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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哪儿呀？捷克人便会神色极其自然地回答你，使你恍若置身十七世纪： ‘这就是炼金术士大街。’”
到了波兰，加西亚·马尔克斯就有些惊异了，这儿的土地自然是一片干燥，但不知怎么搞的，他总感到华沙曾经连续多年下着大雨。
到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的最大王国，他发现了苏联人的慷慨大方的优点：“在乌克兰的一个火车站上，我结识了一位德国代表，这位先生对一辆俄国自行车大加赞扬。在苏联，自行车是很稀少的，也是很昂贵的。受到赞扬的那辆自行车的女主人（一位姑娘）听到后，便对那个德国人说，她要把自行车送给他。他婉言谢绝了。火车开动时，那位姑娘在群众的帮助下，把自行车扔进了车厢但没想到把那位代表的脑袋给砸破了。后来，在莫斯科联欢节上，有一件趣事是尽人皆知的。一个用纱布包扎脑袋的德国人骑着自行车在城里兜风。”更令加西亚·马尔克斯感兴趣的是苏联的辽阔的国土，纷繁复杂的民族、语言、形形色色的人物和风格不同的景色。当然，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苏联那种：一方面，劳动人民拥挤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每人一年只能买两件衣服；另一方面，又为苏联火箭登上月球而自鸣得意的状况也十分吃惊。
对苏联的观察，明显地使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苏联在政治上感到失望。因为苏联现实的一切都已经表明，它已经孤立于世界各国之外，这种与外界隔绝封锁的局面使苏联陷入一种困境。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莫斯科广播电台的频道，只有一个，那就是莫斯科电台的频道。在那里，只能呼吸到“一种既土里土气，又装腔作势的空气。”在这里一种闭关锁国的土地上，加西亚·马尔克斯最为感兴趣的是斯大林。他想弄明白斯大林在那样一个反对“个人迷信运动”的潮流下是怎样将难以形容的强大的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以及对斯大林的怀念为什么仍能激起人们狂热情绪的。那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到红场的陵墓去看了看斯大林的遗体。
奇怪的是，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参观斯大林的遗体时，他将斯大林——那个在玻璃棺材中的、蓄着八字胡子、长着一双女人般手的独载者与卡夫卡的作品联系起来了“弗朗茨·卡夫卡的作品在苏联是见不到的。据说因为他是一个有害的形而上学的教士。然而他却可能是为斯大林立传的最优秀的传记作家……”“有一天下午，有人在莫斯科给我解释究竟什么是斯大林制度，我感到他们所解释的每一个细节都可以在卡夫卡的作品里找到先例……”。
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产生了一个撰写一部有关独裁者的长篇小说的念头的。
委内瑞拉
这样，加西亚·马尔克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报道和感受是惶惑的、矛盾的、有的报道还自相矛盾。
在欧洲长期的飘泊，使加西亚·马尔克斯尝够了生活的苦头，但终究他的日子一天天地好转起来。
1957年，加西亚·马尔克斯从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游历归来，在10月份又去了英国的伦敦。这次旅行的目的是想学会英语。但是英国对于来自热带地区的马尔克斯来说，未免就太冷了，他在英国只呆了两个月，并且是躲在肯辛顿南部的一个旅馆里度过的，在那里他写了几个早已在脑子里有形的短篇小说。
也是1957年12月中旬，普利尼奥·阿普莱约·门多萨从委内瑞拉发来一封电报，告诉加西亚·马尔克斯，他已经担任《瞬间》杂志的领导工作，决定聘请加西亚·马尔克斯为该刊的编辑，去委内瑞拉的旅费由《瞬间》杂志社负担。于是，加西亚·马尔克斯非常高兴地答应了，而且他也非常迫切地想回到那片适宜他生长的拉丁美洲去。他用一条彩色丝带把新的手稿一捆，收拾好行李，就动身了。
在圣诞节的前夜，加西亚·马尔克斯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在圣贝纳迪诺区的一座公寓中住下了。
