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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魏特林：《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1919年慕尼黑、维也纳、苏黎世版，第9页。
①魏特林：《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1919年慕尼黑、维也纳、苏黎世版，第7页。
②同上书，第23页。
因此，魏特林在用革命的强力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问题上，以及在他自觉地站在工人阶级——并且是向工人阶级一边倒——的党性立场上，从他的活动一开始，就是傅立叶、圣西门和欧文（当时在法国还不很著名）的乌托邦式体系的最尖锐的对立者。正因为这样，在无产阶级正在形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认识到它的地位和历史使命的时期内，在无产阶级正在从一个自在的阶级变成一个自为的阶级的转化时期内，他对于无产阶级意识的形成和巩固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正如恩格斯说的：“他们有魏特林作为共产主义理论家，他完全能跟他当时那些法国竞争者相匹敌”。①在这里，永远不能忘记，魏特林是工人阶级的一个代表，他是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因此，与当时尚未充分发展的德国无产阶级前身的成熟程度相适应，在他的著作里留有痕迹，是很自然的。
①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0页。
曾经有人企图把魏特林描写成倚赖于卡贝（布鲁诺·鲍威尔把魏特林叫做一个“不知厌倦的抄袭家”，特别是指抄袭卡贝而言）②。这无论在内容和时间上都是错误的。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是1840年、也就是说是在魏特林的著作③发表两年之后在巴黎出版的。在前此若干年，即1834年至1839年间，卡贝一直居留在英国，只是在他的那本书出版之后，才在法国开始有“伊加利亚”的宣传，他对于劳动者的影响——他的作品在劳动者中流传甚广④——首先固然可以从这本书的小品文性质来说明，同时当然也可以从无产阶级，特别是手艺工人的思想上的不成熟性来说明，他们以很大的热情来谈论每一种新的社会“体系”。卡贝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他在民主共和国里看到走向共产主义的必要的初级阶段。他无疑是一个“最有声望然而也是最肤浅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①，他否定被压迫阶级方面的任何暴力行动，呼吁有产阶级的正义感，并且要想通过对于利益的渴求而争取他们也赞同共产主义。由于他否定革命的行动，他远远落后于魏特林，并且在他那本书的德文版序言里，明白表示反对来自瑞士的作品，指责这些作品“特别强调暴力的行动”②，其中主要是针对魏特林的著作。他说，“不要用暴力，不要用阴谋，只是逐渐地在同意、说服、谅解的道路上”③就能实现向财产共有共享制的过渡。同样，魏特林在1849年也曾经强调过他和卡贝的矛盾，说到“拘泥小节的理想在卡贝和欧文的著作中是十分空洞的”，并且批评卡贝“和欧文、拉霍蒂埃、德萨米、路易·勃朗以及其他人等等一样，并没有彻底解决那些主要的问题。”④因此，魏特林不仅不倚附于卡贝，甚至他是这个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敌对者。
②布鲁诺·鲍威尔：《1842年至1846年期间德国政党斗争全史》，1847年夏洛屯堡版，第46页。
③指魏特林的第一部作品《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1838年）。——中译本编者
④海·艾韦贝克把它译成德文。
①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67页。
②卡贝：《伊加利亚旅行记》，1893年马格德堡版，第17页。③同上书，第21页。
④本书302页。
魏特林的处女作《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表现出某种特殊的倾向性，摹拟圣经的语调和宗教成语，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一书里虽然减褪了，但是在《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1843年）一书①里，却是全书的主调。在这里，他依据于一个天主教的神父拉梅耐，拉梅耐有两本书：《一个信徒的话》（1834年）——由路·白尔尼译成德文——和《人民书》（1838年），后者在出版之后就由魏特林自己译出，对于工人阶级曾起过很大的影响。从天赋人权的理论，特别是从卢梭的理论出发，拉梅耐诅咒现存的状况是一种魔鬼的事业，并且以鲜明的色彩描写了统治阶级霸占土地和压榨人民的暴行。劳动人民应该而且必须使用武力（后来，拉梅耐放弃了使用武力的主张）以便消除财富分配上的不公平和争取全人类的自由。但是，拉梅耐并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一个对于要求和取消私有财产的种种社会主义体系抱极端反对态度的人，他并且认为，这些体系是要把人类更降低到禽兽之下。他所要求的是一个包括全世界的小资产阶级的基督教王国。“……现在主要的并不是剥夺已经占有财产的人的财产，而是要给那些被夺去财产的人设法获得财产。”②因此，就内容而说，魏特林和拉梅耐是根本不好相比的，但是，魏特林却又不愿意使自己完全摆脱宗教的观念。尽管如此，他仍然是现存各教派的严厉的反对者，并且特别是反对教会的组织，他控诉并且判定这些组织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①按这本书是1845年出版的，1843年发表的是《贫苦罪人们的福音》一书的广告和部分章节的篇目。参看本书32页注①。——中译本编者
