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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利益和全体的利益割裂开来的；但是谁不要全体的利益，谁所要求的不是为了全体而去要求的，谁就不会得到我们的支持。现在，那些有钱人和有学问的人也对现存的秩序不满；因此我们要小心，只要我们还有理由不满足，就不要去帮他们满足。不满足的人数量愈大，影响愈广，一种由于这种情况而产生的运动的成功的希望也愈大。
对于我们德国人来说，进行一次政治革命要比进行一次社会革命难得多，因为，只有通过大规模的、震惊世界的事件，特别是只有通过那种在一转瞬间人们就能为那人数最多和最穷困的阶级提供的物质利益，才能拭去那些宗教分歧的成见和那在德国各族人民间至今起着很大影响的相互敌视。任何能做到这一点的革命都是一次社会革命。那些政治家们所谋求的德国的统一，只有通过一次社会革命才最有可能。
今天的德国农民不是那么容易用空话鼓动得起来的。他可以为了一截烤香肠，如果他真需要的话，和为了他的君主和那共和国一样地牺牲。他恐怕还不一定不知道什么是一个共和国哩！但是如果我对他说：“将来你应该生活得象你那上级一样好”，并且如果他看到事情也真是这样，总而言之，如果他看明白了，这是关系到他本身利益的事，那时候他就可以被争取到这个运动一边来了。
我们单凭着利益就能争取到人民大众；如果我们要等待到一切人都被宣传教育得明明白白了，就象人们一般所借口推衍的那样，那就等于是说完全取消和放弃这件事：因为永远不会有一天一个民族会全部都达到同等的启明程度，尤其是当社会里还继续存在着不平等和个人利益的斗争的时候。首先这些个人利益必须融化在普遍、一般的利益之中，然后才会有更进一步的普遍的启明。只要受教育、受启发的条件（没有挂虑，生活得以维持，时间，机会）还不平等的时候，全体的一般的启明也就不会可能。
现存事物的倾复也很可能通过一个君主来进行。当然这是一件很可怀疑、但也决非不可能的事。这个君主可以不论是来自那里，来自皇家的宝座，也可以来自小民的茅舍；如果他连同他的皇冕和王笏一起把利己主义的偏见和特殊利益都一齐抛掷到垃圾堆里去，这个英勇的斗士，直到社会完善地组织起来以前，就是一个应该受到我们欢迎的独裁者。
有些人也许要批评我，说我把实现好事情的希望寄托在一种通过暴力的颠覆上。对于这些人我必须回答说，事情本来是怎样，我就把它说成是怎样，特别是我向来不惯于假装一种欺骗人的看法。但是现存的一切未来就自身孕育着革命的胚胎和养份；那旧制度本来就是在革命和战争中生存活动的。并不是我们的原则，而是那现存的事物，它造成和促进了混乱。我们只是要在这种混乱本身已经为一种暴力的倾复酝酿和准备了条件的时候，利用它来结束这种事物的状态。现在，在人们所说的那样“天下太平”的时候，目前的社会状况所表现在我们眼前的一幅图景已经无非是混乱、仇恨、革命和战争。现有的那些常备军，兵工厂，大量积储的战争物资，警察条律，法律，刑罚，大量的犯罪，挤满了囚犯的监狱，难道这一切不都是表示和证明了战争、革命和混乱吗？无论如何它们总不是证明太平。造成这一切恐怖和残酷的难道是我们吗？这些恐怖的残酷的东西在我们的原则传播之前不是久已存在了的吗？它们不是几乎永远被用来镇压任何不属于当权者的意见的吗？因此如果我们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下竟预见不到会暴发一种暴力性的灾难，那才是奇怪呢。而如果我们，在这种灾难暴发的时候，不去努力把它引导到一个对于全体的福利有益的方向去，那就是一种在我们方面的失职了。
但是如果我们坦白地表明我们所要求的是什么，毫不掩饰事情的实质，人们就能把我们说成是一种犯罪吗？
我们所要求的一切，我们不都是为了一切人，不论穷人和富人，不论友人和敌人，毫无差别地要求的吗？