对于委内瑞拉，加西亚·马尔克斯怀有一种美好的，然而又是紧张的记忆。对于在那里的朋友，他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但是，对于加拉加斯他有一种紧张的感觉，认为它是“一座可怕的，不实际的、不近人情的城市”。因为他刚到加拉加斯没多久，就发生了佩雷斯·希门尼斯独裁政权的倒台事件。那时，他在 《瞬间》杂志工作还不满一个星期，他与普利尼奥正忙着要准备到海滩去，突然听到轰然一声巨响，随后就是机关枪扫射声、炮声以及喷气式飞机擦地飞行的轰鸣。那时，马拉凯地区的军队发生政变。从 1958年的1月1日到1月21日这二十天里，加拉加斯的整个城市都被各种袭击、示威游行、警察的盲目镇压以及不着边际的谣言所充斥着。
从那时起，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和其他的加拉加斯市民一样在高度紧张和惊恐中度过了二十天。也是在那个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产生了写一部有关独裁者的长篇小说的冲动。
1958年3月，加西亚·马尔克斯离开委内瑞拉回国，在巴兰基利亚与梅塞德斯完婚。尽管在巴黎的那段时间，加西亚·马尔克斯对那位西班牙姑娘动过春心，但梅塞德斯三年苦苦的等待也着实让加西亚·马尔克斯内疚了很久。这次闪电式的回国总算了却了一桩大事。在回国途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将《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手稿留在了波哥大的赫尔曼·巴尔加斯那里，赫尔曼·巴尔加斯于是把这部手稿转交给豪尔赫·盖坦·杜兰，不久，盖坦就把这部小说在《神话》杂志上发表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兰基利亚完婚后立即又回到了委内瑞拉的巴拉加斯。他在《瞬间》杂志工作了仅仅半年。这半年也是委内瑞拉噪动不安的时刻，在短短的一年之内，委内瑞拉就平息了三次政变。
尽管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了维持生计而忙碌，但他的小说创作却从未间断过。在委内瑞拉这段时间创作了《格兰德大妈的葬礼》这部小说集子里的绝大部分的短篇，其中有几篇是在伦敦开的头。第一篇《礼拜二午睡时间》曾参加由加拉加斯《国民报》主办的短篇小说年度大奖赛，但没能获奖。接着，他写出了小说《有这么一天》、《咱们镇上没有小偷》、《巴尔塔萨的一个奇特的下午》、《蒙铁尔寡妇》以及《纸做的玫瑰》。《格兰德大妈的葬礼》这篇小说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波哥大后写成的。
1958年中旬，当时的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问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市，当时的市民对尼克松早已恨之入骨，于是，当尼克松的车行到市中心时，遭到群众的石块袭击。尼克松本人也受到了冲上来的群众的唾骂，而且几乎受到皮肉之苦。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瞬间》杂志的老板拉米雷斯·马克格雷格尔卑琐地写了一份“道歉书”，准备以《瞬间》杂志社的名义，作为社论发表。但普利尼奥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却把老板的名字署上，公开发表，因为他们不赞同老板这种卑琐而下贱的行为。文章发表后，老板受到了全国人民的谴责和唾弃，使他丢尽了脸。这位老板大发雷霆，于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普利尼奥也愤怒地辞去了《瞬间》杂志的工作。
加西亚·马尔克斯从《瞬间》杂志退出来之后，很快又在卡普里莱斯电视台主办的一个叫 《委内瑞拉画报》的杂志社找到了一份工作，这家杂志爱登社会丑闻和小道消息，在当时的委内瑞拉的名声不太好。但这并没有使加西亚·马尔克斯感到不安，因为在他看来，报界的工作只是他谋求生存的一种不得已的手段。
但是，当1958年年底古巴革命爆发的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再也不能以这样一种泰然自若、孤芳自赏的心态在一个被社会所不信任的黄色杂志工作下去了。
与许多拉美作家一样，古巴革命，在一段时间内，使加西亚·马尔克斯成为积极支持左派政治行动的人物。