②拉梅耐：《人民书》，1905年莱比锡版，第91页。
1839年5月12日，“四季社”举行了一次起义，“正义者同盟”也曾参加。这次密谋——在准备和实行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取得群众的支持——被镇压下去了，组织被拆散，领导者被关入监狱。沙佩尔和鲍威尔在羁押多日之后被驱逐出境，他们跑到伦敦去。现在，伦敦成为同盟的中心了。魏特林留在巴黎，集合拆散的盟员。从有关他当时活动的少数报道中我们知道，他是通过许多集会和通过与手艺工人的个别谈话来达到集合盟员的目的的，在那些集会上，他表现出是一个杰出的演说家。但是，针对工人的恐怖暴行，加重了他的革命活动的困难。1840年复，他曾到瑞士去作短期的居留，考察在那里的工人联合会里有无进行同盟工作的可能性。海尔曼·艾韦贝克接替巴黎区分部的领导者。
1841年5月，魏特林决定迁移到瑞士去，最初是到日内瓦。在这里和在瓦德省区，1834年成立的“青年德意志”的残余还继续维持着，这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反共产主义的运动，对于日内瓦工人教育协会里的德国手艺工人有相当的影响。此外，那些追随伟大乌托邦主义者的各个学派和宗派的思想在这里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其中首先是傅立叶主义者。在洛桑、日内瓦以及其他较大的城市，有一些书店和印刷社在推销拉霍蒂埃和卡贝的著作，以及后者办的期刊《人民报》①。蒲鲁东在他的著作《什么是财产？》已经著名之后，甚至受到瑞士科学院的聘任。孔西得朗举行一些很受欢迎的讲座，并且由此获得许多新的信徒，从而有可能创立了傅立叶主义者的期刊《侦察兵》。此外，还有人试图在卡维和洛内之间的海角上建立一个共产自治村。
①这是卡贝在1833—1835年期间办的一个周刊。1841年复刊后改名《1841年人民报》。——中译本编者
魏特林和他最亲密的战友西蒙·施米特、奥古斯特·贝克尔、塞巴斯提安·载勒尔以及两个丹麦人彼得逊和克里斯田生，按照惯用的战术，决定在现有工人教育协会里建立同盟的小组和食堂。当然也要在其他的城市里创立新的协会。与“青年德意志”的人相反，他号召公开地进行宣传工作。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尝试，以便从迄今的宗派主义中解脱出来。魏特林解释说，这样做是必要的，“为了看一看年轻的共产主义原则是不是配得上它的伟大目标，好使那些胆怯的外交官、市长和商人们也习惯一下共产主义学说的喧嚷，如同船工们习惯于波涛澎湃的声音一样。”①这种做法不无成效，到1841年底，在日内瓦、洛桑、威维和摩尔西等地成立了许多食堂，虽然大多数未能持久，但是对于该地手艺工人的组织有所帮助。同时，魏特林在日内瓦出版了一个月刊《吁助德国青年》，在瑞士，同时也在法国、英国和德国销行。按照魏特林自己的统计，这份月刊约有一千份定户，其中巴黎有四百份、伦敦有一百份。②总起来说，他受同盟委托的活动，实际上由他的期刊和他在各地的同志所支持，起初伸展在瑞士法语区，后来又伸展到瑞士德语区，主要是在日内瓦、瓦德、诺恩堡、苏黎世、亚劳和伯尔尼各省。
①引自梅林：《德国社会民主政治史》第1卷，1919年斯图加特版，第104页。关于社会主义的宗派分歧的历史根源及克服的必要性，参看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年11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465—468页。
②参看本书305页。
在“青年德意志”的成员以及他们的领袖（马尔、杜勒克、斯坦道等）的对抗下，魏特林被迫在许多城市里从公开的宣传又回到秘密的宣传。在很多协会里，“青年德意志”的人和“正义者同盟”盟员之间发生公开的冲突，其结果大半是这一个或那一个集团退出协会，另行成立自己的协会。此外也可能组成新的共产主义的协会。在这期间，魏特林和伦敦以及巴黎的同盟的领导人，主要是艾韦贝克，经常保持联系，并且得到他们多方的支持。
魏特林的活动不能长久瞒过瑞士的资产阶级。他的有力的、富有鼓动力的语言，在他第一本著作里已经发挥了那样大的作用，在这份期刊里（从1842年1月起改名为《年轻一代》）也不能不令人倾听。期刊的口号是：“反对个人利益，如果它损害到全体的利益；争取全体的利益，而不把任何一个人除外。”①魏特林凭着这份期刊来指导他的宣传员和鼓动员，②并号召工人们起来作独立的行动。“自从人类有史以来，始终是别人来维护我们的利益，其实不如说更多地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因此看来不久也该到时候了，我们一旦壮大起来，就要摆脱别人对我们的这种讨厌的、无聊的监护。”③关于统治阶级想使“监护”永恒化的原因，魏特林写道：“……从来就是这样，并且今天还是这样。每一个新的、指责现存社会的缺点以及要求消除这些缺点的理想，总是和这样一些人发生冲突的，这些人的生活、私利、嗜好和欲望都与现存社会的缺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①其他的瑞士和德国的报纸及杂志②也都刊登关于同盟工作的消息和文章。例如：《电讯》于1842年8月14日曾从魏特林的期刊里转载了他的重要论文《共产主义原则的政府形式》，这篇文章要求，不是把“大人物”，而是要把有“才能”的人选入政府。关于这篇文章《莱茵报》写道，显然这是一种人们不可能否认它的“天才和创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