如果我们强迫那些富人和有势力者也要让我们活下去——他们和他们的祖先的财富是靠着我们这些人的劳动得来的——，这难道算是我们对不起他们了吗？我们根本不曾期望过他们，为了社会的利益而放弃他们那种软体虫式的生活；他们尽可以在这种生活里活到老死为止，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剧烈地改变一种生活状况而不感觉到不幸，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任何人都不应该不幸；所以我们乐意让他们在生存期间保持那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成为第二天性的东西。但是人们究竟可以要求他们稍微作那末一点点自我牺牲，这，说到那里总是公道的、合理的、基督教的兄弟方式吧。
他们这些有钱有势的人是忘恩负义的，他们把我们当作残酷的暴君，正因为他们自己是残酷的暴君。人们常说，如果他不是从前在草窝里藏过，他就不会到草窝里去找人。这句俗话完全可以应用在他们身上。
他们大半是把我们当作凶恶的屠户，一旦当权，就会夺去他们的生命和财产，把他们的孩子们投入苦难的贫困中去。
绝不是这样，你们这些先生们，看来我们不只公正，而且是过于基督教式地慈悲了，因为我们甚至于不想在你们那偏爱的生活方式上打扰你们，如果不这样那整体的和谐在未来也还有可能的话。但是你们，或无宁说，你们的政府——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对待我们却就不是那么宽大了。我们，作为胜利者，至少将会准许你们和我们有同样的享受，而今天你们的一切努力却都是用在日益削减我们的，而日益增加你们的享受上的。该是良心发现的时候了；如果可能的话，你们且也在我们的地位上亲身感受一下试试，然后你们坦白地说，是不是你们也会和我们同样这样想，这样做。
我们很知道，也并不是一切都是出于你们的恶意。甚至于出自恶意的事很少；但是实际上你们在于恶事，而自己不知道，因此人们不断提醒你们一下是好的。
你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能否认我们的困苦是一种不幸，并且也盼望能有一个补救，只是这种补救必须从天而降。如果有人对你们说，通过你们的牺牲，你们就可以带来补救，那你们就绝大部分都不肯相信了。你们的舒适优裕的生活地位很少允许你们在我们的困苦里深入地看一眼；如果我们是在你们的环境和你们的享受中长大的，在这一点上也就会和你们完全一样的。环境和生活造成人。但是人民的真正的困苦，任何人不能比那亲身感受，亲身从幼年起就在困苦里滚来滚去的人那样正确地表现给你看。我自己纵然有我所经历的那一切困苦，还远没有尝到那最深刻的、沉重地压在千百万人身上的困苦。而如果说现在从我的笔端已经流出一些苦楚，这些苦楚足以使你们的嘴唇颤抖，那末你们可以知道，在我的意见里决没有什么夸大了的仇恨；因为我已经把这当作是我的责任，尽我的力量所及，为了那最贫穷苦难、最受压迫的阶级的利益而写作。
如果我往往为了社会上的一切惨象而暴怒起来，这是因为我平生常常有机会十分切近地观察这种困苦，并且部分地亲身感受过这种困苦；因为我自己从孩子时起就是在最严酷的困苦中长大起来的，苦到这样，使我描写到这种困苦就感觉到心惊胆战。我的存在扩大了那包围着我的困苦，而不许我在肉体上共同感觉它。由此也就可以知道，这曾是一种怎么样的精神酷刑了，并且是不是还有比在这样的情形下产生暴怒和激愤更自然的事：小孩子在那里放火，而无知的人却在那里辩护甚至赞许孩子们的愚蠢。
因此如果说我有时候对于那些特权人物应用严厉的词句，那是因为，我怎么想，我就只会怎么说。
在这一点上，人们无论如何加重刻划也不会嫌太重的。每逢我想到那一切骗局的时候：人民在尽力争取来的胜利之后，反而成了战利品，我就甚至惟恐我的话还说得不够明确、有力，惟恐对那些人民的压迫者的伪装和欺骗还警惕得不够。人民才把一个暴君打倒，就又去可怜那被击败者，又匍匐在那暴君的继承者的脚下请求饶恕了。人民就象一头大象，它把它的驾御人翻倒在地上，却又把被人高举着的那个驾御人的儿子驼到自己背上。