1959年1月，由于拉美地区的报界对古巴革命的真相不太清楚，因此对古巴枪毙反革命分子的行动采取了充满敌意的报道。古巴革命的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便发动了一场“公布事情真相行动”，他邀请世界各国记者和观察家来参加审判索萨·布朗科大会。加西亚·马尔克斯也赶赴哈瓦那参加了审判会，当宣布判处被告死刑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其他的几位记者产生了同情心，于是就提出更改原判的要求。
尽管古巴枪毙战犯使加西亚·马尔克斯产生了测隐之心。但他返回到加拉加斯后，依然是坚决地支持古巴人民的革命的，而且他也在寻找能为古巴革命做点什么的机会。
那时，古巴革命正在组建一家通讯社，称作“拉丁美洲通讯社”。当时领导“拉丁美洲通讯社”的人是豪尔赫·里卡多·马塞蒂。于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普利尼奥就来到了拉美通讯社。马塞蒂建议普利尼奥·阿普莱约·门多萨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到哥伦比亚去建立拉丁美洲通讯社办事处，两人接受了。
1959年2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了他阔别已久的祖国。来到波哥大后，加西亚·马尔克斯立即投入到他的政治记者的生涯。他主要负责向古巴的哈瓦那拍发有关哥伦比亚局势的真实消息，并将拉美通讯社采写的电讯稿在哥伦比亚报纸上发表。但当时的工作十分困难，因为，哥伦比亚的报界，为古巴的过激措施感到不安。有时候，他们常常通过私人的关系，说服各日报、电台、杂志的领导人消除成见。这样，1959年，他们在报界打开了路子，使拉丁美洲通讯社的通讯稿在电台得以广播，从而能与美国通讯社对古巴的敌意报道形成对抗。
这一年，即1959年，马尔克斯三十二岁。他的文学创作也正是上升时期。1959年的中旬，《时代报》发表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礼拜二午睡时刻》。同时，在这一年他完成了《格兰德大妈的葬礼》这篇著名的小说。随后他又将那部写了很长时间的“大部头”有关“匿名贴儿”的小说，从头到尾重新读了一遍。经过默默地细致的思考，加西亚·马尔克斯将这部从巴黎就开始写起，写了四年的长篇小说的五百页稿纸全部撕毁，他要重新写，这个痛苦的割舍对于一个以业余时间进行终身创作的作家来说，是那么的不容易。原来写的这些让加西亚·马尔克斯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第一稿中，那种明显的、根深蒂固的受福克纳的影响和模仿海明威的那种笔法，因为，他要的不是仿模和相似的作品，他要超越这两位大师。因此，他谨慎地制定了一个新的写作计划。最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三个月之内写完了那部他花了四年写就的匿名小说。
1960年9月作为古巴拉丁美洲通讯社在哥伦比亚办事处的记者，加西亚·马尔克斯被召到古巴的哈瓦那，并在哈瓦那一直工作到年底。
也是在1960年，加西亚·马尔克斯留在巴兰基利亚那儿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单行本的第一版面世，两年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由于缺钱花，就将这部小说的版权以五百比索的代价卖给了阿尔贝托·阿吉雷这位出版家。
在纽约
1961年初，加西亚·马尔克斯以记者的身份带着妻子梅塞德斯和两岁的儿子罗德里戈到达纽约城，并出任拉丁美洲通讯社的副主任。
但他们在纽约的日子并不好过，处处充满了危机。对于记者来说，那时的纽约成了令人胆怯的地方，成群结队的流亡分子整日在街头寻衅闹事，记者是他们威胁的主要目标。由于记者不准携带武器，所以他们只得在办公室里准备了几条铁棍，以便防止受到这些人的袭击骚扰。
1961年4月份以后，局势越来越紧张，美国报界歇斯底里地掀起一场反对卡斯特罗的运动。4月26日，古巴革命被宣布为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不久，美国中央情报局精心策划的行动付诸实施，美国飞机轰炸了古巴机场，同时流亡分子拼凑而成的队伍和在佛罗里达、中美洲军事基地受训的军队在猪湾登陆。但没过多久，这场入侵就被击退，死伤惨重，于是古巴人民欢欣鼓舞，庆祝胜利。
过了没多久，又发生了对加西亚·马尔克斯有影响的一件事：以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为首的原共产党集团，用阴谋诡计和官僚行政手腕把对他们并不绝对忠诚的人，从政府和国有化企业的重要位置上统统清除出去。谁要是胆敢说一个不字，便以反革命分子论处。拉丁美洲通讯社也是他们清洗的目标。1961年5月，普利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