祖父带我去马戏团看过单峰驼，又有一天，我对我外祖父说，我还没见过冰块呢，他就带我去香蕉公司的仓库，让人打开那里的冰冻鲷鱼；把我的手按在冰块里。《百年孤独》就是根据这一情节开的头。”
构思与写作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一个不可避免要回答的问题。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体会是，他创作《百年孤独》就用了十五年进行构思，写《家长的没落》他想了十六年，而创作《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加西亚·马尔克斯却整整花了三十年的时间去构思。对《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马尔克斯是这样谈它的：“小说中描写的事情发生在1951年，当时我觉得，还不能用来作为写长篇小说的素材，只能用来写篇新闻报道。可是，那时候，在哥伦比亚，新闻报道这种体裁还不太流行，而且我又是一个地方报纸的记者，报社对这类事情也许不感兴趣。十二年之后，我开始从文学的角度来思考这件事。但是，只要一想到我母亲看到这么多好朋友、甚至几位亲戚都被卷进儿子写的一本书中会不高兴，我又犹豫不决了。不过，说实话，这一题材只是在我思考多年并发现了问题的关键之后才吸引住我的。问题的关键是：那两个凶手本来没有杀人的念头，他们还千方百计地想让人出面阻止他们行凶，结果事与愿违。这是万不得已的，这就是这出悲剧唯一真正的新奇之处；当然，这类悲剧在拉丁美洲是相当普遍的。后来，由于结构方面的原因，我又迟迟没有动笔。事实上，小说描写的故事在案件发生之后二十五年才算了结。那时候，丈夫带着曾被遗弃的妻子回到镇上。不过，我认为小说的结尾必须要有作案行为的细节描写，解决的办法是让讲故事的人自己出场 （我生平第一次出场了），使他能在小说的时间结构上笔意纵横，奔放自如。这就是说，事隔三十年之后，我才领悟到我们小说常常忽略的事情，即真实永远是文学的最佳模式。”
有人认为，一个作家要想进行创作，必须要先受一定的磨难和痛苦才可能写出一部好的作品，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此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有一种浪漫主义的神话，说是作家要想进行创作，必须忍饥挨饿，必须经受磨难，这我根本不相信，吃得好，使用电动打字机，才能够更好地进行写作。”
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什么样的环境最好，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了：上午在一个荒岛，晚上在一座大城市。上午，我需要安静；晚上，我得喝点儿酒，跟至亲好友聊聊天。我总感到，必须跟街头巷尾的人们保持联系，及时了解当前情况。我这里所说的和威廉·福克纳的意思是一致的。他说，作家最完美的家是妓院，上午寂静无声，入夜欢声笑语。”
那么，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写作生活中是谁和什么读物影响了他呢？“首先，是我的外祖母。她不动声地给我讲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仿佛是她刚亲眼看到似的。我发现，她讲得沉稳冷静，绘声绘色，使故事听起来真实可信。我正是采用了我外祖母的这种写作方法创作《百年孤独》的。”
第二个使他成为作家的人，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是卡夫卡：“我认为，他是采用我外祖母的那种方法用德语来讲述故事的。我十七岁那年，读到了《变形记》，当时我认为自己准能成为一个作家。我看到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茨一天早晨醒来居然会变成一只巨大的甲虫，于是，我就想：原来能这么写呀。要是能这么写，我倒也有兴致了。原来在文学领域里，除了我当时背得滚瓜烂熟的中学教科书上那些刻板的、学究式的教条之外，还另有一番天地，我发现一个人不能任意臆造或凭空想象，因为这很危险会谎言连篇，而文学作品中的谎言要比现实生活中的谎言更加祸患无穷。事物无论多么荒谬、悖理，总有一定之规，只要逻辑不错乱，不彻头彻尾地陷入到荒谬之中，就可以扔掉理性主义这块遮羞布。”
除了卡夫卜之外，海明威也对加西亚·马尔克斯产生过影响。“他不是一个伟大的长篇小说家，但是个杰出的短篇小说家。他有句名言，他说，短篇小说仿佛一座冰山，应该以肉眼看不见的那个部分作基础。也就是说，应该以研究、思索经过搜集然而没有直接选用的材料作为基础。是啊，海明威使人获益匪浅，他甚至告诉你如何去描写一只猫拐过一个街角。”
格林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写作产生过影响：“是的，格雷厄姆·格林确实教会了我如何探索热带的奥秘。一个人很难选取最本质的东西对其十分熟悉的环境作出艺术的概括，因为他知道的东西是那样的多，以至无从下手；要说的话是那样的多，最后竟说不出一句话来。我兴致勃勃地读过富有观察力的哥伦布·皮卡弗达和西印度群岛编年史家的作品。我还读过带着现代主义有色眼镜的萨尔戈里、康拉德和本世纪的拉丁美洲热带风俗作家以及其他许多人的作品。我发现，他们的观察和现实有着非常大的差距。有些人只是罗列现象，而罗列的现象越多，眼光就越短浅；据我们所知，有的人则一味地雕词琢句，咬文嚼字。格雷厄姆·格林非常正确地解决了这个文学问题：他精选了一些互不相干，但是在客观上却有着千丝万缕真正联系的材料。用这种方法，热带的奥秘可以提炼成腐烂的番石榴的芳香。”
除了一些作家对马尔克斯的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外，一些文学作品对马尔克斯的写作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加西亚·马尔克斯经常阅读的作品是法国小说家、儿童文学家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的小说和康拉德的作品：“人们再次阅读某一位作家的作品的唯一原因是喜欢他。所以，我喜欢康拉德和圣埃克苏里，就是由于只有他们才具备这样一个特点：他们能够平静地描绘现实，把它描绘得诗意盎然，尽管有时候可能有点俗气。”
对加西亚·马尔克斯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家作品很多，其中女作家弗吉尼娅·吴尔夫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在二十岁的时候没有读到《黛洛维夫人》中的这样一段话，可能今天我就是另一副样子了。我记得我是在一家旅馆的简陋的房间里，忍着酷热，一面轰蚊子，一面读这段话的。当时我在哥伦比亚的瓜希拉卖百科全书和医药书籍。她是这样写的： ‘但是，毫无疑问，（车子）里面笼罩着一种庄严的气氛：这是一种转瞬即逝的、隐隐约约的庄严气氛，凡夫俗子都能企及；他们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离英国的尊严这么近，离国家的不朽象征这么近，而这种尊严是急切的考古学家们挖掘了时间的废墟之后加以证实了的，当时伦敦还不过是一条杂草丛生的土路，每星期三上午在街上熙来攘往的人们不过是一截戴着结婚戒指的尸骨，他们浑身沾满了尘土，并且由于龋齿而作了满口的白铅。’”
这段描写对加西亚·马尔克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完全改变了我的时间概念。也许，这使我在一瞬间隐约看到了马孔多毁灭的整个过程，预测到了它的最终结局。另外，我想，它难道不是《家长的没落》的遥远起因？而这本书正是描写人类的权力之迷，描写孤独和贫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