咳！我们的那些压迫者，他们是很柔顺的，如果他们看到，他们在人民的威力下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们往往，在这样的时刻，会流下泪来。他们自愿地拿出钱来分，到处和人握手，友好地请你们去吃饭，到你们的集会里来看望你们，那时候如果你们不能坚定地固守住你们的信念，那你们就会象那些飞蛾一样，在那灿烂的笑容可掬的烛光中烧掉了你们的翅膀。
你们要想一想，在你们已经开始走上了胜利的道路的时候，他们还可能有些什么样的手段；他们还可能采取些什么样的阴谋诡计把你们诱惑到错路上去。且彻底翻一翻那世界史的课本，回想一下那一切失败的斗争，一切已经争取到的，但是毫无收获的胜利，然后告诉我们，是不是到处一样，一切和自由的敌人的打交道，他们的个人利益的任何部分的保留，都是继此而来的反动的原因。
如果一个小孩子要求一件东西，这件东西人们不肯给他，人们就让他去注意另一件东西，以便转移他的要求。正是这样，我们的压迫者在危机的日子里也就是这样来对待人民的。42）
在三十年代以后，人们就利用战争谣言和霍乱恐怖来达到这个目的。特别是后者，在各国政府的布置下成了吓唬一切革命趋势的强有力的手段。
你们大家都还记得几乎在每个大城市前面的那些检疫机关，各个乡村、城市、省区和地方的封锁，旅行的禁止，钱币、信件的熏烟消毒等等吧。至于我，我不能否认有这样一种病，但是我那时候就从来没有相信过它的真正的、可怕的存在。我是这样想，这是一种和其他的疫病一样的疫病，但是人们故意把它说得这样可怕，为的是利用它来制造一幅反对革命运动的恐怖图象。
呀，他们象蛇一样诡谲，而我们则是象鸽子一样单纯；人们当时可以拿我们的脑壳往墙上撞，而我们根本还毫不知觉。
1830年在莱比锡，人们演了一出滑稽的革命趣剧。当时如果在全部有知识修养的居民中只要有一个人知道，他想要做什么，这件事就可能产生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重要结果。那时候我才第一次确信，人们虽然有一切学院式的聪明，一切大学生式的街头呐喊，一切在骑马、斗剑和射击上的妙技，但是在紧要的关头，毕竟可以是一个真正的蠢材。
人民在一夜之间就成了一个城市和近郊各地的控制者，只因为不知道有别的事可做，就忙于去拆毁十几处房屋，直到第二天早晨。每个人都按他自己的方式找他那一伙人去报仇。这一些人去捣毁一个批发商的别墅，因为他曾经向本城以外的地方定购很多的小五金用品，以至于夺去了本市市民的一笔收入；另一些人去砸一个被憎恨的律师的家具；手工业学徒们就到城郊去捣毁一个在护照处工作由于严厉而被人憎恨的职员的房屋和家具。这样每个人都相信，可以按他的方式来报仇。人们在大街上象流水一样涌来涌去，谁都不知道他们要作什么，而是只要逢上有一个人大胆对他叫一声“这里来，跟着我走！”他们就跟着走。他们找寻一个领导者，以便能做一番大事业；只是在这个黑夜里竟找不到一个对这件事有头脑和有勇气的人。
但是市参事会在这时候却比一切革命者更机智，它在这一夜之间就让人写就无数布告。第二天清早，人们就在所有的大街上读到这些布告，标题大书：我们的城市在严重危机中。下面是对于一切好人的无区别的号召，要求大家都到公共广场去集合，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而拿起武器来对付外来的敌人，并且说就要把这些武器分发给大家。其他一切人一律禁止上街，各家各户一律紧闭门户（那天正是一个星期日）。
去吧！有武器了！这是一个真正的诡计。武器，这正是人民所缺少的东西；现在由政府来供给他们，要多少有多少，人民想：现在可以找到领导者了。在一个这样的日子和一个这样的时刻里，是谁都不愿意呆在家里的。于是前一夜里的一切叛乱者都出现在人们所指定的每个工厂里的集合场上。那里，在缺乏白布条的情况下，他